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突破崇毛禁锢
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linasdf.jpg?itok=Tg-KbV-r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个话题，对此，我一直兴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发的巨大震撼，至今历历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文革的否定、神话的破产，客观上是无法想象的贡献。但是，林彪作为我们曾经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毛的头号帮凶，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一个那样黑暗残暴的深渊，令人在理性上不能认同对他的任何推崇和肯定。
一部有诚意的回忆录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吴法宪回忆录》，说是一本“真正的回忆录”，值得一读。于是花了几天时间，尤其在下卷部份，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确实有意外的收获，值得加以介绍。该书有八十万字，近千页，分上下两册，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刊印，吴法宪作序，其女金秋任“特约编辑”。上卷从家世写到六五年空军司令刘亚楼逝世；下卷从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起，历经文革、“九一三”事件、被捕、公审到保外就医，幽居济南。
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江西的吴法宪在中共排行中，属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干部，一直没有离开军界，隶属林彪的四野系统，一九四九年后是中共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一九六五年刘亚楼去世后由政委接任空军司令员。文革中因林彪的得势，吴法宪升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副总参谋长，有处理军中要务之权，随后，又成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与文革中的高层决策。由于空军早被立为全军标兵及其机动地位和林系背景，不少中央高干子弟都钻入空军。飞机常被指定执行一些机密任务，吴与周恩来的工作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吴法宪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这文革前五年充满激烈斗争和权谋的一名高层现场的重要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时这个毛身边执掌文革大权的首要人物今天都已死去，除毛周、林彪、康生、陈伯达外，所谓“四人帮”王张江姚、林彪“死党”黄吴叶李邱，现存活者只有邱会作（一九一四——）一人。这些人物留下回忆录而迄今可见者，惟有吴法宪（邱会作二〇〇一年曾透露写成百万字回忆录，要等他死后才让出版）。吴法宪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可以想见，现任美国的大学副教授、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的金秋女士，必有一定的协助与影响。吴法宪虽不是秀才一类，但数十年军旅生涯，主责政工，自非一般等闲之辈。他在序中称，早在一九四五年（三十岁）就与妻子相约，将来有机会“写点东西”。他说写回忆录，我早有此意。虽然，隐居济南，仍有限制，无法查阅必要的官方档案，但有亲友来往，阅读国内外出版物的方便，这给他写书不无助益。
以吴法宪这样与中共兴衰共荣辱数十年的丰富经历，记忆中储存数十万字的故事，应是不在话下。虽然史实可以留待印证，但读来感觉是平实可信的，有诚意的。至少作者遵循了回忆录一条重要规则：只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与人，最大限度提供第一手的见证。
简介说，回忆录花了十年时间，而自序写于一九九五年，作者二〇〇〇年脑中风而瘫痪，估计著作时间大约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间。其后又经过十年，至二〇〇六年才付印出版，作者已于二〇〇四年在山东病逝。
可以从下列几方面，作一些评介：
自我澄清，判罪属冤案
吴法宪在一九八一年大审中被定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在叙述文革高层活动后，对此罪名断然否认：“真是天大的冤枉”，指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指他“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也列举事实，他的所有高级职务都是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签署批准的。还有“诬陷贺龙、罗瑞卿”问题，他承认参与批斗贺罗，但都是在中央给他们定性之后。他不接受毛周整贺罗是“失误、违心”，他们就是“反革命犯罪”的指控。
吴法宪一个要害问题是把空军指挥权交给林立果，使其得以组织“小舰队”图谋杀害毛。
他承认私下当林立果面说过“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话，但实际上，一分钟也没有实行过。他说，就连他这个空军司令，甚至林彪要调动指挥空军，都要经毛批准。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他完全没有听闻。林彪“九一三”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吴法宪一直听候周恩来的指示，是紧急处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述的现场周恩来，应该是相当权威的纪录。“九一三”事件十天后，他便成了阶下囚。他回忆他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四大金刚”被捕时的情景，别有戏剧性。周恩来主持逮捕，宣布“停职反省”的决定后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顾，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然后周和叶剑英等同四人“紧紧握手”，好像老友话别一般。
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帮被抓，吴法宪以为五年的拘禁审查可以结束了，不料反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在中央和汪东兴“无话不谈”，现在汪成了副主席，他却下了大牢（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要释放黄吴李邱，为复出的邓小平断然拒绝）。以吴法宪自述而言，他的判罪主要因为是林彪的爱将所致，他在文革并无重大的独立犯罪事实，而是狂潮中的一个执行上级意旨者。他对个别行为的错误也有坦白的反省，例如武汉事件后批斗陈再道，他当众打陈一耳光，受到周恩来的责备。
揭示真相，为林彪辩护
这是回忆录中份量最重的部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吴法宪提出一些新的论据：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是公认毛刘分歧的起点，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吹捧毛的肉麻讲话，为大跃进失败粉饰，强化了毛的极左路线。吴指出，林本来是不想讲话的，但有一些维护毛的干部一直怂恿林出来讲话，如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被鼓动起来“你们要我讲，我就讲”。讲后林彪又说：他那么讲是“出于无奈”。
吴法宪又揭露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秋的一天和吴乘车时，告诉吴说，毛在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曾问周，“把刘少奇拿下来后怎么办？”周说，“只有林彪代替刘最合适。”毛同意。遂命吴派飞机接林彪到北京。当时，毛开列的中央副主席是林与周恩来二人。周圈阅时把自己划掉，林便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毛与林彪为什么从接班人变成死敌？吴法宪对他观察的林彪，作了系统的回顾。他不否认是林的老部下，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林彪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他们见面，从来只谈工作，不谈别的。毛林分歧凸显是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准备大会政治报告时，陈伯达的初稿是根据林彪的意见起草的，但被毛江推翻，改由康生、张春桥再起草而后通过。吴法宪说，这两稿的分歧，反映林彪对毛的文革路线认识还有差异。毛就是一味主张阶级斗争，林和陈伯达还是主张要发展生产力。陈由此而倒台，毛信任的是江张姚一伙文革派。
在九大二中庐山会议（七〇年八月）上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吴明确表示，他和林彪的接触中感到林所说“十亿人大国没有一个元首，名不正、言不顺”是“出自内心，也合乎情理”，林没有“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他认为国家主席是虚职，又要抛头露面，林彪根本不要去争。以此指林抢班夺权，没有根据。
实际上，连周恩来、汪东兴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吴还澄清，过去都指责叶群的说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叶对吴说的，其实是程世清向吴转述的汪东兴的话。二中期间，几乎一边倒地同意林彪的讲话，要修宪设国家主席，使张春桥、姚文元很孤立（竟跑去毛处，跪下抱住毛大腿，哭湿了毛的裤子，求毛支持）最后毛一言定局，设国家主席免谈，要批判陈伯达，指吴法宪等人是“军事俱乐部”。林则要吴不要检讨。吴说，这是林彪建国以来的一次大败仗。
二中之后，林彪就很少讲话，很低调，闷闷不乐，吴没有听到林说过对毛不满的话。直到“九一三”逃跑。对“九一三”事件的原因，吴没有作直接的解释，只是写了他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毛八月中开始的南巡。吴写道，毛的行踪，中央纪律规定，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但毛外出常要派飞机送文件，送人，这是他管的事，因而，也会知道一些毛的行踪。这次南巡，吴只感到毛在搞串连，不知道是针对林和他们几个军头的。直到他八一年保外就医时，才知道毛南巡的具体内容。
吴法宪指出，中央审查他的结论，也认为他和“九一三”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从书中所述文革初期至“九一三”事件，毛林分歧的演变事实看来，毛林已分为两派，毛倚重江青康生四人帮，极力推行毛的斗争路线，林和陈伯达及几名将军则在主张相对缓和的路线。毛和文革派眼看九大后林陈派有坐大趋势，又有军方背景，便意欲击败之。林彪洞悉危机之后，知道不可对抗，只有外逃，无路可走。
透露攻台计划与高层秘闻
吴法宪回忆录提供了一些他知悉的机密材料，当然，我们不能判断达到何种机密程度。例如，几次提到中共高层的攻台计划：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拜访斯大林，当面提出中共中央准备以一年左右时间，组建空军以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军援。一九五〇年，毛要求空军尽快准备二百五十架战机和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伞兵，参加解放台湾战斗，后因韩战爆发，已准备到位的空军便转而投作抗美援朝。在韩战中中共空军有十二个航空师参战，损失飞机数百架，苏军有五百多架投入。全国捐献运动的款项，可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
空军建军十多年中，吴透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而苏援巨大，“给了不少飞机，派了不少专家”。
另外，有些高层秘闻亦属首发。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靠中共文革小组发迹的极左秀才，野心膨胀，不可一世，要揪军内一小撮，甚至要倒周恩来，康生。于是毛批示，要将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江青不仅要拿掉戚，连戚的老婆也不放过，还要吴将戚的两个幼子送去偏远的青海机场。吴法宪说，“反军”的责任，根本搞不清，王关戚只是替罪羊，没有江青支持，他们敢为？
这类插曲还不少，不必一一列举。
逐渐看清毛的阴险可怕不择手段
中共高层的残酷内斗，几十年来，都不曾动摇他们的正统，不少高干被整得九死一生，一旦复出，又高呼万岁，皇恩浩荡，再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邓小平深知权力独断之害，可他成了太上皇时，又无耻炫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能作深层反省者，少之又少，吴法宪可以算一个。他的回忆录以事实为据，毫不隐讳地斥责毛和周，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吴在书中澄清“诬陷贺龙与罗瑞卿”问题时指出，贺罗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许多案子都是经毛周亲批、圈阅、定案的。他认为，刘邓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受迫害，“毛泽东周恩来应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此话并非推论，而是知情之言，因为中央那些可致人于死地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与成员，全由军委办事组从部队选派，而吴是军委办事组主要领导人，了若指掌。如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之罪，是在会议前夕，专案组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一份材料，仓促定案的；而彭德怀的定案，也是“应该由毛泽东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现在却成了黄永胜的“反革命罪行”。
吴法宪对毛整陈伯达也非常反感。毛在庐山会议上说，与陈“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吴说，他与陈伯达相识多年，知道他为人胆小，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文人”。在毛身边三十多年，帮毛拟了不少重要文件、讲话，怎么有了不同意见，就竟然说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指毛“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这样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吴法宪说，其实，陈在中央像个小媳妇，康生、江青可以随便骂他，林彪这边的几个军头比较尊重他，他便同他们靠近，毛对此很不高兴。这是毛打陈，“分而治之”的原因。
回忆录揭示，文革高层自“九大”后逐渐形成两派：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主），林彪为首的军队派（黄吴叶李邱为主）的背景：初期天下大乱，毛依靠军队收拾局面，军方自然坐大（九大代表、政治局中军人都超过半数），林彪威望随之升高，毛不能容纳，打陈实即打林。毛是坚决支持江青一边的。军头们从毛整陈伯达开始，看透了毛整人不择手段的本质；从毛支持江青，也令他们对毛的正义、崇高开始动摇。吴法宪说，文革后，都说毛生前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与斗争，江青在大审中予以否认。吴指出，毛确实没有一个批示批评江青的。毛对尼克松不点名批评林彪反对中美谈判，也是没有根据，“是极不负责任的”。毛动辄要人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其实，他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他以所见和亲历的结论是，“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
至于周恩来的评述，着墨不多，但看毛的脸色行事，只讲党性，不讲原则；顺从江青，讨好康生，以其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经验自恃……周的这一切，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想见，如果周在毛之后主政，可以相当务实，但政治上与毛分道扬镳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的感想是：指控林彪九一三出逃，是叛党叛国，那只有一个前提可以成立，就是这个国这个党是尊重人权的。如果这个党国将令你死无葬身之地，任何人的逃亡都值得同情，不论是林彪，还是刘少奇、王明、马思聪。至于林彪逃亡后的株连，尽管有权力斗争成份，但毫无疑义，都是毛王朝的余毒所致。
《开放》2007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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