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liu 发表于 2006-12-10 11:37:22

漫谈党文化(6):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节目,那么在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中呢,我们又请了杨景端先生,跟我们继续谈一下党文化的现象。

金然:上一次我们谈到郭沫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一回呢我们还要谈一个相关的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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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家中

分镜头:

1 儿子走进房里

2 父亲:上回,我给你推荐了郭沫若--郭老作为研究对象,怎么样?我看你最近没动静了。

3 儿子:爸,还说呢,我越查资料越觉得不对劲儿,那郭沫若早年还算才华横溢,到后期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

4 父亲:乱讲!什么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着共产党的,有什么不好?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5 儿子:爸,你忘了,共产党当年怎么折腾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饿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又当反革命又关两年多。

6 父亲:哎,你还真别说,从狱里出来以后啊,我还真的感激共产党啊,我党伟大就伟大在,它每次犯错误它都能自己改正错误,

勇于承认错误,再说呢,你妈打你打错了,你还能跟你妈计较吗?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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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这个场景中的老年人到让我想起一个人叫做“曲啸”,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人,他是被打了二十年的右派,然后吃了很多苦,可是出来以后他到全国各地去演讲,而且是讲:我出来以后啊, 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而且他当时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感觉。

方菲:我觉得挺难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普遍的吧,因为共产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很多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出来还很感激涕零,至少他不仇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好的,杨景端先生,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杨景端:其实啊,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妈妈过去家里的家产是被共产党没收了,那么最进他听说我有个朋友练法轮功啊,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满,他就说:唉,你不能对共产党不满喔,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啊。。。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现象呢,实际上它还有个名字,名字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个洋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是在七十年代吧,是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突然闯进来一群绑匪,绑匪进来以后首先就拿着机关枪对着银行一阵狂扫滥射,最后绑架了银行里的店员,押在地下室。那么这当中经过了六天的时间,警察要营救他们,结果他们拒绝警察的营救,他们认为警察是来害他们的,而这些个绑匪是在保护他们,最后好不容易把他们营救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人拒绝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个绑匪有罪,反而说这些人都是好人,其中一个女士还和其中一个绑匪订了婚,另外一个女士呢,组织了个基金会到处筹措资金来为这些绑匪辩护,这个现象发生了以后呢,实质上很特别吧,就管它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的情形。

金然:那您刚才提到这是个洋名子,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在国外发生,怎么拿来对照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界啊? 中国的社会现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杨景端: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你会发现,这共产党在它执政的五十年当中杀害了八千万的同胞。确实很多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情,是吧,你要是到海外来批评共产党啊,他就认为你不爱国,他就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把共产党当成家人,他把共产党比做母亲,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母亲跟孩子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产党跟我们跟本没有这种关系,是吧,它竟然能让我们都相信它是我们的亲人、它是我们的家人,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感情,包括被共产党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他看见共产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情感在,这个是非常类似的现象。

方菲:那说到这儿,杨先生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我想问一问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杨景端:其实它是来源于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本能,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它是求生的欲望,所以人在那种情况下,他觉得生命可以随时失去的话,那是非常害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绑匪呢,还没杀他们,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感激涕零了,那到这时候呢,绑匪还给他们一些水喝,还说了不少好话,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理就完全倾斜了,认为这是一帮好人。

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下,也就是说绑匪要对生命构成确实的威胁;第二个,就是他要给他施以小惠,给他点好处,让他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杀死,而且还有水喝有饭吃,那他的心理就完全倾斜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几天当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认识都是被绑匪灌输给他的。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被困在这里面他感到非常绝望,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产生了。

方菲:其实这种综合症是对绑匪一种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赖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想过:你凭什么要来绑架我?你凭什么要来杀我?有没有这种想法?

杨景端:那个时候他这个问题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综合症是发生在心理上的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已经不在他思维范围之内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问也不敢问的问题,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生,我觉得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共它非常能够掌握人的心态和他的弱点,所以他从建政开始有权力开始以来,包括“延安整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一些运动啊,它都是这个办法,第一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会豪不犹豫的对你开枪,杀你,第二,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国家机器--这个生活资源、生产资料,它会给你小恩小惠,我会觉得:工作是党给的,我的房子是党给的,我上大学的机会是党给的,我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这时候大家互相比啊,谁晋级啊谁涨工资啊,一切都是党的恩惠嘛。

金然:你说到这,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你像在美国这儿没有人说我上大学了,我要感谢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也没有人说我开了一个买卖或说我在一个公司提级了,是谁谁谁给我的恩惠。。。

方菲:你可以一边骂布什,你一边拥有你的一切,这完全不矛盾。

杨景端:是这样,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被设计成那个样子了,所以,第一,它认为它控制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权,所以中共说人的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它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对我说: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权。我会一直点头:“没错,是生存权”。

金然: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上提到,那时候还没有我,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把不听话的知识份子,把他们分配到农村去,然后不发给他们粮票,是叫“粮票”吧?

杨景端:对啊。

金然:对,我就看着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断了你口粮了。

方菲:你要不听我的话。

金然,对,你要不听我的话。

杨景端: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它让你感觉到一种惩罚,或是小恩小惠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手段:一个是奖一个是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讲过,它必须要控制你的思想,让你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信息,所以在过去,为什么中国它封闭了几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美国人穷人一大堆啊,什么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是吧?它这时候它就要把你的信息给封闭了。当然现在是比较困难啦,因为有互联网啊,所以他现在还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手法比较细腻一些,中国它也建造互联网的网站,表面上让你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网站,但实际上是它要给你灌输的东西,它就封一些它控制不了的网站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都还是同样的手法,包括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它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一种恩惠嘛,我记得上次有人在看到唐人街上游行的时候就说,你们还骂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出国吗?我当时就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用得着出国吗?(笑)

金然:有时候,一个问题,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就可能把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方菲:确实是这样,那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不是所有人都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我觉得有两类人他是不容易得这个综合症,一类人他身上的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那么做为一个知识份子,做一个文化人来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是要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人他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他就不会告诉你犯的错误,他就不会去阿谀奉承,中国传统文化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那么这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原则和操守,他情愿以死相柬,那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这类人不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二类的人就是他对生命的意义和看法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信神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是相信佛道神的,相信人的生命--他不是只有一个肉身,不是说把你杀了你就没有了,而是生命他有轮回的,灵魂的不灭是最重要的,许多传统小说中说:你杀了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有这种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把道德把原则看得比自己的肉身都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理解,在现在中国社会,真正敢与共产党说不的人,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现特别突出的有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所以他不怕死,对他来说,你这一切都不起作用。

金然: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社会很大一部分人他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且还一直这样的话,对社会及整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景端:比如说,我们在精神病学上有个叫“创伤应急后综合症”,这综合症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受伤了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回忆,很痛苦嘛,所以他就要回避任何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所以他在表现上比较回避,对很多知识份子,作家来说,唉,你不让我写这个话题,我就不写这话题,他就绕过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麻木,因为人啊,说实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很有善心的,那么他看到不好的事情,他会感到痛苦,那么中国发生这个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人为了一种平衡的心理保护,他就必须变得很麻木,所以你再跟我讲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了,“多少人”在他只是一个数字了。

金然:所以说这是一个病症,是一个症状,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症状。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方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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