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5)
李志绥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着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
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着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着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宵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着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着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着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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