“五‧七道路”的反思
巫宁坤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naninasdg.jpg?itok=M9JYWImT
“文革”十年浩劫，“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无不是“最高指示”的产物。“五‧七指示”导致了“五‧七干校”的产生。所谓“五‧七指示”原本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军委一份报告上的批示，他要求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两年以后，“五‧七指示”重新发表，又加上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全国各地照例敲锣打鼓，热烈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各省自治区、各高等院校，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遍及十八个省、区。从六九年秋冬之间锣鼓开场，直到七六年才偃旗息鼓。走过这条不堪回首的“五‧七道路”的多达百万人次，其中不乏享誉中外的文化界精英，诸如：冰心、巴金、沈从文、俞平伯、钱钟书、杨绛、吴祖光、夏衍、张光年、钟惦斐、韦君宜、赵丹、黄宗英、焦菊隐、曹禺、等等、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触目惊心。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五‧七指示”时，曾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五‧七干校”在全国上马之后，江青等人为“五‧七道路”大唱颂歌，鼓吹“五‧七道路”是必由之路，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实际情况如何，《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一书（北京光明日报社，一九九八）提供了历史的见证。这是“干校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为这些高论所作的血与泪的见证。这份珍贵的史料是由北京的两位作者，贺黎和杨健，以口述实录的方式采写的。
首先，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五‧七干校”的校址却往往选在土地贫瘠、交通困难的穷乡僻壤，与劳改农场的选址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文化部的一个干校干脆就设在天津静海团泊洼劳改农场，“五‧七战士”劳动时“能见到劳改犯们穿着一色的衣服也在地里劳动”。国务院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的校址原是贺兰山下宁夏平罗县“一所关劳改犯的监狱”，“女战士住女监，男战士住男监”。一机部干校在江西奉新，“利用一个劳改农场，把劳改犯都弄走了”。外经部干校在河南罗山，校址“原是公安系统的一个劳改农场”。北京人艺干校在团河劳改农场，北影干校在大兴县天堂河劳改农场，浙江省委干校在乔司劳改农场，如此等等。更荒唐的是，有的干校被有意识地建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内务部的干校在湖北江陵岑河口，建在原是该部游民安置农场，“是一个血吸虫窝子”。江西余江鲤鱼洲劳改农场，因为“那一带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劳改犯搬走了，清华大学却选了它作干校校址。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干校竟然也选在同一地区。其结果，许多人得了血吸虫病，有些人还送了命。
干校是按军队编制的，分成连、排、班，与劳改农场大同小异。领导是军宣队，解放军小战士管教大知识分子。舞蹈家王克芬回忆道：“军宣队根本不尊重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训人。”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下在天津葛沽农场，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回忆道：“军代表训斥她随时都可以，也训斥我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我们受到的人格侮辱可说是无以复加的。我没住过集中营，但我们的那个地方与集中营毫无二致。”
干校劳动经常是超负荷的。可以与劳改农场媲美。北影干校的一位大夫“亲眼看见很多同志超负荷劳动，身体完全承受不了，给军宣队贴了一张大字报。军宣队说他立场不正确，把他批了一通。”在浙江省委干校，“由于超极限劳动，身体就肿起来了。连手指头都肿了，肿得人躺不下来，只能坐在床上。”有些地方，“女同志月经期间，也照样出工，照样劳动，照样下水田，好几个都长了子宫肌瘤。”
老弱病残并不能幸免。在文化部干校，“老右派”吴祖光成了干校的掏厕所专家：“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老右派”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已五十多岁，“那时他肝病很重，转氨霉高达四百多，可是还让他积肥。他的任务是掏厕所。每天掏完厕所，他还要挑着粪担至地里沤肥。”
在内务部干校，“参事室主任王纪新，是民主人士，他说：‘我六十八岁了，还拔秧啊？‘就有人批判他不老实，逃避劳动。他哪里不老实？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还在拔秧。”双目失明的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两位副主席、黄乃和孟静之，“也无例外地倒到干校劳动。他们下到干校就在磨坊推磨，给大家磨豆腐。”
在上海奉贤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下干校的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巴金的脸孔就成了‘花猫’了。”他的爱妻患癌症垂危，还不准他去探视。老编辑康嗣群“患有高血压，插秧时栽倒在水稻田里”。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袁静，十六岁参加革命，这时戴着“叛徒”帽子下到天津市文联干校。她已五十四岁，又有关节炎，到市里拉肥，一车肥八百斤，三个人拉着一个小车。来回也要走几十里地。下坡的时候，滑得很快，她摔倒在地，头磕在地上，险些给一辆过路的汽车压死。在浙江省委干校，“金玲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当时，金玲老太太也拉板车。在连队有患肝硬化的，照样挑预制板上二楼。”全国各干校累病累死的人为数不少。
除了劳动强度大，还有精神上的折磨也很厉害。劳动回来不能休息，马上接着开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搞逼、供、信，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戏剧学院干校被打击面几乎百分之百。一位布莱希特专家，“被连续审讯批斗三个月。召集全校开他的斗争大会。在台上弯几个小时的腰，会后见他弓着腰走道，一下直不起来了。全校三百多人的粪便让他一个人掏。一掏三个小时，还要在晒粪场摊晒，臭气熏天。”社科院历史所二百六十人左右，几乎全都是“五‧一六”。北影厂也打了好几百人“五‧一六”。
瞎折腾了两三年，一个“五‧一六”也没抓到，被逼死逼疯的倒不少。上海电影干校，著名导演顾而已被迫上吊自杀。文化干校，诗人闻捷用煤气自杀。北影总工程师罗静宇，在干校被斗得死去活来，“在新影院子里，垃圾池旁边，上吊自杀了。”在辽宁省委机关干校，共产党员张志新，经过深入思考，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强烈德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九七五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
上海一位老作家说：“我在干校的六年是一场大恶梦。”这也是身心备受摧残的“五‧七战士”百万大军的共同感受。批判“四人帮”，吐吐苦水，无可非议。“无罪流放”生还者，尤其是党员，欢呼“拨乱反正”，庆幸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痛定思痛，若不对毁国毁人的“五‧七道路”作深刻的历史性反思，探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汲取教训，则知识分子的前途仍然会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经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特别是“反胡风”和“反右”，数以百万计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整肃，或锒铛入狱，或流徙边陲，家破人亡，死伤整藉。整个知识分子群落俯首贴耳，万马齐喑。“文革”初期，经过两年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血腥清洗，毛家王朝已树立了“绝对权威”，但仍念念不忘彻底奴化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强化绝对独裁政权。于是，借口“清理阶级队伍”，把大批中、老年知识分子和干部发配农村“安家落户”。同时，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为号召，强迫千百万中学生“上山下乡”。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则巧立名目，以“五‧七干校”为幌子，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专政。“五‧七道路”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整肃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延续和扩展。
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过去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又是怎样认识？几十年来，个人在历次运动中是怎样表现的？这些是生还的“五‧七战士”不得不“触及灵魂”进行反思的问题。
著名演员凤子，从十四五岁就“追求进步”，五十八岁下干校，苦头也没少吃。但是，事过境迁，她却自豪地说：“我一直向往加入共产党。直到一九八零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为我一生理想的追求打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可怜的凤子！
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却说得很沉痛：“‘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来，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我们都是进步的艺术家、党员，有专业成就，有社会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亲耳听见过少奇同志对文艺有什么具体指示，可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承认自己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干将。这是党性失去贞操，艺人缺了艺德。都这样，国家要亡的。”
文艺理论家雷达，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下到文化部干校，和许多知名的文艺家一起熬过了“荒废与荒诞”的岁月。但是，他认为“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要反思自己灵魂中深藏的东西。”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栾勋，在题为《人事与狗事》的告白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走过的从五七年“反右”到“五‧七干校”的可耻的道路：“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我对林彪的做法有察觉，说过林彪没好下场，但是还是天天念念叨叨地祝健康。这是狗事。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比如在北大，评我‘五好学生’上光荣榜的，是他们，批判我的也是他们，这就是这一代人做的狗事。”
放眼干校的百万“五‧七战士”大军，其中干过“狗事”的一定大有人在。可是有多少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呢？有多少人认识到，当年慷慨激昂，声讨“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等等，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无罪的同志，又流放荒原，正是为自己日后的“无罪流放”铺平道路？回首前尘，久经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唯有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盲从权势，不曲学阿世，才有可能荡涤灵魂中的污泥浊水，做堂堂正正的人，永远不做狗事，永远不当狗腿子。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五‧七道路”椎心泣血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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