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朱恒鹏“出事”的蹊跷
邓聿文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因为在微信群非议习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经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后引发外界对中国言论管控的进一步担忧。关于朱的被抓，我在华日的报导前20多天就已获知。当时一个朋友告诉我，朱是因为非议三明医改而被抓的，且经济所受到牵连，领导班子也被一锅端，全换了。我本想将此事在我的X帐号披露，但后来想到这可能给朋友带来麻烦，也就作罢。此前，有朋友给我提供一些资讯，被警方叫去“喝茶”。
说实话，朋友告知我此事时，还不完全相信，因为感觉如果只是非议三明医改，就把一个经济学者，而且人家还是副所长抓了，有点不可思议，虽然三明医改是当局宣导的医改模范。因此我特意上了经济所的网站，看看它的领导变更。果然发现，其所长和副所长同时是8月从社科院其他所调入，党委书记没有说什么时候任命，但是一个专攻马列的学者。显然，经济所领导班子的任命程式显得很不正常，间接证实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而朱恒鹏的资讯在经济所的网站也消失了，研究员栏内没有他的名字，无疑连这个资格都被除名。
一场太过严厉的处分
我上网查到朱2017年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三明医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对三明医改是表扬的。如果像朋友所说，他是因妄议三明医改而遭此无妄之灾，那他是什么时候转变对三明医改的看法？这个转变背后是否意味着体制内的学者，包括有一定学术地位和权力的学者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整体环境，还有对习近平个人的看法和评价，有一个大的变化？因为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转变，他代表的是体制内至少一批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的转变。
2017年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尽管习在那五年已经在政治上表现出集权，在思想观念上回归毛的倾向，但毕竟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权独揽，在经济上还有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党内自由派的某种牵制，彼时的中国经济虽然已出现衰退，但不是很明显，所以体制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认为李克强、刘鹤等经济官僚不会让习在经济上完全胡来。然而，从2017年到现在，习越来越专权，经济也衰退得越来越严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终于把体制内那些原本还存有一点幻想的经济学者惹怒了，认为这样下去就是自掘坟墓。从这个背景，事实上不难理解朱对当局态度的转变。
不过我对朋友的有关说法还是存疑。华日的报导也只是说他在微信群里批习，但到底是怎么批习的，说了哪些习的坏话，不得而知。从当下的政治言，虽然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比习统治前期更恶劣，当局对言论的管控在进一步加强，乃至公开要求对中国经济不能说坏，只能说好——所谓唱响经济光明论，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里发泄对习的不满，批评当局对经济的做法，从当局之前处理的相关案例——之前也有个别体制内官员因在非公开场合妄议习而受处分——来看，目前这种处理是过严了。即使社科院领导想讨好上级，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责，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长职务撤销，开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毕竟朱不是个普通学者，还担任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的副手，而且以前没有政治妄议的前科。但现在人不仅被抓，且经济所的领导班子也全换，从这个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习，是否像任志强一样，有对习的刻意的政治丑化？
任被抓，是他发布的批习长信，虽然此信开始也是在小范围传阅，但因语气激烈，公然抨击习的内外政策，对习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否定，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泄露出来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的舆论效果。对习来说，任的这封信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红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经过从甚密，而那个时候也正是习处于政治低谷时期，武汉疫情的大爆发把他搞得灰头土脸，种种因素混在一起，很难不使习会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着疫情蠢蠢欲动，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会对他采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此种现象的存在，所以必须严惩，拿任开刀。
妄议中央，杀一儆百
然而，朱批习的事并没有在社会扩散开来，只有部分经济学者知道这个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过去几月无人谈及朱，说明知晓此事的人确实不多。这也就表明，朱的妄议不太可能涉及对习的政治攻击，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讨习檄文一样。可如果是这样，像前面说的，当局为何又大动干戈？我提出一个解释。朱很可能在微信群里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对他的某几个政策进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评，此事传出去后被社科院和网信部门获知。但对这种事的处理当局本来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现在的处理方式，小则交给经济所内部处理。可是，这个事情被汇报到了蔡奇甚至习那儿。无论蔡还是习，在他们二位看来，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现在像朱这样的担任一定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对习和他的经济政策说三道四，却不加以严处，会不会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着批评抹黑习，攻击当局政策，从而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他们指示对此事要从重处理，把它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近平的典型案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后当局以腐败罪判处他18年重刑。朱应该没有腐败问题，所以当局要把朱收监，判朱的罪恐怕很难，总不能像对待民间人士一样，也给朱安个寻衅滋事的罪名，这将会让人贻笑大方。我估计现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后有没有一个反习小集团，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习势力的影响，和这个势力有什么策应。如果警方是在这个方向调查朱，那么他可能面临两种结局：要么在调查后发现没有其他严重政治问题，把他放了；要么抓到其他把柄，给他安个相应罪名，判处几年监禁。
不管对朱的处理结果如何，当局都是要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决不允许包括学者在内的体制内官员，借着当下的困难局面，非议习近平和中央的决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怀有二心。通过这起事例，官方学者更不敢、也不愿去表达和当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当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议。当官方学者都噤若寒蝉，可想而知，当局出台的政策和决策，品质只会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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