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我怎样成为一个美国右派
我怎样成为一个美国右派曹长青 2018-10-29
中共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刚三岁多，所以还没有资格被打成右派。但是在美国我成了一个右派，但这不是被别人打成的，而是自己选择做的。
或许由于近年来我在文章中多次抨击西方左派，有的朋友对我怎么成了右派很是不解，尤其是想到右派是“保守派”的时候；因为在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通常是指亲西方、反中共的；而“保守派”则通常是指维护政府派。
但在西方这个概念正好反过来：“自由派（liberals）”是左派。如果以党籍划分，左派政党在美国主要是民主党，在英国是工党，在法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加拿大是自由党，在澳大利亚是工党等等。
而“保守派（conservatives）”是右派。在美国是以共和党为代表，在英国是保守党，在法国是共和联盟，在德国是基督民主党，在加拿大是改革保守联盟，在澳大利亚是自由联盟党等等。
其实，如果不按字面，而按两种观点的实际内涵，中文应把右翼保守派译成“传统派”，而把左翼自由派译成“激进派”。实际上在英文里也经常见到这种表达，说左派是radicals（激进者），而右派是traditionalists（传统者）。由于中英文翻译和其所表达的内容上的偏差，不仅中国人困惑，西方人也困惑。我妻子就曾在1995年夏天的一个月内分别被美国两家大报（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右派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编辑问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到底是指持什么观点的人。
为了清楚、简单起见，我在本文仍使用左派、右派。回想我自己在美国对西方左、右派的认识过程和经历，觉得写出来或许可以给那些对西方两大较量势力尚不十分清楚的中国朋友做一个参考。
我1988年刚到美国时，主要感觉和体验的就是美国“太好了”！因为这个国家全方位的文明程度实在和中国反差太大，我像个六岁的儿童进了迪斯尼乐园，兴奋不已，看得眼花缭乱，根本看不过来。除了日常生活的体验之外，最初的几年，和许多刚从中国来的朋友一样，赶紧翻阅各种中文报纸，希望能尽快了解、熟悉这个国家。但从中文报纸得到的多是关于美国重大消息的笼统报导，再就是中国人的社区信息等。在中文报纸上尤其见不到的是关于美国和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讨论、专家们的评论。尤其是鲜见关于美国两党的政治分歧和争执的深入探讨。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和写作的人，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一边拚命学英语，一边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了解美国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具体情形和案例上。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只是感觉“真是好”，然后是和中国独裁专制比较之后的万千感慨，而没有顾得上去分清美国内部这两党之间的具体、细腻的区别。1991年订了《时代》周刊，开始连英语带美国一起生吞活剥；1992年开始订阅《纽约时报》之后，才开始具体地了解美国社会和政治。
到了1996年夏天我和妻子一起入籍美国的时候，我们俩都自认为已经对美国社会和两党的政治理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各自选择了自己认可的党籍。入籍美国时可以自由选择共和党、民主党、独立党等约六、七个党；也可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选择了党籍也没有任何义务，选举投票时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你虽然注册了共和党，仍可以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反之同样。
当时妻子选择了共和党，主要由于三个原因：
第一，她认为共和党人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认识远比民主党人清晰；而民主党人则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太多浪漫幻想。她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许多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知和宽容。
第二，她欣赏共和党人的责任意识。共和党人强调每个人首先对自己负责。信奉共和党价值的人多是自律、发奋、敬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这点在少数族裔中表现得似乎更突出。据她个人的阅读经验，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中有突出成绩者，多数是共和党价值的信奉者。而那些一边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一边时间充裕、精力充沛地参加各种抗议游行的，几乎都是民主党、左派。
第三，由于她一直对西方女权主义、女权运动非常反感，甚至厌恶至极，所以对民主党的鼓动女权运动、强调未婚单亲母亲权益等等不以为然。而那些多次离婚、或生一堆孩子靠政府救济、或推崇性解放、抛开家庭以做单身母亲为荣、或强调男女全方位绝对平等的走火入魔的女权分子们，则无一例外全是左派、民主党，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这就更把她推向了一直致力倡导传统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的共和党。所谓“家庭价值”主要是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家庭对成员负责，家庭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应把家庭责任推给社会。
我当时则选择了民主党（1992年克林顿当选之后，我还在《世界日报》和《开放》杂志等写了赞颂克林顿当选，欢迎老布什下台的文章），主要也是由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调言论和新闻自由，这点从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判案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尤其是从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自由派法官比保守派法官更给言论和新闻自由空间。
第二，民主党人似乎更关注世界人权问题。例如，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年，对中国人权最关注和呼吁的美国众议员南茜･波罗西就是民主党籍。美国国会推动世界各国人权的议案也多是民主党籍的议员提出的。
第三，我觉得民主党人好像更善心，更具宽容精神；对穷人、少数族裔、移民等更关心，也更注重少数人的权益，像同性恋者的权益、女性堕胎的权利等等（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持宽容态度）。另外，禁枪是民主党争取的一大议题。见到美国社会这么多由于私人拥有枪枝而导致的恶性事件，自然觉得应该禁枪。而对民众可以拥有武器、拥有保护自己、反抗政府的权力一说，感觉不强烈。认为在美国这么成熟的民主国家，这点似乎大可不必。
入籍时我认为妻子选择共和党的三个理由十分充足，完全赞成；妻子认为我选择民主党的三个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也没有反对意见。于是，我们谁也没有劝对方加入自己的党，各自做了心满意足的选择。
随后就是1996年的总统大选作为从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我们都为第一次能参加投票，亲自选举自己的总统而十分兴奋，非常关注候选人的竞选议题、各项政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妻子都发现了，在选择党籍时，虽然我们对两党主要理念的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时都忽略了一个两党最重要的不同，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最根本的不同之一，就是经济政策的不同。
我们以前很少关心经济问题的议题，以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在实行和共产社会那种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在自由经济的框架下，那么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一些小的、具体运作上的不同也不必花心思去了解，毕竟还有太多其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文化人向来都不认为不懂经济是一项知识缺陷，甚至引以为荣。
在关注96年大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而且明白了，左派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从根上来看，几乎全部都和经济理念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真正了解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左、右派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背后的哲学理念分歧。而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生活，不懂经济就像今天不会使用电脑一样，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知识缺陷，而且会直接影响你自身的经济利益。
简单地说，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销、降低官僚主义）。
而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是，重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提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再分配，把征得的税钱通过福利制度分给穷人、留给政府（扩大政府开销，增加更多行政部门）。
共和党一方面认为，要靠减税、促使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削减福利，因为如果纵容福利制度，那么会有更多的懒汉永远躺在福利制度上，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通过高税收的方式把富人和中产阶级辛苦挣来的钱以所谓“善心”的名义夺走再分给穷人是不道德的。由于人的才能和条件不同，人们的财富不均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然现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只要钱不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这种私有财产应该获得保护；“善心”不能大于“个人权利”。因此共和党强调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民主党则要扩大福利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有社会公义；不认为福利制度养出懒汉。他们追求财富的平均，认为“善心”高于“个人权利”，政府有权以“善”的名义收缴别人的私产，进行再次分配。因此民主党强调均贫富，主张走福利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小政府、彻底市场经济理念的热烈追随者，从根本上完全不能认同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是其他政策之本，所以在第一次投票时，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自己入籍时注册的民主党，而把每一项的票全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随后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时正式把党籍改成了共和党。
96年投票选举的经验，促使我更加关注两党理念的分歧。而我对美国右翼理念的进一步理解、成熟和坚定是在系统地读了一些书籍和美国左右派报刊上的各种激烈争论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更发现了，左翼民主党的政策不仅脱离现实，不可操作，甚至接近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而且，他们所谓对世界人权和少数群体权益的关照，其中充满了伪善（这些我以后会专文论述）。
美国两党（其实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有根本性的理念分歧，包括经济、国防、外交、人权、环境、死刑、堕胎、同性恋、枪枝管制、种族配额制、家庭价值等等。这其中有经济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同时还与“有神论”和“无神论”有很大关联。
自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开始，无数中国知识人都在呼应这个口号；其实，从理念上来讲，存在“两个西方”，今后中国人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到底要学哪个“西方”，以哪种理念为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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