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击中中共要害
程翔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其执政100天的记者访问中，指出中共如果真的要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话，应该向俄罗斯提出收回被沙俄时代侵占的大幅领土。这个发言顿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令我感慨万千。
首先是个人的遭遇，20年前，我以“钟国仁”的笔名在香港《明报》发表一篇文章：《江泽民要向中国人民交代的一件事》（见该报2004年9月30日），在华文媒体中首次披露了中共在1997年通过同俄罗斯签订新的边界条约，实际上放弃了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土地，而这些国土是前苏联领导人列宁曾经三次发表声明要归还给中国的。笔者质疑中共为何要这样出卖国土。这篇文章发表后半年，我就在2005年4月22日被中共拘捕，并控以间谍罪入狱三年。
中共拘捕我是为了灭声，怎料却更加引起香港及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关注。政论家李怡很快就将我的冤狱同揭露中共出卖领土问题挂钩。在过去20年间，我的冤狱引发更多人关注中共卖国的问题。我常常自嘲，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件事，则我的监就没有白坐。这个讯息经过20年的传播后，今天终于由台湾总统公开提出来责难中共，瞬间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就更加说明我的监没有白坐。
中共早就不让民间就北方领土问题发声
早在25年前，中共就警告我不要就北方领土问题发声，否则对我不利。1997年11月18日，我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一篇长文：“Will China give up its claims to the Spratlys？”，回应那时刚刚达成的边界协议草案，指出该草案使中国丧失了在边界东段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计在西段的几十万平方公里。文末我提出，若果对北方诺大的土地可以轻易放弃，那么为什么要同多个东南亚国家争夺西沙、南沙诸小岛？这篇文章使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批判中共签署卖国条约的新闻工作者。
文章刊出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马上有人来找我，批评我的文章破坏了中俄友好关系，也挑拨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同周边国家有很多纠纷，我这文章只会增加中国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困难，东南亚各国会援引俄罗斯的例子要求中国放弃这些岛礁。他更语带警告的说，希望我以后不要再发表同类的文章，否则会影响我将来到中国采访。俄罗斯驻新加坡大使馆也有人来找我，说我不了解中俄历史，强调那些领土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俄罗斯对我不满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新边界条约的最大得益者，当然不想我提出批评），中国对我不满，则我真的莫名其妙——竟然有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而引致中国政府不满的咄咄怪事。中共官员除了向我“柔性警示”外，还向我的上司明确表明我这个人对中国“不友善”。我对他们的“柔性警示”完全不放在心上，继续发表相关文章，终于导致自己锒铛入狱。
历史证据证明中共执政后放弃了大片领土
今天赖清德提出的反击中共的言论，是台湾抗拒中共胁迫统一的有力的理据。我作为《海峡时报》驻台记者期间（1998-2001），就曾经向国民党提出类似抗共理据。当年中共指责台湾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都是破坏统一、谋求独立的（所谓“民进党明独、国民党暗独”），中共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等等，对台湾两政党施加很大压力。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荣恭（他在任中央社大陆新闻部主任时我们就认识）问我如何化解中共的压力，我就建议国民党把两张地图拿出来比较，一张是中华民国全图（版图形状像一叶“秋海棠”），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版图形状像一只铁公鸡，缺了一大片）。两张地图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到，谁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谁在出卖国家领土。虽然今天中华民国治权不及大陆及整个“秋海棠”范围，但两张地图却是铁一般的历史证据证明中共放弃了大片中国固有领土。这就对中共声称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实现统一的说法形成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惜当时张荣恭说，要坚持“秋海棠”版图的话，哪怕是口头说说，也会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以及引起国内视中华民国为外来势力人士的不满，加上“秋海棠”变“铁公鸡”，中华民国败走台湾有以致之，对此国民党负有重大责任，所以无法理直气壮地把领土问题拿出来与中共较劲，笔者对此深不以为然。此事可见国民党的懦弱，它连从法统上（而不是实际上）维护国家领土的勇气都欠缺，怪不得它总是被共产党牵着走，而不敢反“将”共产党一军。
现在由民进党的赖清德执政，他没有国民党的原罪，就更应该大张旗鼓地以中共断送北方领土为例子，证明中共的所谓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说辞不值一文，它的所谓“中国领土一点不能少”，只是用作武装吞并台湾的一个借口而已。
北京对金庸的社论表达过不满
最早拿北方领土来质问中共的是香港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笔者作为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获悉此事。当时中英两国正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有一天，外交部新闻司一位朋友与我闲聊，问我金庸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老是向中国政府提出让他们很尴尬的问题？原来金庸在《明报》的社论中，对19世纪关于香港的三个条约予以肯定；又赞同英相表示“对香港居民负有道义责任”等等言论。但令他们最为恼火的是两篇社论；其一是《等于一千个香港的领土》（1982年10月4日）一文，从边界领土争议说起。社论说：
“中国接壤邻国甚多，除个别外，共十个国家都有领土问题，其中与苏联的领土争议最大也非常复杂。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我国被迫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总面积共40万零913方英里，比法国加东德西德还大，刚好等于1000个香港面积。1864年中俄在塔城订立勘界条约，又丧失大片疆土。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勘界条约被割去的领土达133.7万方哩。……这些条约当然都是不平等条约，性质与割让香港的1842年南京条约等相同。中国和苏联交涉的一贯态度是，要求苏联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并不要求废除条约，收回失地的主权。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冻结现行疆界，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商谈解决。但苏联认为旧条约不能修改，当时订约平等也罢，不平等也罢，你既已割让给我，就永远不能收回了。”
金庸言下之意就是，既然香港是割让给英国，就不应该收回了。
另一篇是1983年2月2日撰写的题为《为什么采取不同的标准？》的社评。开篇即问：
“中英、中俄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占了香港，俄国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所占比英国所占的多了1500倍。但现在北京的态度是：香港的主权非收回不可，中英之间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绝对无效；俄国占去的大片土地中国并不要求收回，而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以作为划定两国边界的基础。——为什么处理同样的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标准？”
北京曾承认难以反驳放弃北方领土的指控
外交部对金庸的质疑无力反驳，问我：“金庸怎么老给外交部出难题？”他告诉我，鉴于金庸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外交部十分无奈，特地组织清史学家、边疆史地问题学者以及边界法律专家研究如何批驳金庸，结果，学者们表示难以反驳，说只有请邓小平去“做金庸的工作”，以防事态扩大。邓小平做了什么工作笔者不得而知，只见后来金庸没有再提北方领土问题，1984年金庸成为基本法草委，并让他出任重要的九七“政制小组召集人”，封官许爵以及允许他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大概就是为了封他的口。
收回香港论也难以自圆其说
1982年邓小平接见英国首相撒彻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说得很大义凛然。（见邓小平：我们对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
按照邓小平这个说法，同样道理，不收回北方领土，中共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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