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共產極權專制的本質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5-2-13 13:56 编辑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理論的華章和實踐的悲歌——關於憲法的迷思與解讀之四
我在《試論現行憲法的兩面性》里談到，現行憲法的專制性，主要表現在序言和正文里的大量不科學的論斷上。關於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的謬誤，我在一年多前編的一本小冊子《評“八確立”、“五不搞”》里（此書已於去年 3 月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回歸民主——和吳邦國委員長商榷十三個大問題》），已經作過分析批判——吳邦國提出的八個“確立”的前四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我在那本書里的前四篇文章，就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專題批判，這里就不再談了。
在憲法正文里，用得最多的詞匯，大概要算是“社會主義”了，在第一章“總綱”的條文里，從國家、制度到法制、經濟制度、公有制、責任制、現代化、精神文明等等，前面都加上“社會主義”作為定語。為什麽會如此頻繁地出現“社會主義”？這里且不談其中蘊涵的手法和心態，我只是從理論到實踐的脈絡，作一些分析，希望能有助於解開對憲法的迷思。
不光是“社會主義”，憲法正文里的公有制、按勞分配，也都存在著有待清理的理論迷思。這些理論概念，在世界和中國都有過廣泛的傳播，在社會思想史上留下了顯著的印記。但在蘇聯和中國，卻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成為掩蓋專制統治的遮羞布，撫慰民心的麻醉劑。從理論的華章轉化為實踐的悲歌，可以說是上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簡明的概括。中國的憲法里寫進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正是這種轉化的典型體現。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必要的清理，不僅為修改憲法、實行憲政所必需，而且也有助於凈化社會意識形態。
（一）社會主義的華章與悲歌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興起於已經跨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歐各國，當時的一些思想家有感於社會未能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而貧富分化、階級對立等現象卻愈益嚴重，於是致力於尋求更理想社會的途徑，探討改革資本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在經歷大革命後政治鬥爭激烈、社會動蕩不安的法國，人們渴望改變現狀的心情十分強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改革主張。這些旨在變革社會的不同見解，都籠統地被稱為社會主義，那些有志於變革社會的人，也樂於把自己說成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投身於社會改革運動後，對這種龐雜的理論現象十分不滿，便把自己的主張稱為共產主義。但他們後來又回到社會主義，只是為自己的社會主義加上“科學”兩字，以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是由於有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作為勾勒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同有異。它們都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起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新社會。有所不同的是，共產主義主張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私有制，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這個思想觀點在馬克思恩格斯1848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里，有著鮮明的描述。但在爾後的研究中，他們發現，隨著信用制度出現的股份制，正在開始實現著資本由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變，從而斷定，股份制將成為揚棄資本主義、向新的社會制度轉變的“過渡點”，股份制企業將是邁向新所有制的“過渡形式”。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有可能通過股份制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實現由社會資本取代私人資本，轉變私有制的性質，無需經過暴力剝奪。至於奪取政權問題，恩格斯晚年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勝利進軍看出，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盡管恩格斯聲稱無產階級絕不放棄暴力革命的權利，但理論的重點已經轉到和平過渡上來了。這樣，作為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重心，就由共產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人們只認為社會主義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卻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出明確的區分。科學社會主義的內涵包括：1、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2、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將是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有一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實現了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相統一的經濟組織里，人人勞動，人人有產，勞動者同時也是有產者，這是他們能夠成為企業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3、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將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不與其他階級分享的政治統治，即無產階級專政。4、無產階級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有計劃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科學社會主義是幾百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流派，但由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蘇聯的宣傳，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正統。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形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亞非拉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也以各種形態的社會主義自命，這是社會主義最為興旺、最為輝煌的時期。但所有這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國家，從蘇聯開始，由於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在實踐中無一不是背離和歪曲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用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偷換社會主義的內涵。就社會主義的理論本意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公平、公正，人人有產，人人富裕，人民當家作主，官府清正廉明的社會。而實際上，生活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卻承受著封建專制主義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壯麗的樂章，被改編成淒慘的悲歌。歷史的嘲諷是多麽無情！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的扭曲，一方面是由於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帶有一些脫離現實的烏托邦成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總是帶著太多的主觀意願去看待客觀事物，以致難以透過理論的多棱鏡，對事物進行如實的考察。即使是馬克思恩格斯，也難免於遭受歷史的嘲弄。他們是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者，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卻往往違背自己創立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馬克思表述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觀點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賴以建立的重要基礎。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活動，卻與這個論點背道而馳。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遠沒有發揮出來以前，就力圖推翻這個社會；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遠未成熟的時候，就想把社會主義強加給社會。因此，他們雖然譜寫了社會主義的華章，奮鬥終生，卻不可能推進它的實踐，這是他們作為思想家的遺憾，也是作為革命家的悲哀。
列寧和毛澤東都想按照社會主義的理想來改造、建設自己的國家。但是，俄羅斯和中國都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卻有著深厚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傳統。他們本人更是深受東方封建專制主義的熏染，所以只能用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遺產和政治遺產來理解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厲行一黨專政、領袖專政。這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色。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是對抗資本主義的專制主義陣營，它同歷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失敗和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在中國，有一個從混亂到歸一的過程。上世紀初主要由日本傳入的社會主義學說，一二十年里曾經風靡全國知識界，不但志在改造中國的仁人志士，包括梁啟超、孫中山，以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改良派，都以社會主義相標榜，甚至連安福系王揖唐那樣的投機政客，也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報刊上發表大量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各種各樣旨在徹底改造社會的不同觀點，都在社會主義的名下進行著宣傳、爭辯。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進中國後，許多知識分子接受主張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式社會主義，認為這是能夠迅速地改變中國貧窮積弱的落後現狀的良方。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種俄國式社會主義為指導的。後來雖然有過十幾年新民主主義的短暫覺醒，但只是曇花一現，最終仍然被列寧式的社會主義所淹沒。毛澤東在 1953 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以社會主義為名而實為專制主義的新時代，就是“以俄為師”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列寧式的社會主義是用沙皇俄國的專制主義，去解讀科學社會主義的，它更易於被受著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熏染的革命領導人所接受。試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無法無天，草菅人命，何嘗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
粉碎四人幫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必然引向對毛澤東和毛式社會主義的清算。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扼殺了正在蓬勃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條：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它實際上涵蓋著其他三條原則。鄧小平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嗎？當然不是！毛澤東二十多年的殘暴統治已經表明，他所標榜的社會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是赤裸裸的專制主義。堅持毛式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封建專制主義。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鄧小平代表著那些專制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只有堅持、維護毛式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的專制主義，才能維護並進而擴展他們的既得利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呢？在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的同時，兩極分化，貪腐遍地，權貴當道，吏治敗壞，道德淪喪，民風日下，官民對立，社會分裂；每年維權抗暴的群發性事件達十幾萬起，用於鎮壓民眾的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一些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主張建立憲政民主、實現公民自由權利，卻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或判刑，或監控，——凡此種種，充分暴露出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這一切都是同社會主義本質相違背的；恰恰相反，處處表現了封建專制統治的制度特征。把這樣的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褻瀆。百年來的中國，千千萬萬先進人物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居然以如此醜惡的專制主義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一出多麽淒壯而不堪卒讀的悲劇啊！
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如此明顯地相背離，把它寫進憲法，無疑是不恰當的。它只能起到掩蓋專制主義體制的作用，阻礙憲法中的民主條款的落實。
（二）公有制的華章和悲歌
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完全是從斯大林那里承襲過來的虛構的概念。什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對立和分離，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就要“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實現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結合。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所謂“個人所有制”，指的是勞動者能夠與勞動條件相結合、對生產資料享有所有權的經濟制度。可見，社會主義所有制，是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企業生產資料的同時，享有一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有了企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就意味著具有了企業的決策、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等作為企業主人的各種權利，這也是勞動者能夠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對照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論是國有的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勞動者在他們從事勞動的經濟組織里，既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也沒有決策經營和收益分配的權利，這樣的經濟形式怎麽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呢？
拿國有經濟來說，雖然職工被宣傳為企業的主人，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主人的權利。應該成為職工權利保衛者的工會或職代會，都異化成了官方的代理機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企業面臨改組、兼並、破產、拍賣等重大轉變的時刻，沒有聽說哪個企業曾經召開職工會議，聽取勞動者的意見，並在變革過程中尊重職工的權益。相反，都是撇開職工，由當權者說了算。結果是一方面把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趕出企業，成為下崗的失業者；另一方面則培育了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現在的國有企業，就是這個階級的囊中之物。
以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統一、相結合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該是最能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形態，因為它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所有勞動者的智慧和創造精神，在市場的自由競爭中占取優勢地位，同時，對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而現在的國有企業卻依仗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拒絕民有經濟進入壟斷領域，嚴重地障礙著、破壞著市場經濟。憲法第七條卻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顯然是很不妥當的。我國現在的國民經濟有兩個性質不同、取向不同的經濟形態，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壟斷經濟，市場經濟絕對不能由壟斷經濟來主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善、擴大、發展市場經濟，把國有經濟壓縮在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範圍內。國有企業只有切斷同政治權力相互依賴、相互勾結的渠道，融入市場經濟，在同民有經濟的優勝劣敗的競爭中站穩腳跟，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再看所謂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憲法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既然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都應該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實際上卻是基層的政府所有，官僚所有；所謂集體所有，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概念。進入新世紀後，房地產開發高潮叠起，城市郊區和農村的土地也成為開發的對象。有關政府在征用土地時，根本不征求土地所在地農民集體的意見。被征用的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除了極少數作為補償給了包產的農戶，大部分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或村鎮集體經濟的資金，或流進經手官員（包括村官）的口袋。集體所有的土地，成為孳生貪污犯的溫床。至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早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納入政府管理的系統，被稱為“二國營”。在十多年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高潮中，少數通過兼並改組成為地方國有企業，多數經由招標、拍賣、股份制等形式，被“近水樓台”的企業主管或他們的親朋好友，采取低價賤買、暗渡陳倉、李代桃僵、空手套白狼等手段，化公為私，轉換成為私有企業。還有一些繼續保持集體所有制名號的企業，職工依然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不能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分配；只有少數實行職工持股和股份制比較健全的企業，才能被認為是已經具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具有公有制的色彩。但這樣的企業在整個被稱為集體所有制的經濟成分里，實在是太少了。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的國有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都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是同公有制相悖的權貴所有制；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是封建專制體制的經濟基礎。憲法第六條里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把根本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說成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實際上是堅持以權貴所有制為主體。這是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違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在於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在憲法里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以憲法的形式，掩護並保障著權貴所有制的存在，抵制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遏制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
公有制本來是人們在批判私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對未來經濟制度的憧憬和構想，許多思想家為它窮思竭慮，試圖描畫出人類社會的美好絢麗的前景，現在卻成了權貴所有制的遮羞布，被用來阻礙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進步，不知道這究竟是歷史的諷刺，還是社會的悲歌？（三）按勞分配的華章和悲歌
憲法第六條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之後，還規定“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1982 年憲法的提法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1999 年3 月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改為現在的提法）這是中共自十五大以來一貫堅持的分配原則。這里的“按勞分配 ”，完全離開了按勞分配本來的理論涵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列寧斯大林以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走上歧途的兩大理論誤區，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至今未能擺脫的兩大思想圈套。
要認清按勞分配的涵義，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分配方式。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分配方式指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按照這個分配理論，勞動產生工資，資本產生利潤，土地產生地租，所以，工人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地主拿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從列寧開始，所有執政的共產黨人都把職工的等級工資制看做是按勞分配，實際上就是以這個理論為依據的。我國憲法和中共近幾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理論根源也在這里。但是，如果我們把生產和勞動看做一個前後銜接的過程，問題就出來了。企業主用資本在市場上購買機器、原料和勞動力，才能開始生產。工資就是購買勞動力的價格，即使有些企業在整個生產過程完成後才支付工資，但勞動力的價格卻是生產開始之前就確定了的。它同購買機器的款項一樣，都是企業家的預付資本，與分配無關。生產勞動結束後，產品轉化為商品，再轉化為貨幣，其中包含利潤，才有可供分配之物，才能談得上分配。由這個過程可知，工資和分配方式完全是兩回事。第一，工資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前，分配只能在生產完成之後；第二，工資是企業主用來交換勞動力的代價，表現的是交換方式，是生產的前提，分配方式則體現了對生產成果的分割，是生產的後果；第三，工資是企業主的預付資本，是資本的轉化形態，也就是成本，而用於分配的，卻是生產勞動的成果，是利潤；第四，工資不論在什麽時候支付，其數額都是在生產前就已經確定了的，是個定數，可供分配的利潤則是一個變數，或多或少，沒有利潤也就談不上分配。所以，分配方式應該是指利潤的分配，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工資無關。
至於按勞分配，指的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提出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每一個生產者，在做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生產者“所給予社會的一切”是什麽呢？那就是他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勞動所增加的產品價值，也就是剩余價值，是利潤。所以，按勞分配的原意，是利潤應該在生產者、即包括管理者在內的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是因為勞動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分配所得的，既是他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也是進入勞動過程的資本的報酬。由於勞動者“給予社會”的貢獻不同，他們所獲得的報酬也有所不同，有多有少，“按勞”的意義就在這里。所以，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即勞動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條件下的分配方式。我國目前的所有企業，還沒有一個具備按勞分配的條件。即使像深圳華為技術公司那樣，全部股權都為本公司職工所持有，也做不到按勞分配，因為這個公司雖然有近半數職工持有股權，但還有數以萬計的職工沒有股權。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可能實現按勞分配？我認為，按照馬克思所作出的論述，按勞分配是生產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條件下的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不可能實現按勞分配。但如果對按勞分配的涵義做出新的解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它有利於推進勞動者人人有產、人人富裕，有利於促進社會的平等和公平。馬克思創造剩余價值學說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前提，那就是對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區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許多理論研究和宣傳卻仍然把兩者混淆起來，如把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世界，理解為、宣傳為勞動者創造價值、勞動人民創造世界。認識的混亂往往導致決策的混亂，幾十年來沒有絲毫進步。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的區別在於：勞動者是有形態的實體，具有勞動的能力，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力和勞動都不是有形態的實體，但勞動力有可供交換、可以出賣的價值和價格，勞動卻沒有價值和價格；勞動力是靜態的存在，勞動則是動態的過程；勞動力自身不能創造價值（一般說來），它必須同生產資料、原料等資本的轉化形態相結合，進行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所以，勞動就是勞動力的使用過程，是勞動力和和資本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也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根據按勞分配的原意，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既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以，勞動創造的價值，在勞動者之間按照他們的貢獻進行分配是合理的。但是，在勞動力和資本的所有者不是同一主體，而分別是勞動者和企業主的情況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勞動力和資本都作出了貢獻。那麽，這個價值就不能全部歸勞動者，而應該根據勞動力和資本在勞動中、即剩余價值的創造過程中所作的貢獻，在它們的所有者，即勞動者和企業主之間進行分配。這就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就完全可以在當代推行。勞動要素其實也就是生產要素。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我當時曾寫文章指出，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對傳統理論觀念的具有創造意義的突破，但它存在著兩個明顯的理論誤區：第一，“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是一個錯誤的表述方式，因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互不相容的分配方式，不可能結合起來。利潤只有一份，實行按勞分配，就不可能再按生產要素分配。第二，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意味著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出現這兩個理論錯誤的原因，就在於把等級工資誤認為是按勞分配，既然職工按不同等級拿工資是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就只能包括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這兩者的結合也就順理成章了。
十六大大概是為了糾正十五大的缺失，在政治報告里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十七大政治報告仍然繼續這個說法，只是把前面兩句話的次序倒了一下，“完善”改為“健全”。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又有所修改：“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差異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幾次代表大會的說法變換，說明了指導思想在分配方式問題上的困惑與無奈。不放棄把等級工資制看做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就無法擺脫這個困境。不過，同過去相比，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提法還是有了明顯的進步，一是不再提“按勞分配為主體”了，二是報告里也沒有兩種分配方式的“結合”或“並存”，顯然是因為意識到了這個提法的矛盾。三是肯定勞動（應該是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的分配是“初次分配”，是同一次分配序列。而等級工資和資本等要素的分配卻不是同一次的分配行為，一個發生在生產勞動之前，一個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後。看起來，十八大政治報告已經接近了對問題本質的認識，就看今後怎樣貫徹了。
十八大規定的分配原則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企業利潤按照勞動力和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進行分配（技術、管理等要素都可以化解、換算為勞動力和資本）。這就是說，企業職工除了工資以外，還可以在企業的利潤中得到一份同他們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這個分配原則，在國有企業里推行應該不會太難，在民營企業里則取決於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和企業主的明智與卓見。但從長遠的發展前景來看，它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分配方式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它不僅可以促進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責任感，而且將有效地實現人人富裕，提高社會消費能力，符合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按勞分配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它畢竟反映了前輩思想家對未來的美好構想，一種公正平等的財富分配方式。它那絢麗誘人的圖景，吸引了所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政治家，被用作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的裝飾品，以先進分配制度的假象，掩蓋著落後的社會本質。拿著低工資的勞動者，卻背負著按勞分配的美名，似乎他們已經能夠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財富。這不是幾代勞動者的又一曲悲歌嗎？
近幾年來，決策層的最高領導人為了改革分配制度而焦心竭慮，卻都由於不能把等級工資制同按勞分配切割開來而不得要領。十八大以略顯隱晦的說法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如果能夠繼續前進一步，在肯定勞動包含勞動力和資本兩大要素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生產要素分配，那麽，改革分配制度這個重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憲法第六條的“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也可以做到名至實歸。
（四）簡短的結語
我在《試論現行憲法的兩面性》里，已經指出現行憲法既有民主性的一面，也有專制性的一面。民主性的一面主要來源於近現代的世界民主主義大潮，專制性的一面則植根於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傳統，卻塗飾了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艷麗色彩。五六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憲法的民主性始終處在專制性的扼制之下，一些民主性的條文無法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指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我想，他說的實施，應該是實施憲法的民主性條文，而不是實施憲法的專制性內容。只有實施民主性的條文，憲法才有生命；憲法的專制性內容已經實施了幾十年，至今沒有獲得“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和“出自真誠的信仰”。所以，憲法要有生命，就必須刪除專制性的內容，如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及序言里的四項基本原則等等。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須從理論上認清那些披著華麗外衣的各種概念的專制主義本質。我上月寫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和這一篇長文，就是本著這個主旨寫的。我在這兩篇文章里批判的那些理論概念，在產生的初期無不出自良好的願望，並且以它們所獨具的魅力風靡一時，但也無一不是被東方專制主義用來掩蓋自己的兇殘本質，這是歷史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不僅如此，現行憲法本身也體現著理論的華章和實踐的悲歌。自從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已經快60 年了，三次重訂，四度修正，消耗了多少人力物力，傾注了多少精英的智慧，但它的民主內容卻至今得不到實施。經過幾十年精雕細刻的華章，成為不堪吟唱的悲歌。我們的憲法，什麽時候才能從淒愴的悲歌，轉換成為讓人放心的“平安頌”，令人振奮的“歡樂頌”啊？
2013 年4月22日
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關於憲法的迷思與解讀之五
憲法序言載明：“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兩句話，一句是對歷史的概括，一句是對未來的預測；前一句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後一句不無道理，但從指導思想到社會意識，都作了錯誤的解讀，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憲法序言的這兩句判斷違背歷史事實，混淆理論是非，很有必要從理論思想和歷史實踐的雙重視角著眼，進行分析，加以澄清。
（一）什麽是階級鬥爭？
法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米涅、基佐等在記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的著作里，都把皇權、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之間為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稱之為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把這種歷史觀點上升為學說體系，賦予它以更加豐富的內容，除了承認階級鬥爭就是不同階級為了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外，還認為：
1、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過去全部有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2、階級和階級鬥爭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
3、階級鬥爭是基於物質利益的鬥爭，因而也是經濟解放的手段；
4、為了奪取階級鬥爭的勝利，工人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
5、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
6、階級鬥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7、階級鬥爭采取什麽形式，暴力的還是和平的，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8、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創造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開展階級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階級鬥爭學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提出：“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共產黨除了對待外部敵人外，階級鬥爭還被用作在內部清理異己者的手段。這個惡劣的傳統在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後，更有了惡性發展。毛澤東是最懂得階級鬥爭就是奪取政權的鬥爭這個真諦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1955年反胡風，1957 年反右派，1959 年反右傾，1963 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 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清除異己、鞏固獨裁統治而人為制造的階級鬥爭。
（二）我國在五六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自從“三大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後，中國社會就不存在階級了，以致毛澤東不得不提出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他制造階級鬥爭的依據。其實，就在消滅資產階級前後，新的階級對立已經出現。最明顯的是形成了兩個新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這是兩個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的階級。
賤民階級就是所謂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是土地改革時被劃出來的。土改時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總的說來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化和過火鬥爭，被劃為地主富農者及其子女土改後處處受歧視。還有一些是土改時的中農或貧農，因善於經營，勤儉持家，買了些土地，合作化時被劃為新富農，也淪為賤民。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鎮反運動”的產物。1950、1951 年開展的鎮反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督戰下，範圍不斷擴大，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後來的報告，全國殺、關、管的反革命分子達 320 萬人，其中殺了71.2 萬，關押129萬，管制 120 萬。至於壞分子，範圍更寬，從小偷小摸到慣偷慣盜、從調戲婦女到通奸，以至接吻摟抱（被稱為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都可被認為是壞分子，一旦被揭發，重者判刑下獄，輕則批鬥管制。這個社會群體，原來被稱為“四類分子”，後來加上55 萬（一說300余萬）右派分子，就成為“五類分子”了。這五類人的總數大概不下於一千萬，加上他們的父母子女親屬，當不下於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雖然互不來往，沒有聯系，但都遭受壓迫欺淩，每逢政治運動或社會上有點風吹草動，就把他們拉來批鬥。他們的子女也背著“出身不好”的包袱，在上學、參軍、求職、入團、戀愛、婚姻等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備受歧視，屢遭排擠。這種共同的社會地位，構成為一個卑賤的階級，他們被踩在社會最底層，度日如年地過著屈辱的生活，至於那些被送往勞改或勞教場所的無辜者，更是備受淩辱，折磨致死者屍骨無存。
農奴階級是隨著合作化的深入和人民公社的出現而產生的。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的不斷批評催逼下，農業合作化加快步伐，1956 年底就有96.3%的農戶參加合作社，並且從土地入社分紅的初級社發展為土地歸集體所有的高級社。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大躍進、大煉鋼鐵、食堂化和“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擠迫下，農民不但生產資料早已歸公，生活資料也被剝奪的一幹二凈，連鐵鍋鐵鏟、門上的鐵環也被收去煉鐵。報紙上還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有人說；現在除了一雙筷子一只碗，什麽都是公家的。楊獻珍說：“這是什麽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叫花子還有一根打狗棍嘛！”不但比叫花子窮，而且比叫花子還不自由，叫花子可以四處流浪，外出乞討，人民公社社員在大饑荒的年代，卻不能到外地討飯。有的地方網開一面，公社大隊可以開證明條，社員就帶著證明出去要飯，拿不到證明的只能在當地餓死。社員勞動由小隊記工分，年終結算，扣除配給的口糧等款項，有的還倒欠隊里。社員在門前屋後種點瓜菜，或者養雞下蛋拿去賣，都被批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輕則沒收，重則批鬥。名為國家主人，還被賦予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任務的公社社員，實際生活遠不如封建時代的貧農雇農，是名副其實的農奴。和賤民、農奴兩大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相對立的是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權貴階級。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占有各級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員，既有權，又顯赫，盡管其中不乏勤懇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但在對賤民的壓迫和對農奴的管制上，他們都是忠實的執行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往往充當了推進運動的指揮者和執行者，扮演著扼殺人權的兇手角色，直到他們自己也淪為批鬥的對象。毛澤東1964年在一個報告的批示中，承認黨內出現“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並且說“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其實，毛澤東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僚，是官僚權貴階級的總頭子。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剪除有可能危及這個階級和他本人統治地位的社會勢力，而精心策劃、發動的階級鬥爭。這里既有官僚權貴階級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也有官僚權貴階級內部的權力搏殺，包括對有民主傾向的官僚權貴的清洗。
在賤民、農奴兩大被壓迫階級和官僚權貴階級之間，是工人階級。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列為憲法第一條的這句話，是現行憲法最大的理論敗筆。我在前面的幾篇文章里，已經分析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和社會主義的虛構實質，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也是自欺欺人的大話。按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里的說法，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更是沒有根據的自我標榜。一位已故朋友馬鴻模在二十多年前就說過：“什麽無產階級政黨！我看是農民加知識分子的政黨，從建黨到建國，不但組成人員主要來自這兩部分，而且思想意識、做事方式都保持著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很讚成他的看法。所以，共產黨領導，不等於工人階級領導。雖然官方輿論總是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大中小學、科研部門，去“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實際上他們始終是被作為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也受到一定的照顧和優待，同農民相比，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幸運者。農民已喪失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淪落成為農奴，工人階級卻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由不同戶籍所造成的城鄉分隔，更加劇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差異，根本沒有建立聯盟的共同基礎。
（三）八九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文化大革命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後，胡耀邦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使數以千萬計的賤民階級得以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廣大農村的農奴也紛紛起來，實行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經濟枷鎖。當政者先是禁止，後來不得不承認，於是，人民公社的大廈轟然而塌，農奴恢覆了自由農民的社會地位。兩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加上官僚權貴階級內部民主派的崛起，他們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教訓，放松了對全社會的專制統治，采取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平等、相對自由的環境，使八十年代成為“三大改造”以來近六十年里最值得稱道的“黃金時代”。但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專制統治的存在，依然有著產生階級的肥沃土壤。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商品生產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了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條件，同時也孕育著不同利益、不同地位的階級分野。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最初的企業主。他們白手起家，孜孜不倦地積累著財富，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不平衡、政策不完善，使一些具有深厚的黨政軍權力背景的官員和“八旗子弟”，以及同他們相勾結的刁滑之徒，得以通過走私販私、倒賣批條等渠道，迅速致富，令社會大眾側目而視。
“8964”之後，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被清洗殆盡，專制統治更加肆無忌憚；許多對政治改革失望的知識分子轉身下海，鄧小平南巡講話更促進了民間企業的勃興和企業主階級的形成。經濟發展，政治倒退，成為九十年代的最大特征。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歧途，使許多企業管理者和他們的主管部門領導人，有可能上下其手、化公為私，搖身一變就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一些“紅二代”則借此機會，搶占國有企業的領導崗位。這些權貴新富加上八十年代暴富的“八旗子弟”，相互依賴、盤根錯節，並且同各級權力機關沆瀣一氣，同流合污。於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形成。有些無權非貴的企業主，則通過各種方式的賄賂，依靠權貴資產階級的庇護而發財，這就是豪強資產階級的雛形。
九十年代另一階級新形勢，是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交融。這種交融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一方面，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在民營企業和外來企業里勞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幾千萬職工在國有企業改革高潮中被逐出企業，一部分被外來企業、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所吸收，一部分無業可就，成為城市貧民。
（四）進入新世紀後的階級形勢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形勢更加嚴峻。權貴資產階級除了掌控著國有企業和一部分由國有企業轉化的民營企業外，還在從上到下的權力機關占據了相當的優勢。特別是在政法領域和宣傳文化領域，幾乎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使官僚權貴中的民主派、務實派陷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在權貴資產階級勢力大擴張的同時，豪強資產階級也隱然成型，迅速膨脹。分外明顯的是在房地產業和采礦業，很多從企業主階級分化出來的新富翁，無不是通過勾結權貴、利益均沾，才得以盤剝工人，欺壓百姓，從而發財暴富、橫行鄉里的。十多年來群發性事件不斷增加，愈演愈烈，主要是這兩大階級合力壓迫剝削人民的結果，這也是兩大階級同其他各階級廣大民眾的階級鬥爭的體現。新世紀工人階級的主要成分是第二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賺錢回家，娶妻蓋房，多數最後回歸農村，回歸農民階級；第二代農民工有許多從小在城市長大，眼界比父輩開闊，立志比父輩高遠，希望能在城市里創造自己的事業。隨著產業有機構成的提高，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斷被體腦並用的覆雜勞動所取代，使這個階級日益現代化。這是一個前程遠大的階級，他們不但是發展生產力的主力之一，也將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農民階級自從擺脫人民公社的羈絆之後，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由於農村改革停滯不前，沒有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把土地分給農民，以致二十多年來始終為不完善的小農經濟所困擾。雖然多數衣食無憂，但也有一部分因土地被占或計生罰款等沖擊而傾家蕩產。近幾年各地推行家庭農場、工農協作、專業合作社等措施，最近政府還提出城鎮化，也許能夠改善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處境。知識分子在傳統觀念上被認為是只能依附於其他階級，並成為其他階級的一個階層。這個判斷還可以商榷。就知識分子有別於其他階級的不同特點來說，完全可以構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毛澤東統治時代，他們被毛澤東認為是繼資產階級之後對他的統治威脅最大的社會力量。經過反右運動，這個階級一分為三：一部分淪為賤民，一部分成為毛式專制的吹鼓手，其余大部分則由於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只能“夾著尾巴做人”，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進入八十年代後，賤民恢覆了公民身份，家庭出身不再成為評判個人的標準，知識分子揚眉吐氣，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成為一代青年的啟蒙者，思想解放的推動者，也是改革開放的的鼓吹者。他們內部的差異逐漸縮小，共性增大，一分為三的裂痕有所彌合。但“8964”大鎮壓使這個階級再度分裂。與上次分裂不同，那次分裂是統治者強加於社會的結果，分裂造成了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巨大差別；這次分裂則體現著知識分子內部的不同政治選擇，與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無關。分裂的結果，一部分成為當局的批判者，其中又以不同的政見形成不同的派別；一部分繼續充當執政者的御用工具，以闡釋方針政策為己任；大部分牢守自己的職業崗位，專注於個人得失和家庭生活，在政治上深感自己無力，處於觀望狀態，經常陷於希望和失望的循環之中。但總的說來，這是一個具有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階級，在形勢容許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情況下，他們將會對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新世紀階級形勢的一大亮點是中產階級的形成。這個階級的成員，大部分是和知識分子階級重疊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許多知識分子通過自己創業，或進入各類企事業單位從事“白領”職務，逐步提高了生活水平，積累了少量財富，成為有產的勞動者，成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同知識分子有著共同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里，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逐漸產生的企業主階級是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自改革初期的鄉鎮企業艱難起步，到九十年代才形成為獨立的階級。但在政治權力和壟斷經濟的擠壓下，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據統計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 4—5 年，企業常起常落，企業主的隊伍也隨之不斷變化，並且在九十年代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一部分企業主勉力撐持、苦心經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或站穩腳跟，或失敗退出；一部分通過勾結權貴，借用政治權力來掠奪國家資源和民眾財富，在迫使一些老百姓傾家蕩產、無家可歸的基礎上，聚斂資本，發財暴富，成為豪強資產階級。企業主階級——特別是從事科技產業的企業主，是推動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市場競爭、適者生存這一無情規律的支配下，大浪淘沙，只有優勝者才能長期在市場上大顯身手，並在解決就業和納稅等方面，做出顯著貢獻。在國務院發布兩個“36 條”後，他們充當了向壟斷領域進軍的先鋒。盡管進展並不順利，但最終的勝利將是他們的，因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五）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之後，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但這兩大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遠沒有結束。這就是憲法序言里說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它的表現形態，既有人民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也有敵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但鬥爭的雙方，還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民和敵人。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把對立面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階段的“維穩”，都是這個傳統思維方式的繼續和發展。在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里，階級鬥爭就是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極少數階級敵人的鬥爭。憲法序言里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反映的就是這個觀念：階級鬥爭的主體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大眾，對立面是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穩定的壞人。這就完全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自從一百多年前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就開始進入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貫串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是民主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矛盾。階級矛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矛盾，都必然具有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的性質。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無不如此，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1949年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基本陣勢也是以爭取民主主義為一方，堅持封建專制主義為另一方。這是理解六十年來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顯微鏡和解剖刀。
1953 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建立只有幾年的有著民主主義雛形的社會，倒退到以毛澤東獨裁統治為特征的封建專制主義。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以鞏固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目標，打擊、摧殘傾向民主的社會力量。主要目標雖然只有 5%或更多，但威懾、恐嚇的範圍卻遍及全社會。廣大民眾既有深厚的封建專制主義影響，盲從統治當局，也有對民主自由的朦朧的企求，期待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兩面性和軟弱性，很容易使他們成為強勢一方即統治當局的追隨者。在階級鬥爭形勢下形成的兩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和農奴，只能俯首帖耳地聽任宰割。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就是以封建專制勢力對民主力量的絕對優勢和壓倒性勝利為特征的。改革開放頭十年的階級鬥爭，由於官僚權貴內部民主派的興起和賤民、農奴的解放，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於民主主義的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也有所轉變。貫穿這個時期的矛盾與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它雖然也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遠沒有毛澤東時代那樣尖銳，那樣殘酷。經濟體制改革順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社會上出現了相對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圍。可惜，這種政治上的“小陽春”局面，只有幾年便被“8964”的殘酷鎮壓徹底扭轉了。
1989 年的學生運動是民主與專制的大搏鬥，也是階級鬥爭的高潮。在八十年代孕育壯大起來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發出向專制主義進擊的巨大能量。他們以改革政治體制和反貪污反腐敗為主要訴求，希圖用和平示威的方式促進國家民主化和官僚廉潔化。遺憾的是，強大的官僚權貴集團為了捍衛他們的既得利益，悍然出動軍隊，血流長街，殘酷地鎮壓了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從而鞏固了專制統治，同時也在客觀上縱容了貪賄腐敗，為滋生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提供了政治條件。
九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呈現出一面倒的態勢。一方面是經過1989年的鎮壓和清查，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幾乎被一網打盡，社會上已經沒有足以與專制統治相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官僚權貴內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歧途，產生了權貴資產階級，接著又孕育了因依賴他們、賄買他們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這兩個新的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迄今為止的社會主要矛盾。進入新世紀後，階級鬥爭出現了微妙而覆雜的變化。兩大剝削階級肆無忌憚地掠取人民財富，剝奪公民權利，在“維穩”的旗號下，鎮壓一切不利於專制統治的言論和行動，激起民眾廣泛而頻繁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因經濟飛速發展而興起的中產階級隱然成形，許多知識分子經過十年教訓、十年思考，開始了新的覺醒。這兩個有著血緣聯系的階級具有關切國家前途的共性，特別是這兩個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既對現實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能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面對權貴豪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在推進改革和發動啟蒙運動的同時，積極投入維權運動。
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基本上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鬥爭，但以“維權”和“維穩”為主要形式，改革與反改革、啟蒙與反啟蒙、維權與反維權，都演化在這個形式之中。在這個鬥爭中相對峙的階級力量，專制一方是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中為他們效命的分子，民主一方是中產、知識兩階級中的先進群體，還有其他階級里的覺醒者和被壓迫、被剝削者。在他們中間的是工人、農民和企業主三大階級中的大多數，他們的思想感情傾向於民主一方，但懾於專制勢力的強大存在，還不能成為參與呼求民主的階級力量。在這兩大陣營的矛盾與鬥爭中，包孕著官僚權貴內部的民主派和權貴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企業主和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權貴、豪強和企業主之間的矛盾與鬥爭，覆辟毛制度的勢力和自由民主派的矛盾與鬥爭，等等。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錯綜覆雜、色彩斑斕、令人目眩的圖景。這個階級鬥爭圖景在未來的歲月里將會出現什麽樣的變化，我們現在還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可以預料的是，鬥爭形勢將有許多曲折和反覆，高潮和低潮，但改革、啟蒙、維權的力量必將逐步發展壯大，民主必將戰勝專制，中國必將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富強的國家。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選擇。
（六）簡短的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知，憲法序言里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是完全同社會現實相違背的。在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實際情況下，這個斷語至少在客觀上起著掩蓋權貴豪強的罪惡的作用。至於“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理論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傳統的統治思想和社會觀念里，把它理解為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甚至把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牽涉進來），卻是大錯特錯了。它既顛倒了階級陣勢，也顛倒了階級鬥爭。正確的判斷應該是：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矛盾，它本質上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目前的主要形式，則是“維權”和“維穩”的矛盾與鬥爭。只有這樣分清階級鬥爭的是非和陣勢，才能在紛紜覆雜的的現實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2013 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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