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破译]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1958年年底开始，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11月，毛泽东率先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中已经觉察的具体错误。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纠“左”开始，以反右倾告终，中央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严重意见分歧。1960年继续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蔓延，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纠“左”措施。当时，毛泽东虽然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对经济困难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有不同看法。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认真研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等同志关于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原因的讲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国民经济困难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造成严重困难原因的分析，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因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希斯尼·卡博和贝基尔·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不同意见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开始有所好转后，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可以说，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动因之一。
这时，毛泽东对国际阶级斗争的估计也不切实际。他鉴于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教训，对中国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很担心。1965年5月5日，他在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表露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他说：
“他们那个党(指苏共。——引者注)开始是革命的，他们(指列宁、斯大林。
——引者注)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当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这个指导思想的矛头日益明显地指向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围绕社教问题，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分歧明显地表面化了。
在此之后，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强调干部蹲点的重要性，说自己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对于刘少奇的这个说法，毛泽东认为贬低了他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很不满意。这年的12月26日，他说：“
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后来，1966年8月4日，他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王光美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简称《桃园经验报告》)，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写道：“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指出：“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指参加8月29日至9月1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同志。——引者注)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引发江青强烈反感。据《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一书披露：“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了一场。”“她哭着对毛泽东说，人家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现在你毛泽东还没有死，刘少奇已经作公开报告，反对你毛泽东了。”王力认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江青最重大的政治性的意见。第一次让江青正式干预最高领导层的事情，得到了成功。”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还召开过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会议对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但是，《二十三条》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看来，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动因。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文革”的历史证明，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修反修，但这些发动“
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终于找出“一种形式”，即通过
“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极其严重。国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
“变修”。国内，各级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而从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对形势估计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更使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领导。他的这种担心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流露过。2002年1月18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对她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进一步明确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在制定《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对中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强调要形成“整个阶级斗争”，甚至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
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当晚，他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吃饭，江青也在座。他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是上述“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发出号召：“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酝酿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不足以全面解决问题，开始思考和酝酿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后来1967年12月3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回顾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构想。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
”
“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对于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从1962年以来产生的意见分歧，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暴露得日益明显，周恩来自然有所觉察。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会由此引发一场长达10年的政治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是绕开中央
“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的。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进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工作，他依靠和重用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而对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已经存有看法，越来越不信任了。1966年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说过：“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期间，许多事情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老同志，都是知道的。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吴庆彤，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里，就反映了周恩来当时这种处境：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工作，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
‘南粮北调’的问题；同时处理河北省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充分说明“文革”的酝酿准备工作，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他们确实是不知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诡秘情况下炮制出笼，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索。
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同时，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江青还找过李希凡，授意批判《海瑞罢官》，也遭到拒绝。康生也对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曾对江青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但是，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去上海同张春桥策划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后，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意见。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对于姚文元这篇以笔杀人的文章如何秘密策划的情况，后来江青曾经得意地表功过。1967年
4月12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遍。”江青还规定要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封锁消息。江青特地说：“不叫周恩来看!”
姚文元炮制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广大读者或著文或写信予以驳斥，仅上海《文汇报》就收到来稿来信3000多件。当时，史学界反应强烈。11月14日，吴晗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第二天，毛泽东看了这篇
“简编”后写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他还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知识分子是会寒心的。”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斥责姚文元“陷人于罪”。元史学家翁独健认为：“姚文元给吴晗下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谈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时说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
由此可见，对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是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刚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也一无所知。因此，当有些地方转载这篇批判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文章时，彭真下令北京各报刊一律不转载。他还曾对《红旗》杂志一位负责同志说过：“《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要转载。”1965年11月
26日，彭真还明确指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
江青等人对北京的报刊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非常恼怒，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要上海市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但是，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由于江青挑拨离间，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满迅速加深。后来，1967年2月3日，他对卡博、巴卢库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随后不久，周恩来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审阅批发的，并告知彭真，认为北京的报刊不能不转载了。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主持讨论北京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邓拓说：“
吴晗很紧张，因为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听后仍然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布置写一个转载的编者按语，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到吴晗名字都加同志二字。
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且加了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定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和文艺工作实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方针，指出：“我们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真实意图，彭真、周恩来先后审定的《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编者按，都力图将吴晗著《海瑞罢官》由政治批判引导为学术讨论，以免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为此，12月14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2日，彭真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27日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对学术讨论和批评表示欢迎，还列出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说明。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尽管受到广大读者的批驳和许多报刊的抵制，以及吴晗著文辩诬和彭真等人抗争，但是，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终于成为引发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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