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智华-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历史功绩与“89”学潮
颜智华：《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历史功绩与“89”学潮》
（兼谈“89民运”——不过是事后伪造的政治历史概念）
引言：
本文所谓“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指1978年夏天开启的，延续至1989年“64屠杀”前为止的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时间10年有余，根据语境，本文中谓10年或者11年。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过几次由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机遇，最近也是最后一次机遇是中共建国30年后的1978年夏天开启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作为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转型为民主政治，本是一个天赐良机。很不幸的是1989年夏天政治风云骤变，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夭折。但中国知识界仍然没有丧失对民主转型的信心，江泽民-胡锦涛中共政权前后23年期间，社会各个阶层以各自的方式呼唤政治改革。但谁也没有料到，2012年下半年习近平上台大开政治倒车，全盘颠覆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和江、胡在台上期间前后共30余年改革的正面成果和积累的良性遗产，把中共政权和官僚集团整体彻底改造成了流氓、黑社会、恐怖主义政权。它完全丧失了人类道德底线，完全丧失了社会民意基础，凭借江、胡任职时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打造起来的装备精良的警察队伍，使用黑社会手段治国。全面撕毁了30年中所建立的法制规范和法治伪装，政治和道德双重“裸奔，”习近平和它改造了的政权，邪恶超过毛泽东100倍，所有转型的路径都被堵死。面对这个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迫使本文笔者（以下称笔者）首先回过头去反思1978-1989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过程历史，主要有两点结论：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理所当然的肯定。1989年的学潮只是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中的一个政治插曲，把它定义为独立于11年政改运动之外的“89民运”是某些政治贪婪者罔顾历史真相，贪天功为己有，在国外寻求个人和小群体的政治合法性杜撰的一个伪政治历史概念。相反，正是这个小团体中的当时的学生领袖，出于个人政治野心，搞下跪、绝食，以政治悲情绑架了亿万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为其安全保驾护航。在邓小平李鹏宣布戒严派军队坦克进城，血洗北京城危在旦夕时候，拒绝包括中共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领导人在内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劝告，鼓动学生继续留守天安门广场，达到“就是要流血”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64大屠杀。最要害的在于党内高层非毛化政治改革派全军覆没，四项坚持派全面掌握中央领导权。可以说，当年延续11年的并继续深入发展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就是被所谓“89民运”葬送了的。十足的历史过错过去32年了，以美国境内为主阵地的所谓海外民运，还在继续鼓吹32年前的所谓89民运的“伟大功绩。”不检讨，不悔过，不给64死难者家属赔罪道歉，可说是丧失天理良心。
历史列车运行的轨迹发生改变后很难转轨，这被中国2000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所证明了的。也是由中共建国至今的历史证实了的。因此，必须认真的如实的总结搞砸了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所谓89民运的教训，总结教训首先应该从揭露虚假，还原历史真相开始。本文就是还原历史性的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来龙去脉的历史真相和伟大历史成就，揭露其被所谓“89民运”搞砸的真相。
正文:
“89民运”这个政治历史概念，我是来美国后才听说的，它是一个伪概念，是6.4屠杀事件发生后逃跑到美国的（包括其它国家）当年学潮的参与者，为寻求在国外生活的政治合法性而杜撰的。这个概念不顾历史真实，割断“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11年历史，贪天功为己有，危害极大，必须澄清。
什么叫“民运？”我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第一次是在中共编写的近代史（党史）教科书中接触这个概念的，即“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背景是中共党史中（1946-1949）“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解放区”之军事战线之外，在国民党政府（即民国中央政府）统治区所策动的颠覆民国政府的第二条战线，以配合军事战场。主要方式是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情愿，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其作用是，骗取民心，搞乱社会。至于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是否独裁的非民主的政府？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话题，但该政府是尊重国民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范本，并朝其方向努力建设的政府。而共产党政治军事集团（属于当时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其统治区（解放区）内，才是实行的一党专政制度的，而且是共产暴政，即沿袭自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上它毫无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利，即使党内也如此；掠夺国民私有财产和财物；血腥滥杀……。即中共对国民党执政政府的污名化指斥正好是它自己“解放区”政权的真实写照，并且比其污名化的国民党独裁还要凶残100倍。这也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回到主题上来，我来美国后，看见的对89学潮的政治属性属于“民主运动”的逻辑论证是在胡平先生的《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这篇小文章里面。胡先生在文章中也没有正面阐述89学潮属于“民运”的理由，更谈不上系统的论证。只是事先设置了一个学生们的行动是“反党、还是不反党”的议题。文章中也承认89年学潮中学生们并没有提出反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无产阶级专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只是要求共产党履行法律中写有的言论、结社……等公民自由权利。然后话锋一转说：“（公民）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紧接着胡先生就结论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我理解胡先生论证的思路逻辑，即学生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口号，而是借共产党口头上书面上宣称的假民主作为口实，和它玩真的，要求兑现纸面上的承诺，实行真民主。这个真民主就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宪法中写有的公民的“五大自由，四大权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定性89年的学潮为“89民运”，那从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期间，每一年都是一个民主运动，11年中有11个“民运”了？在把历史上溯到文革时期，造反派造整个共产党政权官僚集团的反，几乎砸烂了全国所有包括省委在内的省级以下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揪斗了几乎全部共产党领导干部，这个政治造反运动是89学生们所望尘莫及的。文革造反派从政治学层面抽象，完全属于反共产党的社会民主派，造反运动无疑是民主运动。把话题回到1989年来。八九学运从属于11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还只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尾声。其地位在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中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是被89学运搞砸了锅的。
下面谈“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为省字数，简称非毛化或者非毛化运动）。非毛化就是否定毛泽东个人神话、否定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等，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据这个价值观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建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态（制度）。又由于这个运动是中共党内高层的非毛派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主要由党的政权系统贯彻执行的，所以它是一场良性的自我政治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发端的。
一、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启动初期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非毛化运动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基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是在胡耀邦支持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的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人员写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主题，犹如一颗“原子弹”，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层面挑战唯物史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从1945年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写进党章，确立它在中共党内不可挑战的地位开始，到建国后称万岁，再到1966年文革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不少人因此而人头落地，哪怕是无意中出现的口误。毛泽东死后的1976年10月，党内高层华国锋一派发动宫廷政变，抓捕了毛派在党内最高层的政治代表“四人帮”后，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按（毛泽东）“既定方针办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坚决照办，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继续大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运动的主题叫“揭批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具体内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整肃和打击党内党外的政治对立派别，把逃过毛泽东时期死劫的政治犯都杀了。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批斗社员（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行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即整人斗人；把劳民伤财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五风”死灰复燃。原本在林彪事件后松弛、缓和的社会政治氛围又被残酷的阶级斗争绷紧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链紧紧地捆绑。华国锋的按毛泽东死前的既定方针办，即“两个凡是”只是一个政治幌子，真实情况是他否定了毛泽东文革理论和文革成果，继承的是文革前17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衣钵，即共产党官僚集团整体专老百姓全体的政，矛头向下整老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华国锋实际执掌权力两年整老百姓厉害程度类似镇反、反右、四清和文革。华国锋的政治谎言完全骗不了经历过文革、后文革10年政治斗争的党内外干部和卷入过文革政治运动的民众。毛泽东个人神话和毛泽东思想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逃苏联飞机坠毁蒙古）后就破产，之后毛自己就开始做过某些自我否定，如叫停对他搞个人崇拜；局部纠正3年文革（1966-1969）和全面镇压时期（1968-1971）期间，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的冤假错案。让文革被打倒的官员复出等。在社会上，卷入过文革运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们，大多从文革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迷信、迷误中清醒过来，思考、反省……。从文革初期对民主社会主义朦胧的追求达到较明晰的认识，即通过文革造反和之后遭毛泽东抛弃甚至镇压整肃的曲折痛苦的身心经历，又经过林彪事件的政治启迪，自觉不自觉的由文革前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想化”追求转而追求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叫社会民主主义），形成一种“地下”社会思潮，原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阶层，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体。1976年“四.五”事件，在政治本质上就是表达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悼念周恩来只是打鬼借助钟馗罢了。该事件的政治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虽然在措辞上隐喻、隐晦，但谁都听得懂。如果说文革中造反派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自己“主观解读”的含义而捍卫它，但到了1976年时候则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并抛弃了它。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上述社会思潮的爆发，把事件叫反共产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事件也可以。它的范围波及全国主要大城市，代表的是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诉求，具有群众运动的初步规模，叫政治运动也可以。不论是3年文革中的造反派社会群体，还是1976年4.5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当年敢于站出来参加造反，参与抗争，是需要冒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的。而13年后的所谓89民运，在宣布戒严之前，参加游行示威宣示政治改革诉求者，是受共产党法律保护的，政治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就政治风险而言前后两者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基本无政治风险。89一代学生们，坐享了前辈们10年中参与的和两个凡是派，继而又和四项坚持派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否则哪有其合法的示威游行，罢课绝食，甚至在戒严后阻拦满载武装军人的军车的便宜事情？
把话题收回来，继续谈非毛化运动。 如果说1978年夏天至1979年年初，非毛化运动的内容除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政治历史哲学口号外，还做了几件可谓惊天动地的实事，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给阶级敌人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两件政治大事。之前给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中共党内干部平反属于否定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运动的范畴，这类成王败寇的平反例子在历史上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给属于共产党阶级敌人范畴的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蕴含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属性，有丢弃共产党看家本领的意味了。这和真理标准的改变一样，也具有政治颠覆性，对社会的震撼也类似原子弹。它与真理标准的改变两者相辅相成，构成非毛化运动发动初期的核心事件和内容。给全国民众的感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开始变了。而且是共产党中央搞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的纵向历史看，其具有政治转型的属性。也是毛泽东死前所担心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改变颜色。”
2、中共体制内历次政治运动受难群体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是非毛化运动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性推动力量。
凡是政治运动，必须有社会政治基础，包括社会共识和推动运动进程的社会群体。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他知道被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压迫了17年的人民和他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非毛化运动比毛泽东发动文革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包括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缺一不可。社会政治基础首先是自中共建国30年间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冤整、错整、黑整的体制内干部和职工与他们的家属，这是社会政治基础的中坚力量。另一个社会基础力量是被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和他们未成年的子女，即6亿农业（户籍）人口。
（1）给右派分子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阶级成分——从政治层面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右派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俗称“五类分子”的阶级敌人之一。给右派分子平反始于1978年初夏，由公安部、统战部、组织部联合发文，叫“摘帽”，意思是你的历史错误（罪行）存在，只是你经过共产党的改造已经变成好人了，不再把你当阶级敌人对待了。同年10月，又发文件：确实属于错划的右派要纠正，即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整体平反的政治闸门才正式打开了，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统一设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办理历次政治运动被整的人员的申诉案件。凡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冤枉挨整的人，都涌进各级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平反。中共建国30年历次政治运动整的人上千万，已经不在人世的由家属申诉，可谓一场规模巨大的平反昭雪的社会工程，当年人们叫平反运动（在文革中也有一场平反运动）。凡1956年之后的在各种运动中被整的人员的政治性问题（案件）大都一风吹。所有右派分子几乎一夜之间获得了解放（被邓小平卡住的几个人除外）。我在不久前写就的《反右运动是审干肃反运动的延申》一文中就说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党政军、文化教育卫生科研单位和工商企业单位中的中、低层干部和一般职员，都是按照上级分配指标划右派的受害者。土改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即政治迫害。
平反右派是政治平反运动开始的标志。既然原本在政治上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右派都平反了，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文革……等，即体制内（党内）除高岗饶漱石外；体制外（党外）除土改运动中被划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成分这件事外，几乎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人员一律平反，一风吹。实质是否定了中共建国后除土改、镇反运动外的所有政治运动。就是对于土改运动被划地主、富农成分者，1979年初，公安部发文给地主、富农摘帽。所谓摘帽，即政治上给与公民身份，不再当阶级敌对分子对待，并改变阶级成分为社员；子女的家庭出身同时也改为社员，升学、招工等不受歧视。
给右派平反、给地富改变阶级成分能够实行，其大政治背景是后文革时期和华国锋政变后平反党内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反党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走资派的高层干部。“非毛化”实际是从后文革时期开始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自我否定”了，名称叫批判林彪极左路线，让林彪顶罪。华国锋政变后，党内高层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文革中遭受打击的高层干部中一部分人的良知复苏，也是文革政治遗产的积极方面。非毛化运动就是由这部分良心复苏的高层干部发起与推动的，这部分人才是政治层面上的反党，真反党分子。而之前毛泽东给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定的反党分子都是假的冤的，他们根本不反党。文革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打成反党分子也是冤的，邓小平历史上一直是毛泽东整干部整老百姓的得力干将，心黑手狠。
（2）经济制度层面的非毛化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的非毛化运动以外，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自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从经济制度层面否定了毛泽东主导的共产党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制度。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一个意思，不同是一个隐晦一个直白。前者意思是在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制度所有制下的一种经营方式；后者是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制度外壳。其实两者解释都不很准确，不在此深入表述。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正面意义——间接启迪农民可以搞包产到户。前面段落说到华国锋上台后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农业学大寨，导致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极左路线”又回潮，割社员的“资本主义尾巴。”即禁止农民为活命，私自多种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干点私活，做点买卖等；绝对禁止包产到户。但是不久，邓小平却第二次复出了，这给人民公社干部、社员发出的政治信号是“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文革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最大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意味1962年的包产到户又可以搞了（邓小平在1962年并未公开支持过包产到户）。
政治上的平反运动——给农民搞包产到户间接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理由。包括给右派平反；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给四清运动中被冠以搞资本主义的农村干部平反等平反运动，对农村的政治冲击也是巨大的。社员们看到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都可以翻案，那经济上的三自一包也可以翻案。于是胆子大了。农村干部们也想粮食增产可以吃饱饭。于是包产到户就暗地里搞起来了。县委干部们，不少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县委以下的干部多数是解放后从农村参加工作进入干部队伍的，都知道包产到户可以增产粮食吃饱饭，每月二十七、八斤计划粮食他们也只能吃个半饱。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的农村包产到户完全是农民们自发搞起来的，和邓小平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联系。就是说，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风潮是农民阶层自发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个运动立竿见影，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一年就消除缺粮饿饭的生活状况；同时改善当地城市人口（包括干部们）的食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状况——这从经济制度变革层面表现出来的成果支持了政治上的非毛化改革运动，为非毛化政治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即经过实践的检验，共产党搞了30年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制度不是真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一夜回到解放前。”凡包产到户的就增产粮食，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提供了直接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3）党内高层较量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斗争的主战场。华国锋政变的政治属性是中共党内高层中反文革派和文革派的内斗，目的是争权夺利，这和文革政治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派斗争一样，老百姓都不要选边站。华国锋政变和两年后发生的非毛化运动没有政治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华国锋实际掌权的（1977-1978）两年中，由于资历浅薄，在党政军各界都无根基，无政治权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在文革中大权旁落的中共最高层的大佬都觊觎他占有的党政军最高职位。高级干部阶层也轻蔑华国锋的资历（浅薄），多对他搞“两个凡是”不满。这种情况为党内高层中的非毛派发动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留下了回旋的空间。这就是1978年夏天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号角能够吹起来的政治大背景。
包产到户先行省份的成果样板，助推了“大寨”红旗被砍掉。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是1964年经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伽推荐，由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政治楷模和生产技术典范，要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效法。农业学大寨运动劳民伤财祸害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即三农）已经十五、六年。特别在山西省，被扣以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而被斗，被抓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少。包产到户运动在山西省被抵制，原因是上有在中央当副总理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下有包括山西省委书记为头头的一帮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阻挠。山西省从省委到各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大都是以整人，即整倒原来的“反农业学大寨”、整倒“反陈永贵”的原负责人后上台的。解决山西问题，实际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要换党委领导班子的问题。所以山西省的“落实政策”运动的内容，还包括给大批被打成“反农业学大寨”的干部平反。据说陈永贵还多次在中央机关和胡耀邦胡闹，他后面有中央高层的凡是派和其他大佬的暗中支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的调查报告的批语”的方式，从政治上正式否定了毛泽东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砍掉了大寨大队这面社会主义红旗，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被正式否定。当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整的干部都平反。还在中央发文件砍掉大寨红旗的五个月前，率先搞起来包产到户的四川省，其广汉县的向阳公社就废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为向阳乡。当时这个县这个体制改变应该是得到高层后台的支持的。到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被包产到户实际颠覆了的空壳，从中共国家行政体制层面被废除,虽然属于行政机构名称的变换，但其社会政治昭示是颠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对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讽刺和否定。
所以，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亿万农民是非毛化运动的两大社会基础之一；是非毛化运动两大推动力量之一。
3、理论务虚会议——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的口诛笔伐。
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遭到“凡是派”控制的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杂志》的抵制并发文章反驳，但得到党内高层中在文革期间被打击的官员的普遍支持，主要是从自身政治利益角度考虑，支持否定文革，给自己平反。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命题在高层中有较广泛的政治基础，并得到认同。改变真理标准，在党内高层没有遭受到大的阻力。
给右派平反的理由是极左路线下导致的冤家错案；给地主富农改变成分是其经过30年改造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这两个决定虽然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中共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结构；同时这个平反、改变成分的事情并不直接危及和动摇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基石，所以在执行中阻力不大。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实质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就是从政治合法性层面颠覆了共产党打江山和坐江山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这个非毛化运动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1966年的文革造反（造共产党官僚阶级）运动不同，前面的两个运动是社会底层的反抗，而后者是执政党内高层中的一个派别借助在党中央占有的合法权力资源发动的，在党内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当时中共高层可以分为三个政治派别，一个是华国锋为头领的凡是派；以邓小平为标志性人物的元老派；一个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非毛化政治改革派。邓小平在1977年下半年第二次复出虽然只担任中央副主席，但上有军头叶剑英撑腰，下有雄厚的政治根基，于是华国锋派的政治权威被大大削减。这就给当时只是中央组织部长（1979年1月兼任宣称部长）的胡耀邦留下了政治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胡在高层原本就有深厚的人脉关系；时任组织部长手握干部任免大权，包括原党内高层大佬都有求于他给“落实政策”。所以，胡耀帮“官不大”，但职位处于中央权力机构的枢纽位置，炙手可热。这就是1978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能够在“两个凡是”的政治高压下顺利启动的大背景。
《红旗》杂志与《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唱对台戏，对重大政治敏感话题各派可以平等的争鸣，反映了党内高层三股政治力量处于相对平衡，势均力敌。所谓政出多门，非毛派略占上风。这个政治平衡是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的。会议上华国锋派惨败，华的政治权力基本被架空。于是，才有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的中央理论务虚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非毛派在理论论战上完胜的一次会议。
会议是由新接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决定召开并领导的，时间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时间长达两个半月。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中共中央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名义，有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报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编辑部、国务院研究室、文化部、国家科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及特邀代表约200人参会，会议形式主要是分组讨论。讨论发言内容每日以《简报》形式分发给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共高层大佬和各个省委，信息也被人传到社会上了。这个阶段里，与会人员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党内斗争理论、文革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等。据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吴江的文章：会议上首先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批判华国锋上台后仿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并追究党本身对搞个人崇拜的责任，说：“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对华国锋政变后继而于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任中共主席之时，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在内，全国上下由官方组织的举着华国锋的像敲锣打鼓欢庆游行场面，当时和我一样嗤之以鼻者众，只是不敢声张而已。
批判党内无民主、一言堂，以官位高低和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决定真理和谬误，判断是与非，对与错；以外媒（敌对势力）评论观点来整人。认为不能以领导人的看法作为对错的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批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要求废除。
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建议建立法制，实行法治。
以建国30年了，“还有2亿人饿肚子”作为例子，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回击了党内外对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55万右派、给地主富农摘帽改变成分等的指责。
还提出了人权问题。这在中共召开的会议上是破天荒的。
一句话，会上发言者冲破了共产党历来的政治思想禁区，批判锋芒直指被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领域。在数十天的讨论中，结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派，即非毛派完胜收场。但邓小平看着每天送来的《简报》，最终忍无可忍了，决定到会作总结性发言，即打击、压制非毛派的嚣张气焰。据参加会议的张显扬在回忆文章中说：“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讲，他们（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这个会议非常不满。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力群和胡乔木都是毛泽东钟爱的党内“秀才”，善于政治投机。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文革路线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华国锋政变后又投靠凡是派。二人摸准邓小平政治本质上和凡是派是一致的，即所谓解放思想不能搞“五个否定”；实践检验真理这个标准不能用来否定毛泽东。邓力群和胡乔木二人在务虚会议期间，经常去邓小平家里告状，目的是激怒邓小平出面打压。并为邓小平起草发言稿。3月30日，邓小平到会发言，提出思想解放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又叫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开向非毛派亮剑，打击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
一般人有一个认识逻辑误区，以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肃过的中共大佬都会在政治上反毛，成为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其实不一定。我在论述文革的一篇文章（《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中谈到：像邓小平这类共产党血债帮大佬，从加入共产党之日起，就认可了共产党的潜规则——成王败寇。为争权夺利在党内黑整、黑打、不讲天理良心，哪怕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不可能因为毛泽东整过他而摒弃共产党潜规则，在政治上站到非毛派立场上来。把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说成是邓小平搞的是完全失实的。如农村里的包产到户也和邓小平没有直接关系，是社员自发搞起来的，是地方干部默许的。当时邓小平也不分管农村工作，一心去挑起对越战争，搞围魏救赵，搭救他的红色高棉小老弟去了。
张显扬回忆说：邓小平到会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会议还讨论了几天才散会。虽然会议政治氛围发生逆转，但还是有人直言不讳批评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见《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甚至有人说，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
可见邓小平以中央副主席身份的政治权势并没有能够压服与会者。但“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从邓小平“四个坚持”的讲话意识到邓小平在取得了与华国锋争夺政治权力的内斗中胜利在握后，他对思想界的非毛化运动的政治打压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政治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
务虚会议是坐而论道，是政治思想斗争，意识形态交锋。虽然最后被邓小平打压下去了，但邓小平毕竟否定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这次会议深刻影响了之后10年中国政治的走向。
4、西单民主墙是文革正面遗产。大字报这种表达意见的形式始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它是共产党专政下，纸质媒体都为共产党党办，并规定社会政治内容都得和党委宣传部门的腔调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得采用上级的“通稿”的背景下，平民百姓公开表达意见的“正规”形式。当然也是党委围剿反对派人士的工具。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发文件规定把包括大字报在内的书面的口头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规范形式。即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人民群众可以在异地和不同单位间相互串连。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允许人民群众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即“结社”，文革中社会平民阶层建立的“群众组织”实际具有政治党派的雏形。这是毛泽东文革发动与进行文革政治运动的社会模式，当时叫“大民主。”就工具形式而言，大民主属于民主社会公民政治自由的权利。大民主作为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在文革运动中。写大字报的权利、给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头头提意见、给包括中共中央主席在内的领导告状的权利，都是在毛泽东死前的党代会和人大会上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中的。直到毛泽东死之前夕与事后不久，在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贴出表达政治意见的大字报，特别是在江西赣州，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公开批判华国锋，此时华国锋已经贵为中共中央的头目。从文革开始的大字报作为人民群众公开批判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工具，是被华国锋封杀掉的，华从政治上镇压了造反派社会阶层。1978年开始又有人在西单墙壁上贴大字报，当然是合法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进京上访伸冤要求落实政策（受政治迫害者要求平反也叫落实政策）的内容居多。理论务虚会议中的政治动态也同步流传到社会上，于是民主墙上批评毛泽东、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调子也随之高涨起来，当时北京某公园的职工魏京生等人的大字报具有代表性。党内高层中的四项坚持派，就是利用民主墙上否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为口实，打压党内的非毛派的。据萧冬连《历史的转轨（1979-1981）》专题史书中记载，胡耀邦为减轻来自党内四项坚持派对政治改革运动的责难和阻挠，几次间接或者直接找过在民主墙上发表“过头言论”的人谈话。但效果不佳。至于魏京生被邓小平点名抓捕判刑，除魏直接在大字报中摸邓的老虎屁股而迁怒于邓外，主要在于杀鸡儆猴，制造寒蝉效应。魏京生凭坐牢就戴上民运之父桂冠不过是政治笑话。至于所谓魏京生敢于直接反邓小平并作为他“民主之父”的政治资本，实际历史真实是：邓小平是文革造反派打倒的除刘少奇外的共产党的最高阶官员，都是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时批斗的。不论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是共产党血债帮顶层大佬之一，背负数千万甚至上亿条人命。对于文革期间毛、刘两派双方的内斗，作为事后的老百姓在政治上虽然不要选边站，不要被邓（小平）氏文革史观牵着鼻子走。但文革造反派利用大民主打倒迫害全国老百姓17年的包括刘、邓在内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砸烂（实际是搞瘫痪）专政老百姓17年的共产党各级党委（官僚机构），这即使从复仇的角度说也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其政治本质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详见颜智华《文革：毛泽东的一场政治恶作剧》）。如四川涪陵专区，文革造反派刻骨仇恨地委、县委共产党官僚集团，造反的原因之一就是1960年前后4年特大饥荒饿死了他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亘古未有的人间惨剧是地委、县委的官僚们直接人为的。这些官僚们在大饥荒后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初期还继续整老百姓。毛泽东的文革给受苦受难17年的老百姓提供了反抗机会。造反派造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反，事前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过程中遭受镇压（包括坐牢），文革3年结束后遭受打压。华国锋政变后遭受残酷镇压，包括坐牢杀头。这个社会群体反共产党官僚集团斗争的时间长达10年，是中共建国并剿灭了民国政府残留在大陆的反共武装力量的17年后，首次出现的社会性政治反对派群体。这个群体在政治倾向上是民主社会主义，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意图是背道而驰的。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运动就是文革，特别是文革中（平民）造反运动的正面遗产。没有文革造反派造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反并做殊死斗争就不可能有之后的非毛化运动。西单民主墙活动只是文革大民主（表达意见的形式之一）先后被毛泽东（约1969-1971年）、华国锋（约1977-1978年）镇压后的春风吹又生。春风就是1978年夏天由党内高层非毛派开启的非毛化运动。民主墙活动属于非毛化运动的组成内容但地位不过也是小插曲。党内高层非毛派是非毛化运动的政治核心同时也是领导者；政治平反运动和农村包产到户潮流是运动进程的两大主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命题是政治舆论前导。至于民主墙上的魏京生们的几张大字报算个啥呢？相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四项坚持派就是借用魏京生们大字报中的“敏感话语”作为打压党内非毛派的子弹。魏京生们的大字报在客观上对于非毛化运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没有起到丝毫实际的推动作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5、文化教育政策层面的非毛化运动与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文化教育政策层面的非毛化运动是政治平反运动、农村包产到户运动之外的非毛化运动进程的第三个领域，政治意义同样重大。毛泽东在延安就制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际是为共产党一党政治服务的政策。建国后的1958年，还正式制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实际就是为共产党服务）的政策。1977年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只是对文革中上大学不考试的否定，谈不上教育方针从政治层面的转变。四人帮被抓捕后，重新上演文革前的电影、戏剧也不标志文化政策在政治层面的改变。改变还是在非毛化运动开始后的1979年起。如教育方针改为“为四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废止了“工人和贫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废止了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政治内容。文艺方针由“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虽然共产党从政治上仍然掌控教育、文化机构，设置政治话题和文艺创作题材禁区，但从政治改革角度认识，毕竟还是大踏步的朝良性化方向前进。特别是文学艺术（电影、小说）作品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揭露社会主义制度黑暗，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文化界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视觉和听觉语言，对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引领作用，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非毛化运动的主力。由此，引来了邓小平四项坚持派的非难、责难，即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异化论、人性论 ；批判电影《今夜星光灿烂》、《苦恋》以及歌曲《乡恋》等。但适得其反，批判一部文艺作品反到给作者作品起到打广告的作用，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褒扬。在毛泽东时期一直充当文艺界阶级斗争整人干将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文革开始后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劫难让他政治上革新洗面幡然悔悟，成为高层非毛派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为此，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周扬。周扬的生平毕竟和邓小平差异太大，所谓鸡蛋在适当温度下会孵化出小鸡；而石头终究是石头。邓小平作为一块政治石头，比华国锋更硬。
二、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二次短兵相接
如果说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是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一次短兵相接，首次正面冲突，则1980年的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4千党内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则是党内非毛派和邓小平的第二次短兵相接，正面冲突。且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非议更深。
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有人提出应该由中央出面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一个评价；对建国30年以来的政治路线的对错、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等的成败得失等做出一个结论。于是仿照1945年在延安的“七大”上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搞一个党在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纳入工作议程了。邓小平是《决议》起草小组的太上皇，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原中新社记者高瑜文章）。一句话，邓小平要把他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坚持”体现在这个历史决议中去。尽管起草小组的主笔由原来的凡是派后又成为邓小平的四项坚持派的胡乔木、邓力群承担，但是写出来的稿子多次被邓小平打回，多次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反复修改。最后基本定稿（草案），决定交由党内4000高级干部讨论。实际参加人数5600多人，包括1000多中央党校学员。会议地点在北京，时间从1980年10月至11月。
讨论会上，与会者对这个邓小平的《决议（草案）》大多持否定意见，措辞尖锐。
认为《草案》回避了建国17年出现的路线错误，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很多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的提法。认为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且《草案》把毛泽东的错误写成是“党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当然不能接受。（见高瑜文章）。
具体说，与会者们对从建国开始的30年间毛泽东发动的所有党内斗争全部否定，包括从1954年整高岗开始直到文革。否定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搞早了搞快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否定……。一句话，否定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
与会者们不认可按照邓小平个人意思写出的这个《决议（草案）》，实际是否定邓小平的四项坚持。如果说邓小平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骄横放肆，但面对党内4000高级干部，表面上不得不收敛，压抑心中对与会者们批评声音的不满。后又继续修改。特别是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等的文字游戏过程中，煞费苦心。在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后，本文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学习讨论《决议》，一名教师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为何还叫毛泽东思想？何不改个名称叫其它思想。邓小平为保毛泽东完全不顾基本的语言逻辑了。据说邓小平面对党内的反对声音，说：宁愿《决议》不搞了，也不退让……。最终由党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实际是邓小平强奸“党意”的结果。但这个《决议》也不能完全压制非毛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如平反运动中所受理调查的申诉案件的范围继续扩大，时间跨度不断上溯。每一次对文化界的批判都遭到社会舆论的反批评，引起反弹。非毛化运动形成退一步进两步的曲线向前进展的情况。在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崩溃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随之推行，虽然缓慢。但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两项实际沦为社会笑柄。本文作者所接触的地委、县委及以下的干部，没有人不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所谓极左路线，就是理论务虚会、4000高级干部讨论《决议（草案）》会上的主流声音。大致从1953年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开始一直非议至文革、农业学大寨……为止。这些干部也吃尽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苦头。都是非毛化运动的党内群众基础。
三、中共“十二大”至“十三大”——非毛化运动从制度层面缓慢推进
1、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突破了《历史决议》的限制。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 “十二大”，在由胡耀邦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是肯定了自1978年夏天开启的非毛化运动和成果的。“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广，危害很严重。在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必须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此《政治报告》应该是按照邓小平所谓对于党的历史错误“宜粗不宜细”的指示写的；并且要遵循四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调子和之前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但比较《历史问题决议》，《政治报告》有所突破，它直言了除文革错误外，还有文革前（17年）的错误，并且要对（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文字中委婉坦诚毛泽东的错误是应该清算的。清算上溯自文革前17年。本文作者所知，即使对于土改运动，当年参加土改的干部非议也不少。
由于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产并从国家制度层面废除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上桌面，并开始推进。这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指的是改革中共建国开始，沿袭了30年的政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当然是朝良性方向改革。如废除毛泽东时期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党政分开，不要搞以党代政；权力分散。建立法制和依法治国。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等。本文作者当年体会最深的是1982年底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文。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对之前30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否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是对被禁止30年的宗教活动的解禁。“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从法律制度层面废止了建国30年中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即任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大队生产队等都可以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社员等进行批判批斗、隔离审查、抄家等行为。在宪法文字中，对公民人身权力保护规定写得如此具象，应该是中共高层里面绝大多数人在文革中都有亲身的经历，如被群众大会批斗；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抄家等。文革前17年是他们专老百姓的政，“理所当然”。文革中自己也尝到了被专政的痛苦滋味。所以说，非毛化运动和文革有内在的政治逻辑联系，杨继绳先生把它叫文革遗产中的正面部分。而对文革（包括文革前17年政治历史）解释的话语权，文革后政治走向的决定权，改革开放红利的分配权落到邓小平一派手里则是文革遗产的负面部分，就是这负面遗产部分，阻碍并最终扼杀了非毛化运动。但10年非毛化运动的绝大成果和历史意义是无容置疑的。
四项坚持派内部有邓小平和陈云两个山头，之间的分歧在于经济改革方面，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上他们两派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为推行他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借助党内高层中政治上的非毛派。在政治改革触碰共产党一党专政时候他反右；在经济体制改革遇到陈云派阻力时候他反左。党内高层非毛派就是游走在左右摇摆不定的“钢丝”上审时度势艰难行走，尽量避开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的政治高压线。日积月累改革成果，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2、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2011年年底发表的回顾文章：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是从1986年9月开始的。目的是为1987年下半年要召开的“十三大”提供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方案。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由赵紫阳负责。经过大半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写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报送中央，后内容纳入了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一项内容是《报告》中的亮点和焦点。分为七大近期改革目标。
“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七大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所谓“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概念，对于中共建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制度是颠覆性的。中共自建立开始，为打下江山是不择手段，不讲人伦道德底线，不讲天理良心的。其过程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就是非法的烧杀抢。建国初期在大肆屠杀几年后也制定了宪法和其它法律，但共产党却从未遵守过自己制定的法律，包括宪法。刘少奇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段落虽然篇幅不大，但言简意赅，把研讨小组（上百人）大半年的研讨的成果都浓缩在里面了。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的途径先从党内民主开始，从党要守法开始，法在上党在下，党内要建立一套规则和制度，首先从中央开始。十三大选举中央委员就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党政分开，权力分散。是政治体制改革七大近期目标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由党管一切的状况。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退出党务以外的该由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科研等单位依法自行决定处理的事情。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和方案（内容）从政治学角度看，有人认为只属于“行政体制”改革层面。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吴伟认为：提出的改革建议方案，要考虑“党的承受力和邓小平的承受力。”所谓党的承受力，主要指党内干部，关键是高层干部的承受力，就是这些人是否接受你提出的改革方案。天下还是这些人的，国家政权由他们把持着，他们不接受，改革就无从谈起。其中邓小平的承受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邓小平能接受。邓小平虽然只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实际是最高政治权威，可以左右党内决策。如果邓小平不接受，方案就胎死腹中，何谈改革？邓小平接受了，其它大佬就容易说服。邓小平是关键人物。吴伟说：他们政改研究小组在制定《建议方案》过程中”如履薄冰。”担负极大的政治风险。“党内有一批从内心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左派，他们的眼睛都盯在这件事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随时都在我们这些搞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人们头上晃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戴到头上，也许会让你身败名裂。”胡耀邦就是被党内最高层大佬扣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逼下台的。非毛派在党内高层势单力薄，实际是在夹缝中生存，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胆识还需要政治智慧。否则前功尽弃，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不保。即“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走出这一步，几年后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现在要做的提出来，将来要做的不讲，可能留到十年后再讲，十年后和现在的政治环境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当时中央的这些老人和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在党代会上就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这种想法，成为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一个基本原则。”“当时研讨小组不是没有谈到‘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道，配起套来。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大前进一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本文笔者当年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过上面吴伟先生所谈到的中共“十三大”召开后开始的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震撼力和社会影响。所在学校党支部书记说：“今后学校党支部要由学校所在区域的街道办事处党组织管，不归市委宣传部管了。”心中的失落感流露无遗。如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学校党支部和他这位党支部书记的地位会由县委宣传部领导降格为辖区街道办事处党委领导。
还有法制建设。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工作成绩也很明显，有目共睹。
建立对话机制的工作也是有成效的，即使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实际上的公平合理解决，但上访的渠道是通畅的。各级接待上访、投诉、控告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有做人的道德的，讲法律讲政策的，恪守职责的。
如果说胡耀邦下台是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很大一个挫折，则紧接着的中共“十三大”是非毛派取得的一个巨大政治胜利。退一步进两步。“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实际有给胡耀邦平反的意味。
吴伟先生对这一场政治改革的评价是：“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符合民主政治的方向。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进行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人士主持进行的一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改良，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开创出一条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改革的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但这场改革从总的方向说，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等。因而，从大的方面讲，在1980年代，政治专制与经济放开之间的距离是逐步缩小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实际上给前一年被逼迫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在政治上平了反。
本文作者认为：从1978年夏天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作为发端，以给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受政治迫害群体平反、农村包产到户等运动作为载体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在前行和深入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遭遇凡是派、四项坚持派的阻扰，攻击，但仍然能够前行，在11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社会共识。平反运动让上亿家庭从共产党的阶级压迫、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包产到户颠覆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解决了缺粮问题，把饿了30年肚子的全中国民众从饥荒中解救出来了，生活状况大幅度提高。30年共产党血腥残暴统治中止，社会政治氛围相对宽松。这是那11年历史的真实。任何人也否认不了也否定不了的。把这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叫“民主运动”也是可以的，按照胡平先生的政治逻辑（反共产党）。至于把“反共产党”作为定性一个社会活动是否“民主运动”的标准的对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何况“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
四、“89民运”是一个事后编造的伪概念
89年的学潮直接起因是胡耀邦逝世，胡是非毛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军人物。他在1986年底被党内高层四项坚持派搞下台.群众性悼念胡耀邦活动既是对他的怀念同时也是对四项坚持派的声讨和谴责，属于一场政治示威活动。这个政治活动属于自1978年开始的延续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是非主要、非重要部分，甚至根本就无足轻重。当时正值十三大结束半年多，“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实施，社会政治氛围非常宽松的。学生的示威活动遭到当局的责难和打压，打压的具体方式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扣了一顶“动乱”的政治帽子，破坏安定团结。平心而论，共产党中央当局也有它的“言论自由”权利，你学生方不服，可以和它辩论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完全可行的。作为学生方面，给当局提出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撤销给学生头上扣的“动乱”的政治帽子，承认学生的活动是爱国的。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等。这些“标的”都是当时共产党法律范围内的合法的。但你学生方的领袖非要“得理不饶人，”把事态扩大，矛盾激化，把示威抗议活动升级，应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自不量力。
就学生方面口号、诉求看，与整个11年非毛化运动的内容比较，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没有一点新东西。观念上只是理论务虚会和4千高级干部讨论会等会议中所提出过的政治观点之毫毛。在行动上，和10年前农民们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私自搞包产到户比较，1989年学生游行示威是合法的无任何风险。至于为得到与李鹏对话的机会去人民大会堂前下跪；跑天安门广场绝食等，完全是胡闹。本文作者当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某学生领袖与李鹏对话时的蛮横态度，虽然当时作者从政治上是完全支持学生一方的，但也觉得此学生态度傲慢、蛮横，有无理取闹的嫌疑。用下跪方式逼迫李鹏接见对话，既非体面也失人格尊严。我当时看到电视新闻总觉得怪怪的，几个领头的“领袖”根本没有政治民主素养和人文修养。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更要命。邓小平实施戒严同时调集数十万军队进城后，还不听包括支持学生方的中央几个领导人、文化界名人（如知名作家张洁）等的苦口婆心的劝解，始终不撤离广场。最可恶的是有“领袖”不惜冒军队开枪镇压的巨大风险，拿广场上学生的生命安全作政治赌注。甚至估计到军队会开枪而蓄意制造流血事件以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从善良角度理解是政治幼稚，意气用事，缺乏人性道德。从政治斗争角度考量，完全是用心险恶，卑鄙无耻之极，和宗教极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没有两样。凡是为某种政治目的鼓动他人特别是平民，赤手空拳去对抗武装警察或者军队做流血牺牲者，要麽是政治野心家或者不怀好意存心不良者。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教材）都是宣传为革命献身，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献给党。”而鼓吹此精神的党的领袖却安全无恙。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量，1989年的学潮，在初期（搞绝食前）都不构成一场独立的民主运动，只是11年非毛化运动的附属并且是尾声。后期搞广场绝食是学潮政治历史属性和作用的关键转折点，由积极的政治行动开始转变为胡闹，添乱。它非常严重破坏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正常进行。邓小平李鹏戒严并且军队入城后拒绝撤离广场，则整个学潮的性质完全走向了反面。当时作为邓小平这种老谋深算的久经沙场的中共高层的最高实权人物，不可能把在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作为解决事端的首选项，还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宣布戒严就是最严厉的警告和武力示威，是“先礼”。进城的军队遭遇10余天的强行阻拦，最后才下令开枪屠杀。平心而论责任完全在鼓动不撤离广场的学生领袖。老虎要吃人谁都知道，“明知山有虎，你偏向虎山行”，被老虎咬死、吃掉了你去追究老虎责任？何况这个流血惨案本身就是鼓动者要达到的后果，目的是为引起后续的政治社会效应。像这种政治或者军事行动上的赌博，如果侥幸成功如愿不说；如果失败，将军会被军法处置甚至脑袋不保。如果是明君（君主）自己的决策，即使不下罪己诏，内心也会自责不已。只有共产党会把丧事当成喜事办，例子就不列举了。
非毛化运动开始后，丧事当喜事办的党文化惯例被质疑和抵制，如石油部属下的渤海中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违反技术规程发生颠覆机毁人亡，石油部按照毛泽东时期惯例，丧事当成喜事办，开大会表彰事故死难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革命精神，褒扬嘉奖。不久新华社记者揭露事故真相，部长被中共中央罢官。批判了工作中以“政治正确”为标准，罔顾人命的官僚主义。
64屠杀后逃跑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的所谓“89民运”英雄们，非但不反思、检讨，而是年复一年地躺在“革命功劳簿”上，以所谓“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自诩，罔顾中国民主革命、罔顾几代反共义士抗共反共历史，杜撰中国民主运动是由1989年的他们开创的。自欺欺人，贪历史天功为己有。这确实欺骗了不更事的后辈和老外。这是政治道德和个人品质道德双缺失的表现。真相之一是，这批89学生，都是沐浴在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春风雨露下读书长大成人的，其自由民主理念都是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邓小平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学到的。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贪前辈之功，岂有此理？历史上凡是刻意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政治利益集团评功摆好，树碑立传，甚至造神的，目的都是为图利。
所谓89民运，它葬送了自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让党内高层非毛派全军覆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被颠覆。还有流血牺牲的成百上千鲜活生命。姑且撇开本文前面所述“89学潮”根本不是一个独立于11年非毛化运动之外的单独的政治运动，仅就以上面一段所叙述的事实而论，也必须全盘否定。学运“领袖”至少应该给死难者及其家属道歉。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1989年是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中又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让人极其悲痛的社会政治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被“89民运”搞砸了自1978年夏天开启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所导致的。最终恶果就是习包子上台全盘颠覆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遗产（其中包括江泽民，胡锦涛23年改革中的正面内容）。把共产党政权完全打造成流氓黑社会恐怖主义政权，完全断绝了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事后伪造的“89民运”政治历史概念必须全盘否定。
（2021年6月3日初稿；6月20日修订）
本帖最后由 打倒习共匪首 于 2024-4-25 23:36 编辑
关于对上面文章重新推送的说明：本文章是3年前（2021年6月3日）写就并上网的。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在国内政治历史学者中属于常识。来美国后动笔写该文章的原因在于要澄清政治历史真相，还原被以美国为主要聚集地的“民运群体”刻意歪曲了的政治历史本来面目，主要在几个政治历史问题上：
一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开始而非1989年学潮开启，魏京生、王丹是“民运之父”的说辞荒诞不经。
二是1989年“学潮”根本不是一场独立的政治运动，它只是自1978年夏天开启的一直延续到1989年6.4开枪之前的“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纷繁庞杂的事件之一，或者说只是10年政治改革链条中的一个节点，并走向了反面——初始，严重干扰了中共十三大后正在稳妥推进的政治改革工作；到5月中旬学生领袖搞下跪、绝食等纯粹是胡闹；下旬在军队入城形势危在旦夕之际还鼓动学生不撤离天安门广场，刻意给邓小平制造出下令开枪的政治大形势和便于开枪镇压的现场局面。开枪根本不是邓小平的首选项，而是学生领袖主观要促成的（当时柴玲、封从德等领袖公开说的）。凡是蛊惑他人赤手空拳去流血、送死的人不是居心叵测的政治狂徒就是心怀鬼胎的非善良之辈。64天安门流血惨案的发生类似抗日故事中“王二小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学生领袖就是王二小，留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犹如当年的日本鬼子上了王二小的当，中了王二小的诡计。
三是根本还在于这些人砸了10年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的锅，使中国政治民主转型功亏一篑。学生领袖们作为历史罪人非但不谢罪，还伪造历史，贪天功为己有，吃30年血馒头不知羞耻。还有民运大佬中不乏共产党外派特工，制造散布政治历史谬论，混淆视听。并由共产党安排渗透进入了美国政府、国会下属的人权、宗教、学术、媒体（中文部）等机构，控制了人权基金、劳改基金和其它基金，牵着美国政客鼻子走，双方沆瀣一气，欺骗美国纳税人。同时打压从中国来美国的有真知灼见的良心人士。因此，该文章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揭示了美国民运圈的现实真相，文章上网3年来无人敢回应与辩解。（作者颜智华2024年4月21日于美国。全文2万多字，国内打不开链接者可以用推特或者脸书私信告诉邮箱，作者给发送全文）
为何要审查我的跟帖？
1989年只有学潮，根本不存在所谓民运。当年学潮资深领袖刘刚（是来美国后唯一说真话者）说：“89.64”和民主运动无关。这些人心中不满的是中南海里面的鸟位置，他们没有坐上“。
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西、柴玲……等根本没有政治民主素养，纯属个人野心膨胀。下跪、绝食、占领天安门广场纯属胡闹。严重干扰十三大后正在深入途径推进的政治改革进程。他们胡闹的诉求，是要求中共中央承认他们是爱国的，不是动乱。还把从湖南来北京的余志坚（中学教师、喻某某（报纸编辑）、鲁德成（工厂职工）三名向毛泽东画像扔鸡蛋的人士扭送公安局，被判重刑。
在戒严、军队进城，形势危在旦夕的时候，还鼓动学生不撤离广场，柴玲公开说，就是要流血（包括柴玲在内的所有学生领袖都安全撤离广场，死的都不是学生领袖，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情）。64血案的罪魁是学生领袖，其次才是邓小平。开枪根本不是邓小平的首选项，而是居心叵测的学生领袖可以给邓小平下令开枪制造了政治大形势和可以开枪的广场局面。学潮最终结局是：导致中共高层政治改革派全军覆灭（下台），中国政治民主转型功亏一篑。因此学生领袖纯粹历史罪人。跑美国来后，这帮人年年搞”纪念64“，吃血馒头，骗捐30年，腰缠万贯。没有给64死难的人士的家属一分钱的资助，没有给死难者和家属道歉、谢罪。这就是89.64的真相。
下图：学生把湖南3名向毛泽东像扔鸡蛋的人士扭送公安局。
下图：毛泽东像下方的白色横幅上写：“这不是学生干的”。学生们马上撇清与三名湖南人士扔鸡蛋的行为没有关系。
89民运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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