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9933 发表于 2006-7-6 20:33:10

 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图)

  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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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经历

  中研院内雕塑作品之一:太极 (吴丹红摄)

  再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七月初,两年一次的中研院院士会议就要召开了,现在已经有在外的院士陆续回来。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就是一位,历史学家何炳棣好像也回来了,因为过些日子有他的一个讲座。

  在我到达中研院十天前,新一届的院长刚好获得任命,已经担任了十余年院长的李远哲将在10月份退任,翁啟惠履新。李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中研院继杨政宁、李政道、丁肇中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院士,而第九任翁啟惠院士也是一位化学家,他1982年在美國麻省理工获得化學博士后,在哈佛大學做过博士後研究,此后在Texas A & M University任化學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后来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2002年获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翁啟惠在第20届院士会议上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并任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新院长履新之日,可惜我不能在这里亲历了。

  我在中研院院士名单上,看到有55位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其中大家熟悉的是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的何炳棣,曾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余英時,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陳昭南,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的金耀基教授,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的林毓生,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李歐梵等等。这些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每位都是负笈西游,获得博士学位, 数十年来称为台湾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正是这些早年的学者,使社会科学在台湾一脉薪火相传。他们受到的尊敬,是他们价值的最好体现。《民国当代名人录》收录了很多学界名人,其中很多是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也有一些是49年之后学成回台的,象王泽鉴、史尚宽、陈朴生、黄茂荣这样的法学前辈,在岛内学界一直以来是备受尊崇。上次在中研院社会学所,我参加了为林南教授举行的鸡尾酒会,与会者都是学界青年才俊,对于林南教授的尊重和肯定,让不了解林老先生学术的我,也肃然起敬。

  想想国内人文社科方面的老先生,如费孝通、季羡林等,虽然学贯中西,但是历经文革和政治运动的摧残,岁月蹉跎,最青春的年华都给耽误了。季老先生劫后余生,写下《牛棚杂忆》,那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还算幸运的,象杨兆龙他们一辈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完全被剥夺了话语权,很多英年早逝,活着的也是晚景凄凉,让人动容。台湾学界的老一辈人,可能很难知道,他们当初在哈佛耶鲁时候的中国同学,在大陆是什么境况呢。

  由于编撰《英美法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早年毕业于哈佛耶鲁的老人。

  周枬,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枬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枬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枬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枬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枏只得回到上海。现在,周枬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国家不幸诗家幸,不幸的是知识分子,那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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