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因为上有红卫兵，所以下有义和团
近期，中国深圳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10岁日本男孩在街头被刺杀。这一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官方迅速将此事归类为“个案”，强调这并非普遍现象。然而，回顾此前的多起类似案件，例如东北四名美国人遭袭，苏州日本母子被砍事件等，让人不禁质疑这种“个案”说法的合理性。况且，这次事件更是在9月18日发生，这一天是中国长年宣传的对日战争中“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这一历史背景加重了事件的政治色彩。毫无疑问，深圳这一事件的发生，中国政府的责任无可推卸。近年来，仇恨教育，尤其是“仇日教育”，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通过“抗日神剧”等娱乐形式渗透社会，还通过网络等其他途径广泛传播。在社交平台上，大量针对日本人的仇视视频得以畅行无阻。例如，快手平台上曾出现了278个呼吁“拆除日本学校”的视频，获得了超过两百万的点赞。但这些视频未被删减。以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之严格和高效，任由“仇日”信息的泛蓝，显然是政府有意为之。
习近平所代表的红卫兵世代领导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受到了强烈的反美（帝），反苏（修）、反日（法西斯）的教育熏陶。如今，他们执掌国家大权，将这种仇恨教育进一步加深，向下一代灌输同样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其实从未真正结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包装而已。一旦时机成熟，还是会死灰复燃。“仇恨教育”就是一例。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里还有文明与野蛮的分际的问题。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受害者是一名年仅10岁的孩子，这激发了公众的同情心。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保护儿童这样的弱者是社会的道德底线。深圳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一些中国小粉红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但中国社会与真正的文明社会仍有着相当的距离。所谓的“强大”并不等同于文明，强大可以是一种表象，甚至可能意味着野蛮。正如许多人因惧怕而选择回避冲突一样，野蛮的强大可能只是一种伪装，它隐藏了社会内部的道德缺陷。
更令人担忧的是，仇恨教育与当前经济环境恶化相结合，可能成为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在深圳刺杀事件的背景中，凶手的生活状况尚未完全披露，但已有消息称他可能是一名失业者。经济困境与社会不满的结合，为极端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历史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往往在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时期崛起。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活中失去出路，生活质量下降的人群，往往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敌人，而不是政府。这种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在虚幻的国家主义中寻找尊严，仇恨教育和极端爱国主义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因此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正是因为上有红卫兵，所以下有义和团”。
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义和团式的民粹主义最终会反噬政权。满清的覆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外部敌人不再成为目标时，仇恨的种子会在社会内部继续蔓延。那些生活中处于边缘的人，那些失业者和对未来感到绝望的人，最终会将目光投向本国同胞。这些人在面对官员和政府时或许不敢发声，但普通百姓则可能成为他们宣泄仇恨的对象。仇恨教育的结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国主义”，而是可能引发内部分裂和自相残杀。在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这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将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政权的危机。
当然，在这场悲剧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举动。深圳市民自发送花圈悼念遇害者，在日华人组成的“东京人文论坛”也发表了谴责声明。这些行动表明，在野蛮的阴影下，仍有许多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愿意为文明发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只有共同抵制仇恨教育，才能避免义和团式的暴力再度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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