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liu 发表于 2006-12-12 22:27:27

漫谈党文化(10):党文化的话语系统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侃侃而谈”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金然:这一集我们谈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先按惯例看一段场景,然后我们再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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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被采访人(面对采访镜头):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这是党对下一代关心的体现。是政府为人民币办事。

女记者(手持提示板):错了,是人民,不是人民币。再来一遍。预备,开始。

被采访人: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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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刚才这个场景中这人说的话,对我们来说听上去都挺可笑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是天天都听类似的话。

金然:这也就属于党文化中的一些套话。那今天我们就正好谈这个话题。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者唐柏桥先生。

方菲:唐柏桥先生,你刚才也看了这个场景,能不能请你简单的先讲一下这个话题。

唐柏桥:党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形式上的。形式上,我们经常听到说党八股,也就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形式。你比如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开头就说形势一片大好啊,然后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伟大意义啊,然后就说什么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啊,然后就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领导啊。这是党文化的格式。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语言体系有一套内容。它的内容概括起来说,这套体系就是用来美化他们,美化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比如说,伟大领袖啊,伟大光荣的政权,共产党的辉煌成果等等,新社会,旧社会啊,把这种政权合法化-- 美化。另外一种就是强调一些它们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专政”本来不是个好东西,是一个负面的政治概念,但是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主要是形式上,内容上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把党文化这个语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金然:但是现在的人,我看很多人用那些词,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词,他是觉得好玩,并不是真把它当真,是不是如果这样用,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影响。

唐柏桥: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我们90年代的,我们叫E时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觉得,你看我们从小没有受文革的影响,我们也觉得文革不好。但是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比如说,毛主席啊,伟(伟大)光(光荣)正(正确)啊,等等这些东西。他觉得无可厚非。实际上不对。为什么呢?

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潜移默化的受影响。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旧社会,如果你在用“旧社会”的时候,“旧”本身就是个不好的概念。所以你只要用 “旧”的时候,你本能的就认为是个反面的东西。比如“新社会”,你用“新”的时候,就是个好的东西。所以尽管你觉得49 年这个政权是不好的,但如果你天天用“新社会”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政权不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说,话语体系其实是一种概念,当你用某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你就跟着创造这种话语体系的人的这种概念走,它实际上就是强迫你接受它的价值观。比如“阶级斗争”,你如果天天用“阶级斗争”,”“纲举目张”,你天天这么讲的话,你就会认可阶级斗争这种概念。

金然:那么你刚才提到说这是个系统--话语系统。那既然是个系统,那么就是个完整的东西。能不能比较系统的讲一讲它具体有什么?

唐柏桥:话语系统,它主要就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把它的行为合理化。像我刚才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革命”。

比方说,他们一般都是喜欢暴力,比方说镇压。镇压,在从古到今,在英文里讲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但是比如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就变成正确的,比如89年,镇压反革命暴乱,其实它是镇压学生运动,它只是把学生革命变成反革命暴乱,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词。

方菲:其实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本身不是什么好词,你想,革人的命。但是它现在是个正面的词--在党文化里。

唐柏桥:对,革命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revolution,不是革人的命,但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很血惺的词。revolution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飞跃,信息革命,电脑,一个旧的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往前发展的一个形式。但是呢,革命在中文里,就是因为共产党,它们发明革命这个词以后,就是革人的命,所以它就把暴力革命强加进去了。所以它就认为杀人啊,镇反,三反,五反,这一切,它就变成革命的一种方式或一种内容,它就把它正确化了。

所以当年89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学生,被抓进去的时候,它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说我承认是反革命,因为什么呢?革命本身不好,你要杀人,我反对你杀人。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是你们是罪人。所以你们现在把我抓进来是黑白颠倒。所以当时那些干部都觉得无话可答。

方菲:唐柏桥先生,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相当庞大的系统,而且,很多人好像在生活中都不自觉都在用它的一些词汇,那这个过程都是怎么形成的?你能不能讲一下?

唐柏桥:我觉得它主要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反复重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个是共产党最善于用的东西,比如林彪当年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毛主席语录要天天讲,天天学”。所以“早请示,晚汇报”。它要把一种东西强化给你,然后你慢慢变,从开始不接受,变成怀疑,变成接受。所以它就天天要这么讲。比方说反革命暴乱,89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心里能接受,它讲久了以后,人家就觉得好像是反革命暴乱,所以这个是重复性的。这个方面,我们看,过去最明显的,就是文革以后的八个样板戏,你看文艺作品的时候,它不让你看其他东西,它就让你看样板戏,看什么“我家的表叔有无数。。。”(样板戏“红灯记”台词),然后就是革命亲情,然后就是什么大义灭亲,然后你就无形中感到生活中只有这个东西,你就认可这个价值观。

方菲:你说到样板戏,我自己是满有有感受,因为有时卡拉ok,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就会自己唱样板戏,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说这个多么好听啊,或怎么样,我觉得那是一种怀旧心理的情绪。实际上人是很受音乐,文艺这种形式的影响,那么在那个年代,样板戏给他一个怀旧的情绪。他本身也是一定受到样板戏内容的影响。

唐柏桥:共产党也确实在这方面很厉害,在“长征”的时候,它们就有文宣队伍,它就把音乐,把艺术,把你生活中的时段,给你占有了。占有了以后,当你要想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忆起那段音乐,而且当你回忆起那段音乐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忆那些生活。它结合起来。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过去回忆,当你回忆的时候,你就会回忆起“东方红”那种歌曲,想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类似的歌曲。然后,它就是强迫你去回忆对它有利-- 歌颂它的那些文艺作品。

方菲:你说这个重复性,那是肯定的,因为都在这个环境中,肯定会收到它的宣传的影响。

唐柏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系统化。它能够把这个49年以后,可以说是创造一个庞大的党文化的系统,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从这么短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么多人很快接受它。所以它这个系统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学术上,从理论上,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研究,就像当时把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一样的,就像那种历史工程,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科学院,一个是自然科学院,一个是社会科学院,这两个都属于部级的,社科院和自然科学院的规模一样大,这样大的规模在全世界是极少的。

方菲:是吗?

唐柏桥:因为科学这个角度,主要现在来讲是自然科学占主要部份,你比方说诺贝尔奖,你看诺贝尔奖里面主要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只有文学,诺贝尔和平奖挂点边。其他都是自然科学,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发达。社会科学院里面主要部份就是马列所,政治所,这个所,那个所。而这些所的人基本上就是用来研究这一套系统,怎么使用这套系统,怎么美化这套系统。这是第一个,系统化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创造这一套词。

第二个,它有整个国家机器归它所用,整个国家机器都来为这些词进行宣传。所以它一旦创造了一种新词,比如说“三个代表”,一出来。现在胡锦涛叫什么,我都忘了,什么八。。。

方菲:“八荣八耻”,听起来挺像日本人进村一样。

唐柏桥:这个东西,我相信没人能背得出来,但它就简称“八荣八耻”,所以我们过去小时候上学时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一种运动要起来了,它想要做某件事情,它就通过全国的文宣机器,散布出去。

金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社会上来看,普遍的有一种调侃的现象,像王朔那种,小说里面的那种语言。你是不是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好像有些都是反意了,和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

唐柏桥:我觉得这个要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讲,它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个东欧,灰色文学,但是这个从长期来讲它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使这个人放弃了希望,人开始变得不严肃,对一种邪恶,或者对一种不正确的东西,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比如说,你这样了,那我不理你了。好像最有名的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它有一篇作品叫《顽主》,那种词,就是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如果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当你面临流氓的时候,你就不想采取任何措施。反正大家都是流氓嘛。所以真正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面对这种邪恶和面对这种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有一种理性的姿态,我们去批评它,我们指出它的不正确,然后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代替它。

方菲:我想很多人如果它意识到这种话语系统的不好,他想自动的去摆脱,这样做,尽管也是很难。可是有很多人他如果是认同这种价值观,或者是他不认为这套语言系统不太好,那些人怎么去摆脱这个话语系统呢?

唐柏桥: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多数人,我总结出来: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无神论者讲话都是带有很多暴力之情,残忍,比如关于镇压法轮功,镇压89。他们说:那我们也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嘛,中国这么大,有些人要作出牺牲的嘛,为了换来稳定,换来国民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你有信仰,信仰上帝的话,上帝说了,人人平等。

金然:嗯,要博爱。

唐柏桥:天主教连打胎都反对的。是吧,怀了胎了,他就是生命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认同这种东西。我觉得重要的是,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对“阶级斗争”这种词啊,“无产阶级专政”,你听到这种 “专”啊,“政”啊,什么“国家镇压机器”啊,“掀起一场什么革命新高潮”啊,什么要“深揭恨批”等,什么“拨开别人的画皮”啊,就是这种话在人民日报经常会看到。当你有信仰,一般来说,你对这种词本能就会反感。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海外,尤其是港台,保持了很传统的文化,你看我们到chinatown(中国城),你看中华公所,耍狮子啊。他们保持的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中国大陆人的冲击很大。大陆人一见到什么东西就说:“这不咋的”。什么东西都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小心啊,小心啊,他会整你。

金然:长此以往,这个社会的氛围就会......

唐柏桥:台湾人永远不会讲“整”,你从来不会听台湾人说,“你小心啊,有人会整你啊”,因为台湾人不会这么揣测的。

方菲: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党文化这个话语系统只是相当表面,浮光掠影讲了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个挺大的事情。

金然: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方菲:我想主要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那另外呢,在这其中,你要想认清它也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与党文化)保持一种距离。

唐柏桥:因为我记得哈威尔(捷克前总统)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要反对它的话,反对共产党的话,你要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你是永远战胜不了它。所以你只有恢复自然,恢复你的本性,人性的东西才能战胜它。

方菲:感谢唐柏桥先生做我们的嘉宾,我们也多谢我们的观众,下次节目再见。

金然: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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