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3)
李志绥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
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
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内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特罗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
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着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
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
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着，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AB团、打AB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AB团打死了。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傅连璋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
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辛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势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蹋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姓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着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着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着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娴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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