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封尘：六四秘闻——红墙外屠城 红墙内搬钱
【大纪元2025年12月08日讯】1989年6月4日，中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辐射北京多个城区的屠城惨案。其令人震惊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号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共发令，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共军队，向手无寸铁，和平请愿，仅以“反腐败，求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子和市民，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5月21日，张爱萍等七名中共上将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联名上书，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信的内容如下：“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七名上将是：张爱萍、叶飞、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名上将的强烈反弹，足见军队“向人民开枪”的性质之严重。事实上，中共军队也曾多次在西藏、新疆等地杀人。但因其地域的相对封闭，而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
而此次北京屠城事件真相，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也极大的震惊了全世界。其二，极端残忍的杀人方式之一是使用了达姆弹（俗称开花弹、炸子儿）。达姆弹原产于英国。这是一种虽不具备贯穿力但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子弹本身口径不一，多半由步枪发射，然而所造成的伤口与口径成倍数递增，并且与口径成正比。1899年第一届海牙和平国际会议，通过《禁止使用人体内易胀或易变形子弹宣言》，明确禁止达姆弹的使用。现代军事体系中，达姆弹因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已被全球多数国家弃用。现有资料显示，即使是在二战期间，也并未明确记载有国家规模性使用达姆弹。8964，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据各方披露的资料，至少上万人遇难。“人民子弟兵”不仅向人民开了枪，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还使用的“开花弹”。其三，极端残忍的杀人方式之二是用坦克追杀、碾压平民。
现移居美国的北京人陈刚先生，当年身为大三学生的他，是8964历史真相的现场见证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再现了如下目击场景——6月3日晚至6月4日，中共军队分多路向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进，用坦克和冲锋枪
一路杀进城来，一直杀到天安门广场。北京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8号，五棵松附近，属于西长安街延长线。陈刚在301总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贴在地上的一滩人肉馅，中间可见夹杂着一些人骨，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陈刚发现有几颗牙齿陷在肉泥里，料想那边曾经是人的头部……后来听说，环卫工人用铁锹把那滩肉泥铲走了。2015年，加拿大媒体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一批1989年北京使馆发回渥太华的保密电报，约数千页。电文把中共军队进城的画面写得非常具体。例如：“一名抱着女人和婴儿的年轻人试图推婴儿车逃离，被坦克碾过，坦克甚至调头再碾一次”……上述中共“六·四”屠城恶行之无道、血腥与恐怖已广为世人所知。
然而，至今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六·四”屠城之夜前后，以中南海红墙为界，却是红墙内外两重天：红墙外，匪兵在忙着屠城，而红墙内的中南海高官却在忙着“搬钱”。欲知这“搬钱”是怎么回事，那还得从头说起。话说远在中欧的中立国瑞士，是最早承认北京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瑞士外交官在60～70年代就享有特殊待遇，在北京能更频繁接触中共的官员，又因瑞士的中立地位，被北京视为安全的金融与情报通道。所以，即便在文革爆发时，瑞士人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继续撰写长篇政治、社会观察报告。就在1989年六四屠杀前后，某瑞士外交官在关键时刻的文字观察，出现在1989年加拿大往来电文中，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辛。在加拿大电报中，有一段话尤其震撼。使馆人员这样写道：一位自称“老中国通”的瑞士大使私下告诉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几乎每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非常可观的金额转进瑞士银行账户。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要求我们对这件事“极度保密”。1989年加拿大DFAIT（外交部）电文中，确实记录了一位瑞士资深外交官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资金转入瑞士银行。这段话意味着什么？电文提到的是“过去几个月”，结合学生运动从1989年春天升温的时间节点，可以推测至少在宣布戒严前较长一段时间，常委们已经忙着把钱搬出去。电文中“每一位常委”的表述更值得关注，这表示中共高层不是个别贪污，而是整个顶层集团的系统性行为。足见党国最高层已经用脚投票，连他们自己对中共、中国的未来都没有安全感。尽管电文没有列出任何名单、金额，也没有证实是否真的完成了转账。就外交书写习惯来看，这很正常——使馆只能如实纪录“某人对我说了什么”，不会把无法查证的细节定格在档案里。但这个“所有常委排队找瑞士大使搬钱”的画面，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惊人的历史细节：在坦克开进首都前夕，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本能反应，是先确保自己家人的钱安全，而确保安全的首选方式是把钱搬到海外。以下内容来自业已公开的加拿大DFAIT 1989电文摘要与相关报导：【电文1】政治局常委逐一找瑞士大使，商请帮助转移资金。原文：“According to the Swiss ambassador, nearly every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pproached him in recent months seeking discreet channels to transfer substantial assets to Swiss banks.”译文：“瑞士大使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找上他，希望将可观资金悄悄转入瑞士银行。”【电文2】大使“强烈要求完全保密”。原文：“He requested the utmost discretion.”译文：“他要求我们对此事绝对保密。”【电文3】常委们对政局“没有信心”。原文：“The Swiss diplomat noted an unusual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highest Chinese leaders.”译文：“这位瑞士外交官指出，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出现不寻常的焦虑。”【电文4】常委要求瑞士方面“加快手续”。原文：“Several of them urged urgent handling of their requests.”译文：“其中数人要求尽速处理汇款事宜。”【电文5】瑞士大使透露北京“不寻常的猜疑氛围”。原文：“He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spicion and fear among China’s ruling elites.”译文：“他形容北京的统治精英中弥漫着一种充满猜疑与恐惧的氛围”。以下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电文中，而是由当时的外交官接受访问时所提供，或由1990年～2000年的中国研究者、香港金融从业者口述或出现在学者在研讨会中提及的“外交侧面讯息”里。这些内容，对完整呈现事实与细节非常重要：常委不是亲自出面，而是透过“孩子、夫人、侄子”出面，加拿大与英国外交官都指出很少是常委本人出面，多由其家属（尤其是子女）或是“副部级家属朋友”作为中介，此传闻也符合中共权贵惯用金融规避方式。部分常委提出要求“透过瑞士外交邮袋”传递文件。某位退休外交官在访谈中提到：“他们甚至问过瑞士方面有没有‘外交邮袋’可用。”外交邮袋具有免检查特权，所以用来送文件亦可用来送私人资料、授权信件。也就是说，常委家属想将资金放在“不可冻结账户”与“编号账户”之下。此外，至少有一位常委询问“能否为家人办瑞士长期居留？”瑞士大使回复：“这不是外交途径所能处理的事。”这表示中共高层已经考虑全家撤离中国并有具体行动。据悉，对中共高层风向嗅觉极为敏锐的瑞士大使对其他使馆透露说：“他们（中共高层）害怕的不是学生，而是内斗”。来自加拿大外交官的二次口述：原文：“He said the fear was not directed at the demonstrators,but at each other.”译文：他说，常委们害怕的不是示威者，而是（中共高层）彼此。”这与加拿大电文语气高度一致，而香港与瑞士银行界均指出1989期间“numbered accounts”（编号账户）申请暴增，这就和北京的焦虑有明显的时间重叠。瑞士外交官长期获得中共高层的信任，因此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政治局层级情报。从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汇款潮”是有备而来的沉船逃资移民计划，是中共高层长期活在你死我活、鱼死网破血腥内斗恐惧下的本能反应。这点也与瑞士大使诺德曼在1950年代的观察高度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应是为最坏情况准备逃生口。”中共官员越高层，是越不信共产党——这无异于对中共的绝妙讽刺。达姆弹、坦克与电汇、移民，构成了“六四”前夜最真实的中国——红墙内外两台戏：一台大屠杀，一台大搬钱。责任编辑：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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