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中国又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关押作家最多，关押记者也最多
说真话的作家和记者，不是在监狱中，就在去监狱的路上二零二四年五月一日，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发布了“二零二三年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 报告显示，二零二三年，全球有最少有339名作家或公共知识分子被监禁，中国监禁了107人，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连续五年名列全球第一。这个“世界之最”是否光荣，习近平心中有数。
这份报告分析指出，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107名作家中，有50人仅是在网络上批评官方政策，或发表政治、经济相关言论、表达支持民主的观点，就被以“寻衅滋事”这类模棱两可的罪名定罪。此外，有一些维吾尔作家被以“分裂国家罪”逮捕判刑。香港的一些作家则成为“港版国安法”的牺牲品，美国笔会研究主任塔戈尔（James Tager）形容，“香港在二零二零年订立的国家安全法，以及对任何异议的持续镇压，引发了创意产业的毁灭性转变”。
两天以后，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发布了二零二四年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报告”。该报告指出，二零二三年，全球遭到监禁的记者多达521人——看来记者这份职业的危险指数高于作家。其中，有121人（将近四分之一）被关押在中国，其中分别有12人与42人被关在香港和新疆。“记者无国界”执行总监魏玛斯（Clayton Weimers）直言：“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在中共当局严厉监控和打压之下，坚持说真话的中国记者或公民记者朝不保夕，即便是境外记者到中国采访，也如履薄冰。二零二三年十月，《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莉（Minnie Chan）到北京采访“香山防务论坛”，随后失联至今，宛如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国家安全”的红线在哪里，不停变动、不断膨胀的红线，蔓延成动辄得咎的红色恐怖，正如此前在中国坐过牢的香港记者程翔所言：“中共当局把国家安全的概念覆盖到全方位，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机密，以我从事新闻工作一辈子的经验看来，跑中国新闻已经成为一个高危险行业。”
“记者无国界”指出，中国关押的记者人数超越各国，也对各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管控，并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与监控，箝制敏感内容或与中共立场不符的内容散播。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是担任中共喉舌，散播政治宣传。独立记者与自媒体人若胆敢报道“敏感”讯息，经常会遭到监控、骚扰、逮捕、刑求。
在受迫害的作家和记者的案件中，“寻衅滋事罪”出现的频率已然超过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二零一三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公布司法解释，将此罪名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网络，可以此起诉“在网络上发布并广泛传播假消息或谣言的人”。于是，“寻衅滋事”成为“新三大口袋罪”之一。
若真的依法治国，构成寻衅滋事罪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犯罪者需要知道其传播的信息是伪造或者不真实的。第二，传播必须破坏了社会秩序。然而，官方以此治罪的时候，往往采取“莫须有”的模式——几位学者、作家和律师在家中举行纪念“六四”的讨论会，既没有制造或传播伪造及虚假的信息，又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却被以此罪名逮捕下狱、遭受酷刑折磨。
类似的罪名还在增加中。二零二三年夏，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新增多项处罚行为——包括处罚“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特定行为——《草案》新增第三十四条，“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都要受罚。以此推论，在中国街头穿和服、进餐厅吃日本料理也有可能被该法律治罪。
我来写黑暗時代的抗争者的故事
其实，美国笔会和“记者无国界”这两份报告中所列出的名单是非常不完整的，是挂一漏万的。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两会的公开报告中，承认以国安法律起诉的中国民众多达数十万。
然而，由于中共当局对信息的严密控制和无所不知的洗脑宣传教育，知道那些最勇敢的同胞都在监狱中的民众寥寥无几。如果不知道此一真相，就不会认为当下的中国处于黑暗时代。
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写过一首名为〈致后代子孙〉的诗歌：“真的，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老实话是愚蠢的。/一个平滑的前额/意味着麻木不仁。/发笑的人/只不过还没有收到/可怕的消息。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一场/关于树木的谈话几乎就是一桩罪行，/因为它包含着对那么多恶行的沉默！”布莱希特在诗歌中谴责了二十世纪黑暗现实中无所不在的暴政和恐怖。 他在诗中提到动荡与饥饿、大屠杀与刽子手、不公不义与绝望所引起的民愤，“当斯时也，巧诈横行，民愤无门”，在这个黑白善恶颠倒的环境中，人的面目变得更为可憎，暴怒有理，哀嚎凄厉。似乎唯有冷漠、虚伪、假装看不到事实真相的人，才能活下来乃至活得不错。
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指出，极权政府竭力制造这样一种局面——直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刻，一切都被掩盖起来，被官方代表们滔滔不绝的花言巧语、模棱两可以及报喜不报忧的片面之辞瞒过去。德国战败后，大部分德国平民，包括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平民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中被杀害，尽管从他们的家中就可以望到焚尸炉冒出的浓烟。对此，汉娜·鄂兰评论说：“既然要谈黑暗时代与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当权者’或所谓‘体制’所编织敷设的伪装，我们就绝不可以放过。公共领域的功能就在于将众人之事摊在阳光下，亦即提供一个可见的空间，让一言一行都无所遁形，好坏立判。”
有鉴于此，汉娜·鄂兰写了《黑暗时代的群像》一书，为抗争者立传。如他的老师、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传记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受其启发，我也开始了“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系列的写作，希望监狱中的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和记者们不是一串串冷冰冰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无比鲜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希望每年完成两本“黑暗时代的抗争者”，每一本写五十个抗争者的故事，这个写作计划可以一直写到中共垮台、刘晓波期盼的中国不再有良心犯和政治犯的那一天到来为止。
这些抗争者中的很多人，不曾被外界熟知，而让他们不被外界所知，正是中共庞大的宣传机构达致的目标之一。与中共投入天文数字般的大内宣和大外宣相比（青年时代跟我一起在北大校园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多名同学，成了中共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我只有一支小小的笔，但我并不认为我与我笔下的抗争者、被中共关进监狱的作家和记者都是失败者。我们也许看不到光明的来临，但这场与黑暗的战斗，本身就是对光明的宣告。
今天的中国，暗无天日，但中共强迫十四亿中国人戴上一副特殊的眼镜，让他们身处棉絮般沉重黑暗，却以为在美好无比的光明中。指出黑暗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对统治者的大不敬——即便没有点名批评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言说毒奶粉、毒疫苗、武汉肺炎、艾滋病、铁链女等事实，就会成为与党国不共戴天的敌人，成为黑暗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对立面，成为狱中作家和狱中记者的一员。但同时，此类公民也成为光的一部分，其存在与抗争，让黑暗时代有了被后人记忆和尊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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