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7)
李志绥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aasdga.jpg?itok=-Uk1TnyP
1948年，香港。俯瞰二战后重建的新九龙城，远处是香港本岛。我二十九岁那年正在澳大利亚雪梨做船医。那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未费一枪一弹便和平解放我的故乡，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时仍叫“北平”的市民夹道欢迎他们的“解放”。现在共党领导阶层准备将北平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北平也将恢复其原本的名称——北京。国共内战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确定共产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岁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兴建的那所传统四合院里。我老家富裕，属上层阶级。高墙和瓦顶平方错落隔成三个大院，院中种满花草，总共有三十多个房间。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厂一带。琉璃厂曾在明朝专门为皇城制造金色的琉璃瓦。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单独一间房内，每年李氏子弟都会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厅开的中医诊所仍然保留了下来。我曾祖父富而有礼好施，对穷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边另外开了一个药铺“沛芝堂”，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断和药品。我先祖在琉璃厂一带和北京许多地方以慷慨而闻名，
我自小便相信穷人有他们的苦衷，应该善待他们。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将我与穷人隔了开来。北京穷人很多，我母亲不准我出大门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里便期待我成为医生，将医业家传发扬光大。我也以先祖为傲，并立志向上学医。我叔父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也是个乐善好施的良医。河南在流行斑疹伤寒时，他自愿前去行医，结果染病，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他遗孀和两个儿子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同住的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父亲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便和我母亲成婚。我父亲是唯一未承继家传衣钵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下我母亲和我前往法国留学，一去七年有余。周恩来是他团里的同学，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我父亲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官员。
我父亲回国时，带回来一位法国太太跟我们一起住。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亲是个传统中国女人，单纯而不识字，裹过小脚，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愿便是相夫教子。那时中国男人可以合法拥有数个太太；这是富豪子弟之间的风尚。但李氏家族从来没有这种先例。虽然如此，我父亲的法国太太温和守礼，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学里教法文。她对我特别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从我母亲时常爆发的愤怒和家法杖责中感到她对我父亲的不满。这也是等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懂的。
我童年时便憎恶我父亲。我们很少见上一面，他带给我的大都是负面的影响。族训教导我要牺牲奉献和服务人群，但我父亲渴望权势。我先祖注重道德修养，我父亲却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国姨太太回国后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蒋介石政权。几年后法国姨太太去世了，我父亲也未曾再娶，转眼成了纨绔子弟。我对他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径感到羞耻，决心成为悬壶济世的良医。我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使我厌恶国民党，并在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也许我对我父亲的憎恶，也是我后来对毛泽东纵欲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血，以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字、诗词、艺术等丰富的历史遗产为荣。我对近百年来中国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学时代，我读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以及法国、日本和俄国相继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国的分裂残败，外国租借地在许多城市中散布，自外于中国法律。我从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滨公园的入口上有一块臭名远播的标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使我非常愤怒。我跟许多人都把中国的衰弱归罪于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岁时，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我母亲和我逃离北京，南往苏州。随后我在美国卫理公会设立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全盘美式的英语教育。学校宗教气氛浓厚。一九三五年，时仅十五岁的我受洗为基督徒。
我那时也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他这种富裕背景的人来说，这很不寻常，但他全是凭一股救国情操和对贫民苦痛的关怀。我父亲要送他到法国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周末都来苏州探访我们。他教导我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其对劳工阶级的压迫，并介绍共产党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愿与日本满洲政权斗争的懦弱。他让我相信共产党全力在对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向往他口中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强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国。我念了他给我的几本共产党书籍。大哥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朱德和毛泽东则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视朱毛为中国的弥赛亚。后来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鲁迅也支持共产党时，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约在此时，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亲的干女儿跟我介绍她一位中学同学，她叫吴慎娴。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慎娴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后我们才结婚。那期间，即使战争迫使我们两家越来越往内地避乱，我们都会尽量想法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后，我和我母亲逃往武汉。一九三七年我们抵达四川首府重庆。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将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一九三五年秋天，红军在蒋介石军团的重重围剿下弃守江西山区，完成长征，并在陕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就读，此校于一世纪前由加拿大教会所创办。日本占领北京后，许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华西协和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战时并校。两所大学都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校中大部分的教授为美国人，我用的是英文课本，接受的是现代西方训练。我毕业时有两张文凭——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证书。
慎娴原本在重庆复旦大学念社会学，后转往成都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就读，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院里设备十分现代化，医生们都极为尽职。我的志愿是成为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娴结婚，娴那时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员。
国共内战随即爆发。通货膨胀闹得人心惶惶。慎娴的薪资比一般人高，一月相当于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镑给付。相较之下我的相当于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国纸币。我每一领薪就马上拿去黑市换成美金或银币。百姓推着一车车的钱上街。米价狂飙，太平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偷钱的人，被迫纷纷闯入米店抢米。
在这片混乱中，我同学黄梦花正在香港做医生，他建议我去生活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医生收入颇丰，娴鼓励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离开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转到澳洲东方公司，在雪梨行医，时而在往返澳洲和纽西兰的船上做船医。我收入稳定，娴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国人共事。
因为澳洲当时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娴前来澳洲和我同住。身为中国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医挣钱，但我永远无法成为澳洲公民。我的骄傲和自尊使我憎恶这个种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个小公寓里。我认识的澳洲人都觉得中国没有前景。我变得更形沮丧，我留在那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也不想住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骄傲不容许我成为外国国王统治下，没有选举权的子民。
因此在共产党解放北京时，我十分振奋。我确定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外国租借地和帝国侵略的结束，中国终于能再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刚收到了母亲从北平来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信。他抗日战争时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接收北平后，他随着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进了北平。他很高兴回了老家，并希望我回去。
信中写道，现在很缺少合格的医生，回来后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团聚了。看完信后，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娴计划来澳洲和我团聚。我可以将母亲接出来，或者每月寄钱回去都没有问题。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无法完成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志愿。中国人在澳洲没有发展机会，而且就算我钱挣的再多，澳洲仍是个异邦，离开中国，我只是象没有根的浮萍一般飘零。我的爱国赤诚，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复活节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昨天与杨先生约好一同去参加复活节游行，然后到他家过节。杨先生是土生土长华侨，但仍旧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夫妻二人带着一儿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开个杂货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杨家，杨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将大哥来信的事告诉了他，我没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收起了笑容说：“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耸耸肩说：“我同你不一样，我全家都在这里。那边给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会去。澳洲虽然实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国人口太少，谋生容易。你应该问问你大哥，是什么事，有多少工资，可以两边比比看。”
他的话更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操，我并不在乎挣多少钱。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真能由此富强起来，个人的生活暂时下降，也是值得。我离开杨家当天就给慎娴写了封信，让她写信去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娴来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的一封短信。傅连璋在中国医学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长征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训练的基督教医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疟疾。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战时司令部任共产党领导阶级的医生。傅的信写得很诚恳，欢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没有问题，并且希望我转告别的医生，愿意回去的，一律欢迎。但他只字未提薪水的数目和我工作的性质。
我看到信真是受宠若惊了，一位部长肯写信给我，说明共产党爱惜人才，延揽人才建设国家的决心。我抱着感恩知遇的心情，决心回去。
在我动身的前夕，杨请我到他家里，同时还约了两位在中国城开业的华侨医生。他们祝我一路平安，并且要我以后给他们写信，又说：“如果工作不合适，还可以再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应澳洲医学会邀请到澳洲访问时，曾顺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杨先生一家。但杂货店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里与慎娴团聚。这里很热闹，上海战事已结束，天津与香港之间已经有船通航，香港拥来了大批由内地逃来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先去看了黄梦花，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十分惋惜，说：“我们一起在这里干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连璋的信后，他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话，你写信来，我也回去。”后来我没有写信叫他回来。
走前我们又去看慎娴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张今铎先生，他正准备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共产党召集了无党无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这个会议。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这能给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和非共党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实权和发言机会。新共产党政府会运用我们的精力、教育和才能来改造中国。
张令铎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现在有了希望，应该回去参加建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办第一次大会，会中表决通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央政府领导成员名单，毛泽东将成为新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为刘少奇和宋庆龄等人。但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演变成一个笑话——共产党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务。政治协商会议只是个花瓶而已——摆着好看，但没啥用处，凡是斗胆不识相的向共产党进言的委员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张老师便是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张于一九五七年被批斗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给他平反了冤案，可是这时他已是龙钟老人，两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一开始，在政治迫害还未展开前，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统治中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我崇拜共产党，将它认为新中国的希望所在。我在澳洲像个瞎子，前途茫茫。回祖国以后，我将对新中国贡献我的才能。因此每次当我隐约见到共产党黑暗面的时候，我总认为那些是无伤大雅的个别现象，而将他们抛诸脑后。
在香港跟我们合住的黄先生将我介绍给一位姓严的先生，在见面前黄对我讲：“严先生负责挑选优秀知识分子去北平。经过他介绍，回到北平可以到医学院教书，工资也会高。你最好送他点礼品。他没有手表，你买块瑞士表送他就可以。而且凡是由他介绍的，全部路费都由他们承担，到北平后还招待食宿。这样算下来，你可以省不少钱。”
黄这番话自然是为我打算的好意，想让我用点小礼换来不少好处。但我痛恨贿赂，中国几千年的官场不就是贪污腐化吗？我天真的以为，共产党绝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败。我对黄说：“我认为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我靠本事吃饭，不做这样的事。”
以后我再没有同这位严先生来往。他后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且是某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之一。数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人，先派到香港，后又派到民主党派工作。
后来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极为动荡不安。我年轻天真，满怀理想，我将回到故土，并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医院中任职。我将承袭我家医业传统，并遵照医学学位里的誓言，不论贫富一律尽力救治。我会成为伟大的神经外科专家。医学将是我对建立富强新中国的贡献，在那个新中国里，人人平等，贪官污吏绝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我与慎娴由香港乘船经天津回到北平。我一九三二年离开北平，十七年后回来了，亲戚们见到我都说：“你可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是归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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