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大纪元2024年07月19日讯】上世纪30～40年代，中共在延安共呆了13年，其中，1935年10月至1945年8月，属于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正当国军将士在前线“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奋战之际，中共不仅不真心抗日，还与侵华日军暗中勾结。中华民国的陪都——重庆，遭到侵华日军持续6年零10个月的大轰炸，直接伤亡32,829人，财产损失100亿法币。中共的总部所在地——延安，却很少遭到日机轰炸。
当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来将交际舞引入延安后，延安大礼堂的舞会持续不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是舞会上的常客。此时的延安，常常是歌舞升平，“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随着一批接一批的女学生，受中共诱人宣传的影响，投奔延安，红男绿女们在舞会上的搂搂抱抱，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一拨换妻潮。一，换妻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5岁的毛泽东，不顾很多人反对，抛弃了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上海来的24岁的女演员江青。毛泽东以下，许多党政军高官，都相继换妻：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凯丰抢占比自己小12岁的有夫之妇房纪，抛弃了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廖似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中共高级干部，被称为“延安五老”。其中三位在延安再娶：60岁的林伯渠，娶了26岁的朱明；54岁的谢觉哉，娶了24岁的王定国，50岁的董必武，娶了31岁的何莲芝。有人估计，当时，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二，35岁的高岗娶20岁的李力群高岗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之一。1925年，高岗16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娶了15岁的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杨芝芳，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高岗当过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等职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代表组织动员高岗的妻子杨芝芳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杨芝芳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同意离婚。1940年，35岁的高岗，娶了20岁李力群。高岗是怎么娶李力群的呢？李力群是江苏睢宁人，曾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18岁到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她是这样描述与高岗的婚姻结合的：“到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处……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听了当时心里一惊，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察觉。”“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了一些周围的小姑娘来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到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候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许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三，薄一波娶女秘书胡明为妻薄一波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薄一波是山西人，1908年出生，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共，在太原从事地下活动。1927年5月，国民党山西党部对共产党员进行清洗时，薄一波被通缉后逃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女儿不顾危险收留了薄一波，帮他度过了生死关。薄一波对那位姑娘产生好感，不久结婚，并生有一女。1943年12月，薄一波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之后，参加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延安期间，薄一波结识了比他小11岁的海南女子胡明。胡明成了薄一波的秘书。薄一波很快就跟女秘书打得火热，并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薄一波向发妻李如明提出离婚。起初，李如明不同意，直到胡明打掉第三胎时，李如明主动提出了离婚。1945年，薄一波与胡明结婚。几十年后，提起薄一波换妻之事，李如明还泪流满面地说：“那时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么也没想，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离婚实在是伤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一个女人，他的女秘书已经打了三个胎，我不能置她的命于不顾啊！”四，25岁的黄克功杀死16岁的刘茜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911年出生。延安时期，黄克功年龄虽然不大，却是一个“老革命”了。他1927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历任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黄克功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后，抗大第二期第15队整体编入陕北公学。但不久，黄克功被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改任抗大第三期第六大队大队长。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生刘茜求婚不成，恼羞成怒，开枪将刘茜杀害。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原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听信中共抗日的宣传后，1937年8月投奔延安，进入“抗大”黄克功任队长的第15队学习。
黄克功与刘茜，一个是年轻有为、屡立战功的队长，一个是清纯、漂亮、有知识的花季少女。两人相识后，互有好感，经常通信，渐涉恋爱。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后，两人接触机会少了，刘茜与黄克功的关系渐渐疏远。但黄克功依然对刘茜追求不已，还数次给刘茜送花、赠礼。黄克功看到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妒火中烧，写信责备刘茜，并迫切要求立即结婚。16岁的少女刘茜，对爱情充满幻想，渴望浪漫。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写道：“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用物质来哄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她还写信批评黄克功心胸狭隘，言语鲁莽，表示要中断关系。黄克功对此恼羞成怒，渐失理智，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萌生了杀害刘茜以泄私愤的可怕念头。1937年10 月5 日晚饭后，黄克功佩带勃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来到陕北公学找刘茜，提出要与刘茜单独谈一谈。刘茜只好离开同学，跟黄克功到延河边散步。黄志勇则识趣地走开，回到抗大。交谈中，黄克功要求公开宣布结婚，遭到刘茜断然拒绝。气愤之下，黄克功拔出手枪对刘茜进行威胁，刘茜依旧不从。黄克功怒不可遏，竟然扣动扳机，将刘茜击倒在地。刘茜忍着伤痛，大呼救命。此时，黄克功已经昏了头，再次举枪，朝刘茜的头部补了一枪，刘茜当场被打死。第二天，黄克功的警卫员发现他的行为异常。早上给他擦枪时，发现枪有射击过的痕迹；找出他晚上换下的衣服，见衣服上有血迹。更让警卫员生疑的是，早晨天一亮时，发现黄克功站在一堵高墙上向河滩上张望。于是，警卫员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些情况。10 月6 日下午，“抗大”政治部领导找黄克功谈话，随即将他隔离控制起来。陕甘宁边区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的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加上调查了解的其他情况，最终，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黄克功。在众多证据面前，黄克功见抵赖没用，不得不交代了杀害刘茜的经过。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级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结语中共口口声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历史事实是，只要逮着机会，中共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延安时期的换妻潮，就是利用中共的组织原则，利用中共高官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名声，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典型表现。黄克功如果不是个人强出头，而是通过党组织出面，完全可以像高岗一样如愿以偿。黄克功死了，中共的换妻潮没有停。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现一波换妻潮。1978年中共搞改革开放后，再出现一波换妻潮。时至今日，中共不仅是“有权能使鬼推磨”，而且是“有权能使磨推鬼”，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特权利益集团。大纪元首发责任编辑：高义
是梅毒要了列宁的命！ 看看“共产共妻”史 https://www.aboluowang.com/2020/1111/1522000.html
-11-11 讯】
作者： 徐竹思综合
从共党的起家史看来，列宁因染性病去世不足为奇
虽有布尔甚维克党新闻封锁的铁墙，外界一直传风儿，苏联极权的创建者列宁在其生命最后的十几年中被梅毒折磨。最近一项回顾诊断证实了这一猜想，革命领袖的私生活因而再成话题。
在六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这一可能诊断。研究显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被感染了这一性病。在极权建立不久，梅毒就开始在他的健康中占了上风，并终于在1924年要了他的命。
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53岁的列宁是在与一古怪病症作战后死去的，其死因有不同说法，包括脑瘀血、中风、梅毒、精疲力尽或脑动脉硬化等。梅毒诊断的困难在于其症状与其它疾病有共同之处，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到十几年后的晚期,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心血管损伤可能导致痳痹、动脉瘤或中风。直到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梅毒是不治之症。
列宁在10月革命后所作的大量文件，被认为与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相吻合的表现。列宁的病症很大程度模仿了梅毒,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被偶尔的抽风、剧烈头疼、恶心、失眠和局部痳痹折磨。他曾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
共党领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头号国家机密，人民往往在他们的“公仆”死后很久才被告知其“鞠躬尽瘁”的消息，至于死因，可能永远都是谜。
共党革命史上的“共妻”现象
随着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才了解到被掩盖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些苏共领袖们私生活秘密和共产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
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甚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一九一八年三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甚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开放》杂志曾报导，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从共党的起家史看来，列宁因染性病去世不足为奇，而以后的共党领袖将“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亦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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