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er8gtykt 发表于 2006-6-8 20:26:37

中國文化中的儒家

平常有人問我儒家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我經常瞠目不知所對。因為我性喜涉獵博覽,不能由博而約,專攻一技一藝之學,至今一無所長,一無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國讀書人中的知識分子。只是因緣時會,在偶然的需要時講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孔、孟學說,因此便被人誤認我通儒學。等於我生平喜歡說禪講佛,別人就誤認為我也通達佛學。事實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當然也不明道,只如韓非子所說的南郭處士,濫竽充數。所以看過我的書,只可以認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參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的問我,那我就無言以對了。
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它的龐雜而高深,這也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它所成長的年代久遠,自然是枝條妙密,幹葉繽紛,又加上那些攀附叢生在樹幹外表的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豈能隨便即加定論。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隨便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可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的說,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歷代用於政治學術思想的,實質上,也是摻雜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也並非完全是儒家學說。
講到文化,應該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只要精細一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先不說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號,只要從眾所周知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開始,那個時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曆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這些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把它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裡,因此形成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好像只有讀書的儒生們所代表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誤解的結果。如果說自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由孔子刪詩書、訂禮樂,形成孔、孟的儒學,因此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來做大事,必須知道博古通今,怎樣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不負平生所學,但很遺憾的是,從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反是號稱有「致君堯舜」之道,豈非春秋大夢。由此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乃至如「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便變成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了。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很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成為周延貫串中國文化諸子百家中的經絡作用,永遠不能脫離它的範疇,等於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生命活力而無生機了。



師儒之道在歷史上的分歧與衍變

從周武王姬發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封建制度,並非猶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訂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時勢的趨使,無論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既如周初封建體制和師儒之道的精神,經過幾百年以後,也便衰落而變質。

到了春秋時期開始,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訂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做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是傳承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哀公時期的魯國,還能保留周魯儒術最為純樸風氣,這也就是後世和現在所說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階段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術,便大有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而且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傳說,也便各自主守師承,顯現分歧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便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不絕如縷。
劉漢興起的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再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盡黜百家、一尊於儒」的時勢出現。如果我們站在現代思惟法則來追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大致來講,確實是彬彬多文學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愈來愈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一般自命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如小人們比而不周的黨派,因此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便首先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雖然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並未能達到最高領域,而在那個時期中被認為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祖述周、孔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現世的政治和教化,還是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生之效也」。這些雖是秉筆寫歷史的儒家們所說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不能完全厚非。

魏晉南北朝時期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的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異同的見解,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注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而厭舊,但北方的學者,守舊而疑新,甚之,譏誚南朝的學者標新而多偽。在此時期,印度進入中國大小乘佛學佈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融會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的互相摻雜之後,思想開放,從儒學的六藝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唯有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彙成巨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幾打絕響,李唐三百餘年間的文運,雄渾瀟灑,風流倜儻的別緻,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黨派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政治上的意氣用事,禍延朝野。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間的高明之士,厭倦時勢,大多不逃於禪,即歸於道。

宋明理學的興起

宋初名臣,即以師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權與君權之間分庭抗禮的氣節,因此而使宋朝尊重師儒之道的形跡,前邁漢、唐、後至元、明、清三朝,皆所不及。由此問啟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張載)閩(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學儒宗,專事闡發心性的微言,自稱繼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學說,從此形成後世的師儒名教,專守程朱章注,即為周、孔的絕學。甚之宋史也變易漢書、唐書的成式,別立道學與儒林的分類傳記,藉此標榜宋代的道學,方是孔、孟、顏、曾師儒之道的真髓。所謂儒林,只是文學辭章之士,還不及子游、子夏之輩於萬一,實在是一大出格現象。因此積成北宋時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黨爭,形成洛黨、蜀黨、朔黨等的異見,造成元祐黨禍的巨變,足為歷史的殷鑒。南宋末期,權臣名相,又起而打擊道學,指為偽學,皆以學術意氣的主觀成見,做為政治鬥爭的戈矛,自相內鬨,終使宋室由文弱而至於滅亡,尤為可嘆!但在兩宋三百年間,割據北方立國的遼、金、元,乃至與宋室相終始的西夏,政教規模,大體上還是尊守孔、孟遺教,只是北方學者,大多援儒入於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學,別樹風格,甚之,有視宋明理學並未徹知儒宗,頗有異議,凡治文化學術史者,大多忽略這一史實。

明清時期的儒林

元、明之間,承先啟後,應是由南宋末期的金華、永嘉事功學派的啟發。而後繼起的河東薛敬軒、姚江王陽明,門庭分立,遞相興替,但始終不出宋儒朱熹的道問學,與陸象山尊德性兩者的藩籬。明代唯一特點,即是百家爭出,模擬禪宗的公案語錄,開創儒家學案的著作,對於經義家法,完全寂默無聞。自嘉靖到神宗以後,一如東漢末代,大臣學士,起與太監爭權,終於構成東林黨禍的巨變,促使民變與盜賊相結合,以致於亡。但崇尚儒學的清代學者,卻綜合宋、明儒家與漢儒經師而作比類,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但對明代儒學,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論斷,因此便說:「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臺閣風厲(指如張居正等),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例如此等兩非兩是的案語,完全猶如老吏斷獄,先入其罪,而又筆鋒一轉,為之巧妙開釋,真如刀筆吏的含混妙文,可為拍案叫絕。

清朝初建於東北邊鄙的滿洲,但自建都盛京(遼寧瀋陽)開始,即知為政之道必須首重儒士,於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東北而歸順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甯完我等輩,為之參照明朝政體,建立規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後,為皇太極、順治、康熙繼統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親政開始,英年好學,特別重視儒家經說,兼習西洋天文、曆數等學,與李光地、熊賜履、魏象樞、張英、方苞等君臣師友之間,尊重周、孔經義,襲用明朝以來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戰亂之中,起用前朝歸順敦品勵行的儒臣。如湯斌、陸隴其等輩,形成以儒家禮義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輩出。但在民間隱居不屈的大儒,有鑒於明末儒林空疏迂闊的流弊,平居講學,以經世之學和師儒之道自任,如孫奇逢(夏峰)、黃宗羲(百家)、王夫之(船山)、李顒(二曲)、顧炎武(亭林)等輩,皆是影響清朝二百餘年來用儒家經義的經世之學,一變宋明理學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轉而注重漢學訓詁的考據,終使清儒兩百餘年的經學,大有超越漢、唐之勢。如阮元所輯的(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種。咸、同以後,又有王先謙續編二百九十卷等,確實蔚為奇觀,學者雖窮畢生之力,亦難盡窺細緻。至於重視考據,而發展為近代的考古學的先導,其功更不可沒。

但從順治開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雖然外示尊重儒家經學,重用敦品勵行的儒者以牢籠天下士子的異心,而對王室自修內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習,皆以潛心佛學以配合外用之術,如康熙的重譯《般若心經》,雍正的專志禪宗,整肅佛教,乾隆童年即隨其父雍正學禪,後又禪密兼修,自譯密乘《大威德金剛儀軌》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學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對心性之學的精闢,不如父祖兩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鍛煉,故繼位以後,流為偏好詞章文藝,因此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間的清代文學,大有直追唐、宋而過之的風格,降至道光時期,承平日久,社會風氣奢靡,文人學士,大多沈酣於風花雪月文詞麗句之間,如著名的詞人項鴻祚(蓮生),自序憶雲詞所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學者誦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豐之間的文風日變,憂時憤世如龔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鑒於此,即乘時立說,注重西北蒙藏邊防與海防外禍的實用事功論議,激起同儕友好林則徐燒毀鴉片的豐功偉烈。同治以後,文運再變,其中翹楚,便是清史所譽的中興名臣曾國藩(滌生),用其畢生學術與事功的實踐心得,述而不作,選輯《經史雜鈔》一書,顯示其於經世學術的大要,至於曾國藩家書一類的瑣言,乃其餘事而已。

但在此際,海運已開,清末學者所謂的九洲萬國知識,已漸啟其萌,於是光緒、宣統之間,便有憂時之士,如南海康有為、梁啟超等輩,以儒學經義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學理念,用其所長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師夷的維新學說,風靡一時,如捨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時期,偏執保皇主張的是非而不論,即以康有為滲入西方政學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對於民初各黨派革命志士的思想有大啟迪,此是現代歷史文化演變的事實,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廢其言,與此同時,其間留學歐、美的名儒嚴幾道與辜鴻銘,皆能深通中國與西洋諸家學說,而終歸於儒,但限於時勢,人人皆等閒視之。今取其有關言論以資反思,如云:「嚴幾道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瓖辭達奧旨,舉中外治術原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常於廣眾中言自由、平等、權利諸說,要皆未嘗無利,倘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指禮記、儀禮、周禮經學),修其內者也。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無中國禮教(指禮記等經義之學)不能弭此禍也。」至於推翻清朝,成立民國以後直到現在八十餘年的變故,儒家經義與孔、孟治國平天下的學術理念,幾乎已隨三千年的歷史陳跡而消失無遺,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工商與精密科技的發達,貨幣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沒人文學術思想的潮流方興未艾,其間雖有少數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多情學者,綜合新知,倡說新儒學、志為中流砥柱,實亦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名存而實亡,但其抱殘守缺精神,待時而興之志,誠可嘉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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