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科研领域的碰撞
“中国文化的传统一向讲究‘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研究往往止于观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神经生物系主任、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Mu-Ming Poo）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评论说，“相反，西方的实验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止于观察自然，还要通过各种实验手段去干涉自然，以提出和验证自己的学说。如何提出假说、进行验证，正是个人创造力在科研领域的重要体现。”2003－2004年，国际科技期刊《自然》杂志出版中文专辑“中国之声”，邀请众多知名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撰文为中国科研现状“号脉”，宗旨在于促进中国科技积极发展。其英文正刊的刊名为：“以西方观点看中国科技”（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ews from the West）。撰文者认为，科技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念抉择。当东西方文化在科研领域相遇，它们对科技发展会激起怎样的影响？
作为该系列文章作者之一的蒲慕明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指出，西方学术界有着良好的科研和教育传统，在科研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学术界要想赶超西方同行，需要进行文化的反思，以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制度。
文化教育传统――接受经典vs.个人创造
兼具东西方文化背景和科研资历的蒲慕明教授在《自然》杂志“中国之声”特刊中曾撰文阐述：“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究竟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值得探讨的。尊奉权威和现存的条框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做科学研究需要有创新、突破和为之进行冒险的勇气。不同于西方人的进取精神(aggressive)，东方科学家通常着重于继承已有的理论，而缺乏抓大问题、开创新方向的信心和胆识。”他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也许和传统儒家文化以及教条主义对‘离经叛道’者的打压有一定关系。中国科学界要在国际科研领域取得卓越地位，需要几代人长时间不断的努力，形成和保持开创、进取的风气。”
蒲慕明认为，“中国的教育风格是传授知识的过程非常严谨和扎实”，但是，年轻学生不应该仅仅学到接受经典和追随标准答案，“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应该学到如何创造性地探索自然。”
随着现代实验科学的西风东渐，传统东方文化教育下的年轻科学家是更注重接受经典还是个人创造，其选择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认知世界的方式―――东风与西风的相遇
2005年8月，美国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的一篇研究论文表明，分别在东西方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视觉认知过程有显著差异。小组实验中，面对一张“丛林中的老虎”图片，中国人的视线更多的集中于丛林，而美国人的视线则更快也更长久的集中于老虎。换言之，东方人更注意目标所处的背景而西方人更注意目标本身。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人们在成长期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他们的视觉认知过程。
“东方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并由环境决定他们的社会角色；所以，如果想要有效地做事，一定要注意研究背景。相反，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约束更少的世界里，更强调独立；这使得他们不必花太多注意力在背景上。”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E ·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教授如此评论说,“所以，人们一定要充分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哪怕处于同一环境也会有不同的体验。”
当东风与西风相遇，一些新的体验、认知之门也许会被打开。2005年11月，一位东方宗教界人士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做了有关坐禅和神经科学研究的报告。他认为，坐禅和神经科学研究一样，都是通过观察体验、思考推理和实践验证来认知世界的，所以两者有相通的地方，有进行合作研究的基础。一些美国神经科学家甚至已经就坐禅过程中人脑的活动变化调控发表了学术论文。
但是，对这类研究目前有很大争论。坐禅完全属于个体体验，他人无法重复，这和传统的西方科研方法有本质不同。还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意识是否可以最终分解为一系列的物理过程？坐禅训练是个人对意识的控制，而神经科学则着重研究一系列生物物理过程彼此间的联系，这两者间的合作研究可行吗？
蒲慕明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他对此持开放、乐观的态度。神经科学家普遍认为意识是有其神经物质基础的，人的心理现象必然有其生理基础。他认为这一类研究有很大的前景，即使目前对于坐禅等心理活动还没有明确的生理定义，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也许将来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制度制约发展―――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文化的差异导致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不同又反过来影响文化和制约进步。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饶毅教授、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鲁白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教授在《自然》“中国之声”上联合撰文阐述：“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着重要或主导作用, 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目前中国的科技经费分配体制仍然是人治为主，政治和科技不分；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经费分配上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他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
蒲慕明对此表示认同。他进一步联系到目前中国有关改革院士制度的呼声，谈到竞争优胜体制应该不分科学家的资历、年龄，一视同仁，以专业水平为唯一标准。
2005年底，中国科协主席、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邹承鲁院士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发起号召改革院士的制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的确存在很大的弊端，亟需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目前院士的权力太大，地位太高。”蒲慕明说，“在美国，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代表对其过去成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院士从此成为该领域的终身权威，或是享有什么实际权力，他们一样要和其他科学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而中国的院士则有着巨大的特权效应，甚至一直把持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经费分配，而不是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进行正常、平等的竞争。这非常不利于学术竞争和健康发展。当科学家之间的竞争不是以专业水平作为准则，而是以资历、头衔为标准时，竞争者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先天性的严重不平等，人际政治必然压倒学术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人治’，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研的发展。”
在众多科学家的讨论声中，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宣布将在2006年邀请各国院士前来探讨中国院士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看来，中国科技制度的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维持传统人治还是走向竞争优胜体制，中国科学院是否可以对自身完成一次重大的改革，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正在拭目以待。
一昕，《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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