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1-5)
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1)大陆流亡作家 京夫子
前言
毛贼东至今仍是投影在神州大地上的历史阴云。本书通过毛贼东生平与一系列女子的非常关系的生动描述，展现数十年来中共高层人物间的权谋内幕及生活秘辛。实为一幅幅风云诡谲、波涛汹涌、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图。全书内容丰富，引证翔实，更兼文笔酣畅，兴味盈然，极富传奇性和历史文化感。经「联合报」选刊、北美「世界日报」连载，已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毛贼东至今仍是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历史阴云，本书通过毛贼东生平与一系列女子的非常关系的生动描述，展现了数十年来中共高层人物间的权谋内幕及生活秘辛。实为一幅幅风云变幻、波涛汹涌、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全书内容丰富，引证翔实，更兼文笔酣畅，读来兴味盎然，极富传奇性和历史文化感，经《联合报》选刊，北美《世界日报》连载，已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评说《毛贼东与女人》天意2000年「新报」170、171期在2000年二月十七日纽西兰《华页》报上看到一篇无名文章——《毛贼东与女人》。怎么读怎么觉得这时候一篇文理不通，歪曲历史，胡说八道的棍棒文章。这一篇违反起码历史常识的文章，即使登在大陆的报刊上，也会使研究和了解毛贼东的专家和读者们笑掉大牙的。三月三日又在《新报》上看到言山先生的「读《毛贼东与女人》」一文，说出了我的许多想说出的话。尤其作者在其文章的最四段话中，道出了很多经过那段历史的人们的心声，发人深省。我在上一篇以「天意」名下发表的文章，已对那篇文章的目的，作了相反的评说。在这一篇文章里，我想接着言山先生的文章，对《毛贼东与女人》一文，再做逐段或逐句剖析。那篇文章二千多字，大小共分十段，四十八句话。因为其文逻辑混乱，故先不从头开始，而从其文章的第五段中的一句话开始本篇评说。
一，该文第五段中有一句话说：「据多位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描述李到毛身边工作之前的事，这部分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自己杜撰。」着里说的「书」，是指李志绥的《毛贼东医生回忆录》。
作者自己正是道听途说，自己杜撰。看样子他没有看过或没有认真看过李医生的《回忆录》，而只能「据……人员讲」。这种「自己杜撰」的文章，使我想起，在毛贼东暴政的几十年中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有那么一大痞，丧尽天良的丑类，没有读过某书，却能大批特批某书反动，帽子棍子满天飞。（毛贼东一手造成）。如五十年代初对胡适的批判，没有人读过《胡适文存》，批判的文章满天飞。没有几个人看过《红楼梦》，1955年竟发生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的全民大批判。「文大」中林彪事件后，没有几个人看过《论语》，却也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批「孔老二」来了。这都是只凭上级意图，根据上级的断章取义的几句话，上纲上线，以文杀人，大搞「文字狱」。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涉及被害者数千人，而且都是青年文学精英。着是何等的丑恶，何等的残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只可惜，这种棍棒文章，竟然出现在世界最后一块净土纽西兰来了。这就不能不使我非要把着篇文章搞搞明白不可了。
我仔细地读了李志绥的《毛贼东医生回忆录》。结果发现书中并不存在什么「三分之一是从前的事」。如果说书中有听人所说，那也不是「道听途说」。李在中南海甲区内，要离开着禁区，需要经过乙等禁区，再过丙等禁区，才能出得大门。他在这几乎是密封的禁区中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到何处去「道听途说」？除了毛贼东，就是李银桥或秘书田家英，或汪东兴之类的人。这样一来的「道听途说」，都是共产党的「绝密信息」。《回忆录》好就好在李医生把这些「绝密信息」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见了阳光。不但让全中国，全世界，就是中南海乙区，丙区那些头头们，也大开了眼界，仔细看看着个伟大领袖，这个他们所造的「神」，到底是个什么「物」。
下面我们接着从那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开始剖析真相。
二，文章的第一句话说：「毛贼东一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其婚姻生活了」，这句话太莫名其妙了。毛一生的「最大遗憾」并非是其「婚姻生活」。如果把他的婚姻生活说成是「最大遗憾」那就太离谱了。在毛的一生中，除了1908年十四岁因父母之命拜过堂正式结过婚（其妻李氏比毛大六岁，结婚十年后，毛去北京，以及以后的革命生涯，，扔在家中的妻子，也就不存在了，这是1937年在延安，毛对美国记者斯诺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谈过的事）之后一生再没有正式的婚姻。以后的所谓婚姻，都是没有程序的「事实婚」，而且差不多是十年左右换一个。如常1920年同居的杨开慧（1901——1930年底狱中被害）；1928年同居的贺子珍（1909——1984年）；1938年同居的蓝萍（毛给改名江青，1913——1991年在狱中自杀）；直到现在1976年八十三岁的毛贼东闭眼之前，身边还有一个三十二岁的」小夫人张毓凤（1944—— ）陪伴到终。单单只说他的这些年「婚姻生活」，而不提他另外打了多少「野食」，如果能说成遗憾的话，那么恐怕全世界的男子汉再也找不出一个」不遗憾「的婚姻了。全都得大大地遗憾！
说他婚姻「遗憾」，是什么「遗憾」呢？是「遗憾」杨开慧早死，没有共享胜利果实吗？但杨开慧并没有死，早先两年他就已同贺子珍成了「夫妻」；是「遗憾」他没有同江青离婚吗？但在「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都听过传达的中央文件，即毛贼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从那封信中，使人们得知，他除了非常信任和依赖江青之外，共产党内再没有第二个能使他完全相信的人。看着情景，如果1950年前后，真的摔了江青而同孙维世结婚，「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了这条疯狗，实现他打倒一切的野心，那倒真可以说是「遗憾」了。所以，这「最大遗憾」之说，实在是不贴一点边的自己杜撰。老毛地下有知，恐怕也没有脸同意这种胡说。
三，该文的第二句话说：「从《碟恋花。答李叔一》中可以看出毛对先妻杨开慧的深情已然。」真是不懂装懂，说「深情」不要看文字游戏，而要看「深情」的实际表现。说穿了，毛当时与杨开慧「结婚」是一种投靠，一个乡下穷小子，投靠北京大学名教授（1918年，毛在北大图书馆当小职员就是杨的爸爸介绍的），虽则 1920年毛杨结合时，其父已死，但杨是家住大城市长沙的富家小姐，而毛因不听其父的话早已断了他的财路，而成了乡下的穷书生。这与现在许多由穷乡进了城里混事的青年一样，能投靠一个有背景的当地富人之家，不正是有心计的青年惯常的做法吗？）毛贼东的一生表现表明，不论他在什么事情上，包括其「婚姻生活」，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从来都是效仿曹操，「宁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这就是他一惯的为人处事的哲学。在他几十年的所谓革命生涯中，他就是不断的施展着他的「先用之，再弃之，再杀之，再取而代之」的权术。其实，1928年与贺子珍同居也是一种投靠。他是湖南外地的农民武装，投靠江西本地强势「土匪武装」，贺子珍他们发动的井岗山农民起义，比毛的「秋收起义」要早好几个月，与「女响马」贺结合后，不久就以他们（王佐，袁文才）匪性不改为名，而先后杀了他们，取而代之。所以，对贺的「婚姻」说是「先乱后弃」是事实。利用完了，长征也「胜利」到达陕北了，为何不弃，另找新欢呢？再说回来，毛对杨开慧，既不是「遗憾」也不是「深情」，而是亏欠和伤害，尤其是还因为只有她才给毛生了三个儿子（1922年生的老大死于朝战；1923年生的老二成了神经病者； 1926年生的老三丢了）是否写词时心中有过一刹那的负罪感呢？可能是会有的，但只是一刹那而已，否则他就不会一直到死，都在做着对她亏欠和伤害的事了。
四，文中第六句话说：「无论是贺子珍，还是江青都是无法取代杨在毛心中的位置。」如果说贺子珍当时在毛的心中不能取代杨的话，为什么杨还活着，并且她还带着毛的三个儿子在受罪，就扔掉了杨开慧和自己的亲骨肉而与贺子珍成为「夫妻」呢？从毛以后的「婚姻生活」来看，在毛的心目中，年青的，最好是二十几岁左右的少女，永远是可以「取代」一切的条件。什么先妻，后妻？他要的是性工具。从他在那残酷征战，行军的环境中，在八，九年中，竟让贺子珍因他而怀孕六次，可见他对妻子是多么「体贴」了这不是太残忍了吗？故此，到了延安，还只有二十多岁的贺子珍，几乎没有一点当年的美人模样了。老毛不管是五十还是六十岁，他只喜欢二十岁左右的少女，折旧是他不断变换「妻子」的奥秘。谁不能取代谁？毛贼东心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毛贼东算是个诗人，但在女人的问题上，他绝对是现实需要主义者。诗是很浪漫，但其心狠毒，行为残暴。毛的一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五，文中第七句话说：「毕竟他们是在毛的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进入毛的生活的。虽然共同革命，但无共同经历苦难岁月的经历。」这真是不知历史的胡说八道。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十六岁加入共产党，具有演说天才，很会煽动，年只十七岁的贺子珍，联络井岗山上土匪王佐，宁岗土毫袁文才（后均被毛贼东杀害），举行「永新起义」，一度占领永新县城，比毛贼东领导的湘东农民的「秋收暴动」的时间还早三个月。所谓中央苏区，实际上是外地人毛贼东借着本地人贺子珍等开创的。这是其一。其二，毛贺1928年成了夫妻之后，经过国民党的多年围剿，一直到1934年向陕北的全军大转移（即长征，三十多万人最后只剩下二，三万人），毛贺形影不离，多次怀孕生产，只活了李敏一个。这怎么能说「无共同经历苦难岁月」，如果这还不算是「苦难岁月」「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什么「苦难岁月」了这要不是「患难夫妻」，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什么「患难夫妻」了。
六，作者在文中的第一大段的最后八句话，既像鬼话，又像梦话。他说；「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经历磨难而成功的商业巨子对潦倒时的朋友亲人，和对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后来两次婚姻的遗憾。」这真是使人看不懂的鬼话。按猜想的意思理解，站在今天的角度，现在的那一类「婚姻」，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他们「飞黄腾达」而得着了过去没有可能得到的「二奶」，「情妇」，「小蜜」，而不遗憾，而乐此不疲。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可以搞五座别宫情妇而不遗憾，刘少奇四次结婚，倒是最后一个王光美似乎过得很不遗憾的美满；还有相当一大批当年进城的干部，争相休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有不少是从患难中走向胜利进了城的），而纷纷投入城里，乡里的地主，资本家小姐的怀抱（他们的所谓革命对象）刘少奇就带了这个头，伟大导师就做了这个榜样。当然上行下效，跟着伟大舵手前进了。你若不信，回大陆查一查那一大批高干的「婚姻生活」是怎么回事，就一清而楚。遗憾呼？美满呼？弃旧图新当然是美满的，那来的遗憾。说什么鬼话。
七，作者在第二段中有三个长句子，更是瞎话连篇，与历史事实一点也对不上号。明明是一个暴君，明明是毛贼东把国家，民族玩于掌股之上，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如「大跃进」造成的全国大饥荒；造成几百万人的迫害怨死，上至他们几十年几乎是全部的生死战友，甚至还有救过他三次命的彭大将军，下至中国几代教，科，文方面的大批精英，治国良才，以及亿万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疯狂互整互斗之中（甚至成千上万的子不认父，妻不认夫，女不认母人伦丧尽的惨剧），作者却说什么「他对党和民族的改造也体现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义」；说什么「这种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宾的夫妻感情，这种婚姻远离事业成败得失，名誉地位，物质追求等一切世俗内容」。这是一些什么梦呓之语，谁能明白这位先生在这里想说明什么问题。没话找话，胡说一气。
八，作者在该文第三段中的头一句话，又是鬼话。他说：「毛后来事业上的一番风顺，令贺，江始终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怪哉！怪哉！前有贺子珍「一番风顺」不能加深感情，不一番风顺的「长征」（虽然贺连连怀胎），也不能加深感情就可证明，根本不是能不能有加深的机会，而是要不要加深这种感情。文章中又说：「有人认为毛对贺「始乱终弃」，显然是不客观的」，什么是客观呢？客观（事实）就是其时有三个女人同时搅到一起，使毛无法正常工作，才有在1938年在延安时毛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去年他轰走了三个女人（美丽才女吴广惠、美国女记者史沫特、妻子贺子珍），竟把自己的妻子与两个插足者并列，谓之「轰」也，这不是「弃」是什么呢？只是借了这样一个机会而已。第二年1938年毛，江就成了「夫妻」了。至于江青，就更谈不上因「一番风顺」而「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了。毛，江时期，毛的事业异乎寻常的一帆风顺，四二年「整风」打倒了王明为首的党内一大批异己者；四九年进城，入住中南海，过着神仙般生活，从五一年前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江青始露头角，直到「文化大革命」。如江青自己说的是毛贼东的一条狗，前台一个江青，后台一个毛贼东，兴风作浪，大闹中华，配合的天衣无缝，打倒一批又一批，节节胜利。更在1960年左右，全国人民大饿肚皮时，修建了几十个专供毛，江玩乐的行宫。一会儿去庐山，「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会儿在武汉，吃什么「武昌鱼」；一会儿杭州，上海，广州，北戴河……，没每一个周末成群美女陪伴跳舞，玩乐（1938年王实味就因前方流血牺牲，延安每周末必舞，写了一篇「野百合」小文章，发发牢骚丧了命），这种生活几乎一直伴随到他死之前能动的时候。这样悠哉的生活，竟会「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合乎人之常情吗？
九，文章又说：「建国时他才五十五岁，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实亡。」说什么「如果他不是领袖，可以选择离婚，以他……吸引成群的美女当不成问题。」
毛的婚姻「名存实亡」与他多大岁数毫不相干，关键是毛贼东是不是遇上了「取代者」。毛进城之前去莫斯科，在专列包间里，以学俄语为名，同女翻译才貌双全的孙维世越出了格，才有了老毛放出的空气，说什么要不是快入城了，非同江青离婚。其实这是造势，是为自己以后另寻新欢留下的伏笔，并非事实如此。这有几点可以证明：其一，五十年代初期，毛江的私生活还是相当平静和谐的，当时江才三十几岁，她是名演员出身，又结婚数次，原来丈夫都是风流才子，有相当的文化阅历，其「玩男人」的手段比起大老粗贺子珍真是要高出千百倍，足够应付老毛对女人的需要。毛先后的几任「妻子」，作为女人，决不是一个档次，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江青，不论作一个有味道的女人，还是做一个有政治前途的马前卒，都是无人可取代的。
其二，后来，在男女兴趣上虽然有了张毓凤，上官云珠等女人可以取代江青，但在政治上则没有任何成熟的女人能取代她。他们不离婚，并不是什么毛的「放弃」，而是他们两个人需要有条件的相互利用。在男女问题上江不干预毛的私生活，放纵毛对玩女人的需要和自由；毛则进一步放权给江青，当文革组长，比政治委员还有实权，满足了江青实现其「女皇」的野心直到临终，毛给华国锋的遗嘱上，也竟有了「你办事，我放心，有大事，找江青」之说（据说去年陈锡联检举汪东兴私藏毛档案而遭抄家才发现的）由此而言，根本不能说是「……使他放弃了离婚的权利……」，而应是毛需要保持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毛贼东那么得心应手，江青是绝对立了头功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再说，他同江青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只是同居成事实，谈不上再搞什么离婚。而六零年他们二人分居，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离婚了，还再谈什么离婚呢？
关于毛「吸引成群的美女当不成问题」，这又是混淆了问题的性质。毛深居中南海甲区春藕斋，那是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地方，毛不存在搞婚外恋的环境和自由，能靠到毛身上的女人，都是有层层叠叠的警卫把关的。他之与女人同美国总统克林顿搞莱文斯基完全是两个性质。克林吨与莱文斯基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任何人安排，故可以说是双方自愿的因而可曰「婚外恋」。毛贼东则是汪东兴等物色，安排并为之保密的。这不是「婚外恋」，而是特权的强暴和占有欲的满足，这里并没有「吸引成群……」而是「强迫骗取成群」。因此，也就有了「顺自者昌」，如张毓凤最为代表，至死守在身边；对上官云珠也不薄，可惜手江青迫害而自杀；「逆之者亡」，或秘遣他乡，销声匿迹，如当年南洋富商千金冯凤鸣等莫名其妙地失踪就是。
文中不少地方提什么「离婚的权利」，岂不知，对「结婚」或「离婚」，老毛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毛被公开的几次婚姻，都不存在「结婚」和「离婚」问题。只要他需要就行。他既有这个自命的特权，又有过实际的经验。那位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太会想象和自由杜撰了。
十，文章还在混淆视听，歪曲历史。他说什么：「作为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炎黄子孙们，是否对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呢？况且在放弃离婚的权利时，已同时体现了他牺牲自我而对国家负责的高尚人格。」真是愈说愈离谱。
古今中外历史，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还远不如封建社会的帝王，知道爱民如子，让人民安居乐业。毛贼东害死的人（当然大多数不是经他自己动手，但亲自动手也不少，如胡风怨案，五七年知识分子怨案，他都是赤博上阵的，对刘少奇，有《我的一张大字报》，对彭德怀等等，都属亲自充当杀手），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中国人精华层次之高，包括一大批所谓「开国功臣」和亲密战友，成千上万几代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治国良才，几乎被他赶尽杀绝（只留下少量的为虎作伥，助纣为恶者，但多数最终也没有好下场。如康生，姚文元等等）说的多么动听，什么「浪漫诗人」。什么「理想主义」。古今中外历史哪里还有这种以几亿人民的生命当儿戏的「浪漫」和「理想主义」？毛贼东这个人间恶魔，至死对他所残杀和伤害的人民也没有一点愧疚，抱着以害人为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了无穷）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鬼祖宗。今天的后人竟然发出这样的哀号，实在是太希奇的事情。难道中国人就是天生有这种喜欢任人宰割而高兴的「德性」吗？事情并非如此，只不过在强权下，忍气吞声吧。当中国人的大多数懂得了，自己是有着「天赋人权」的人时，也就会是彻底清算毛贼东的时候了。现在后人对毛贼东不是理解不理解，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和都是怎样做的，把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毛贼东还回他真正的面目，至少后人不再被假像和伪造所蒙蔽，继续受骗。按现代的概念这叫人民的知情权。这次台湾民选总统之前的竟选中，各位要当总统的都得在选民面前彻底暴光，这是为什么？就是人民有这个审查权。克林顿为了一个莱文斯基搞得全国沸沸扬扬，着都是表明了，这里的人民被真正当成了人来看的。他们才是真正当了家做了主。在中国大陆不给人民监督他们的权利，甚至连说自己的话的权利都不给。那就只好不说。不说不等于就认同中共的胡说，只不过时机不到。但在自由民主的西方，稍有一点良知的人，都应当对过去的历史，包括「伟大领袖」的一切，追根究底，还回历史的原来面目。这里一点也谈不上什么「理解和宽容」的问题。
十一，文章又说：「很显然，以江青……且有可能对江青的人生造成难于预料的后果，作为重情人，毛贼东肯定不忍心。」老毛没有与江青离婚，根本不是因为他能想到对江青有什么「难以预料的后果」，也不是什么「重感情」，「不忍心」。事实上，正是他这个不离婚（其实他们多年分居，实则已离了婚，身边已有张毓凤取代了，只是有许多事情划不清，公开场合不着重提出就是了）才使江青变成到处咬人，害人的疯狗，最后做了毛的替死鬼，以毛贼东戏言之「四人帮」入狱，自杀而结束了她罪恶的也是咎由自取的害人害己的一生。如果早早公开宣布他们离婚了，那真是江青和全国人民的大好事了。江青能有她后来的下场吗？中国人民会有那么些骇人听闻的相互残杀吗？至少也会减去许多因江青报私仇，泄私愤造成的怨魂。
毛贼东熟读古书和封建帝王史，啊名义上是「人民领袖」，但满脑子封建帝王欲，对待女人，也是一无情的征服和占有为其心理的满足为最大快乐。毛之对女忍耐的疯狂，与其说是肉体的需要，不如说是他征服和占有女人的帝王心理满足是主要的需要。他不是神，却极想把自己打扮成「神」，他不是封建帝王，却在心里上常常按照封建皇帝自比（如那些秦皇汉武之类的狂妄诗），无数的事情，包括他对待「妻子」和女人的行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他谈什么「结婚」，「离婚」，什么「重情」，「不忍」，简直都是「对牛弹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十二，文中说：「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关系密切程度到了可谈许多重大问题的程度……他（毛）不大可能和李谈论有关党内斗争的事……」。
事情怪就怪在毛贼东是一个具有特殊矛盾性格的人，他表面上反「美帝」，心里却非常崇拜美国。1946年他就说过，要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毕其一生学英语，先后有四，五个女人专为他学英语去配他，他也希望李医生教他英语。他表面上恨知识分子，把知识贬得一钱不值，但心里却非常仰慕知识分子，对李医生特别友好也反映了他这一心理。平时他好找一些大知识分子东拉西扯，以显示他的无所不知，借一些大知识分子来抬高自己的文化身价。以上都有大量的公开的事实作证。他对李医生（祖传名医，国外回来的大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有仰慕之情，加上李的「神」性，慈眉善目，李就成了毛身边最信任的人。（警卫只是一个「看家狗」，谈不上信不信任）。毛贼东晚年多病，时刻离不开医生（连接见红卫兵在敞蓬车上，也有李在毛左右的照片做证）。在毛身边的人，能在知识面上，文化水平上交流心灵的，只有李医生一个人够资格。在毛贼东彻底把自己孤立封闭在春藕斋的最后的十年间，也只有李医生一个人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有水平与他交流心灵。女人是供他玩的；警卫员是看家的，他们都没有与主子平等交换心灵的权利，也没有这个水平。江青没有许可不能见，孩子也不能随便见；各级领导人，亲密战友，不是他要打倒他们，就是他怀疑他们会暗害他。一个心灵时刻在恐怖与恐惧而又孤独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些深层的秘密，身边也只有李医生有这个资格。江青几次想置李医生于死地，都被毛排除了。党内斗争问题，正是毛晚年日夜想，日夜筹划的阴谋诡计，同一个自己信任又能谈得来又是一个老党员（李1952年入党，交流这方面的心灵，不是「不大可能」，而是完全可能。一个人心中反复想的事情，总是要谈出来，同谁呢？也只有他的贴身医生李志绥，这一点也不奇怪。
十三，作者又说：「对毛和其子女关系的描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卫士长或秘书的许可……」
身边卫士长是负责安全的，只是看大门的「狗」，而且只能远远的保护，他们是主仆关系，他没有资格与主子并肩而行。秘书是处理机密文件的，他们是工作关系，公事公办，没有事都是远远地跺开，干他自己的事。而李医生则是负责毛的生死的贴身医生，他们是生死关系。同毛可以随时接触的人，都先已限定好，政治局都过了，故根本不存在每一次都要通过警卫的事，非也。因此他的进出远比警卫和秘书方便和自由。作者这一大段话，只说明他是一个既没有见过世面，也没有多少智商的白丁，只凭这种低水平去做一些猜想，这个不大可能，那个不大可能。故此，我就不必再啰索了。
十四，作者又说：「李将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来，又算什么？出卖别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
这纯粹是不讲道理的胡言乱语，是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可怜虫。李医生抖露出来的事，绝不是什么毛的「私生活」，而是对一个祸国殃民的暴君的可恶的心灵的大揭露。几个「受害」的女人，与上千万上亿的受害的中国人民，特别是无数的知识精英，治国良才的丢失相比，真是一些芝麻小事，况且有不少女子，是心甘情愿的，那是他们自作自受。
作者在文中又说什么「主子」哪里来的主子？李医生是一个心灵纯正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还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有独立的人格，有人的尊严（他在西方受教育二十多年，这种观念早已深入灵魂）他有自己的思维能力，他与毛是「主与仆」的关系吗？这又是要胡说一气了。毛贼东不敢，也从没有这样去看和对待过李志绥。李医生也从来没有这样去看毛贼东。说起来，倒有很值得深思的地方，1960年秘书田家英替中国青年杂志社向李医生约稿，当然只能是吹捧，但李就是不写（虽然他每天记日记）。1977年，叶剑英元帅还替李医生宣传，各报纷纷来找李医生写写毛贼东，结果李医生还是不写，这是那些「小人物」们所无法理解的。君不见，世俗确有几个低人格的「小人物」用「伟大领袖」之名来抬高自己者。在大陆报刊上，曾登过他们在五十年代与毛贼东在中南海跳过一次舞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和幸福，年轻时的虚荣，可以理解，而在离退休的老年时，还这样以丑为美，还想从这里捞一点什么「资本」。相比之下，李医生的人格何其高贵，何其伟大。这不是很清楚吗？
十五，作者又说：「有不少人……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轻信，便是故意或别有用心。」这句话说得真好，每一个字都正符合这位无名作者自己，不比我多说别的了。
十六，作者又说：「《回忆录》的内容显然符合了一写西方人搞臭共产国家领袖和……」作者拿出大陆「左派」作家们的惯技，理屈词穷时，就要无中生有，倒打一耙，搞政治挂钩。可惜这种卑劣手段在西方世界毫无用处。相反暴露了他们的丑陋。我很赞赏《新报》165期言山先生在「读《毛贼东与女人》」一文中所作评语。他说：「其实共党国家的一些领袖还须别人来搞吗？他们所作所为就足以使他们遗臭万年。」
十七，文章东拉西扯，又说：「美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宣传机器……就该识破林肯头上的光环。」真是故弄玄虚，没话找话里有话题十万八千里。
十八，这位无名作者在其妙文的最后一段话中，除了对李医生死去幸灾乐祸，讽刺，挖苦之外，却道出了这位无名者的身分。他说：「对毛不让他作卫生部长（本人根据知识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测）」，好一个「知识分子一向的毛病」。谁人不知，中国大陆那些即使已被整垮了的知识分子，只呀他不是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有几个有真不容易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一向有这个毛病」？就连当了国家总理的老朱，也已再表明过不原再干下去的心情。作者你可知道，毛身边的贴身医生，要比卫生部长荣耀得多，威风的多（李医生可从来不搞这种狐假虎威的小人勾当）积压是元帅，总理也处处有求于里医生，代办他们无法办的事情。卫生部长算个什么小角色。他有资格随老毛上天安门城楼上在毛的身边站着检阅红卫兵吗？勿怪那篇文章写得乱七八糟，表明他属于下述两种人。一种可能是大陆地方下层的科，处长一级的无知的又没有多少文化的曾受了中共好处的可怜的小老头。这种人，我劝他，从大陆「逃出来」在西方世界过着有人之尊严的自由生活很不容易，应弃去旧思维，学习新东西，做个堂堂真正有人的尊严的人，把大陆学来的棍棒恶习，彻底去掉，否则，你在国外为恶者张目，只能丑化自己，丢人显眼。另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些类似天方夜坛共产党灾难和老毛暴政，又被中共一惯串改，伪造历史所蒙蔽，出于善良幼稚之心的青年者。这些人大约是四十多岁以下者，希望他们下决心弃去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做一个新世纪的世界公民，用属于全人类的新观念充实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对国对民都有用的人。 序言 还毛贼东为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研究毛贼东。而研究毛贼东，首先有要打破毛贼东迷信，把“魔”还原为“人”，或者说吧“神”还原为人。透过人的毛贼东，更能客观地看到当代中国历史饶有兴味的真实的一面。
人有七情六欲，毛贼东非正人君子。观其一生，正是七情六欲都十分旺盛。从来帝王皆风流，自古美人慕英雄。毛贼东本人及其追随者们，无论怎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呼风唤雨，高筑思想祭坛，建造主义神殿，但是物质不灭，生命之树长绿。做为“神”，毛贼东终归虚妄、荒诞；做为人，毛贼东才算真实、可信。
研究“人”的毛贼东，从来就是中共的一大禁忌。研究毛贼东的性史，更是要冒天下之大不讳。然而西人弗洛伊德氏有言曰：性乃人生的基本出发点。我国老前辈孟夫子亦有教诲。“食色性也”。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两位前贤的高见，但透过毛贼东与一系列女子的性关系，即俗称的“风流史”，或许更易于达到把毛贼东从高居着的神殿上请下来，做一个凡胎俗骨。再到人间走一遭。
那么我们或许先要问上一声：毛贼东是个甚么样的人？
可以说毛贼东原是个激烈的封建主义的造反者，却又不自觉的成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毛贼东原是一个矢志摧毁封建王朝的革命家，却又不自觉的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他奋斗一生没能战胜和超越他为之深恶痛绝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却以三千年文化根基战胜了他，塑造了他。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甚么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王国。他的基本素质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帝王思想加上些许诗人的浪漫气习。正是这帝王思想和诗人气习，决定了他和许许多多女人的绝妙关系，也决定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悲剧式的结局，更决定了他治下的黎民百姓所受的空前绝后的苦难。这就是历史的毛贼东现象，或可称为毛贼东所属的时代的不幸。我们这样来讨论毛贼东，决无贬低其地位价值之意，亦不会有损他多姿多彩、玩世不恭的一生。
因之笔者著作的，不是一本披露政治人物隐私、秘闻之类的闲书，而是一本许多学者不敢涉猎的而又严肃认真的史书，介乎正传与野史之间，或者称为别传、外传吧。书中所涉毛贼东私生活种种，包括性生活种种，虽多属海内外尚未有所闻所传者，但绝不流俗。相信读者阅后自有明鉴的。笔者唯一需要保留的是：尽量避免提及有关材料的来源，以免危及朋辈的家室安全。
是为序。
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毛贼东的私生活，虽然至今视为中共的特级绝密，在今后五十年内难以坦诚相论；但跟毛贼东有过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实在多于过江之鲫。其中的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与毛贼东相从最久印象最深的则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毓凤。
其馀的那些一夕风流、数夕云雨的无名女子，在毛氏的生活激流中，自然是些匆匆的过客，甚至是些稍纵即逝的浪花了。
在本书还要叙述到的女子还有：————长沙一师才女陶斯咏；话剧演员吴广惠；华侨美女冯凤鸣；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杂技之华夏菊露……
然而本书的女主人翁不是杨开慧，不是贺子珍，不是江青，而是那位自一九五八年夏季即工作和生活在毛氏身边的生活秘书。她从生活秘书而政治秘书，最后晋升为中共政治局机要秘书的神秘女子张毓凤。
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由远而近的清晰印象，本书在叙述毛氏与神秘的张毓凤小姐的主要故事之先，要依时间顺序一一介绍其馀的十几位名女人与毛氏的关系。或许，读者读过本书后，会领略到一幅波澜壮阔、云诡雾谲的历史画卷而一饱眼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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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2)
第一节毛贼东氏的第一个女人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贼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拥有大小十六间房、二十二亩稻田的富农家庭。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只学会了算账数钱的文盲，农忙种田，农闲做谷米生意。像所有闭关自守的农民那样，刚愎自用却又家道日升的毛顺生，只敬财神菩萨灶王爷，不敬至圣至尊的孔夫子。甚至十足地看不起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且读书人常常都是一些妖言惑众的“乱党”。母亲文其美，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养猪打狗，生儿育女，侍奉丈夫。据毛贼东本人回忆，母亲为人慈祥，很会饲养母猪，并以猪娃放债。依毛氏后来奉行不二的阶级斗争学说，应该算作从小参与了家庭的剥削活动。
毛顺生是毛贼东最早的生活导师，毛贼东六岁就教诲：教育方法无外是喝骂加巴掌棍棒。
毛贼东一生憎恨他的父亲，却又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强制横蛮、刚愎自用的秉性。各种版本关于毛贼东生平的著作都说：“毛贼东少年时代早熟，十四岁上已长得牛高马大，十足一个小伙子模样”。湖南地处亚热带，庄稼四季生长，草木终年长绿。早熟早婚，正是那个地区的地理使然。毛贼东十四岁已是一九O八年。从一九O 八年娶李氏为妻，到一九二O年与北大教授杨昌济的遗孤杨开慧女士同居，毛贼东与李氏有过长达十二年的夫妻名分。这也就是说，毛贼东从十四岁长到二十六岁，正是一个正常男子由性能力成熟到性能力极旺盛的时期。即使是说毛氏因极端仇恨自己的父亲而刻意冷淡李氏，但在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岁月里，李氏又不是妖魔鬼怪，小夫妻能无床第之事？毛贼东从小喜读“雅”书，终生性欲极盛，能与李氏同眠而水火无侵？按照常理，他便是出于对父亲的报复心理，也会在青春妙可的李氏身上寻找发泄的。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许多女人都只是毛贼东发泄性欲的工具而已。
一九四九年之前，在韶山冲的老一辈男人们中还有一个传闻，即毛贼东在长沙上学期间，回家时发现过自己的父亲与自己的妻子的不清关系，俗称为“扒灰”的，这在当时乡村流行的大媳妇小丈夫婚姻常要造成的乱伦悲剧，从而使他深恶痛绝、记恨终生。
毛贼东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嗣，确是不争的事实，大约也是他从来对李氏不置一词的原因之一。李氏是从何年月起被毛贼东休弃的？她见到了毛贼东的第一次婚姻吧？她是何年月离开毛氏家族、离开这个世界的？今天要完全弄清这一切，已是一件较费力的事了。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氏是坐花轿来到毛家祠堂，跟毛贼东拜了天地的。她是毛贼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举行过婚礼的女子。一个不幸的早夭的女人。
第二节毛贼东的第一个恋人
毛贼东的第一个恋人不是杨开慧女士。
杨开慧女士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湖南长沙板仓乡人士，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儒，杨先生受聘北京大学之前，曾在毛贼东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执教。其时他门下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和三位杰出的女弟子。三位男弟子是：蔡和森、萧瑜、毛贼东、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是：陶斯咏、向警予、任培道。蔡和森后来成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萧瑜则是中共著名诗人萧三之兄长，一直客居海外，长期服务于联合国文化机构，向警予后来称为蔡和森夫人，曾留学法国参加共X党，为中共早期著名女革命家，一九二八年国共分裂后被枪杀于汉口；任培道女士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据说至今健在中华民国治下的台湾省。
毛贼东的第一位恋人为陶斯咏小姐。
陶斯咏，湖南湘潭人，出身名门，大家闺秀。跟毛贼东正是同学加同乡了，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西风东渐，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反封建文化、反封建婚姻、求民主自由、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个性解放的一个重方面就是知识青年的性自由。在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男女自由恋爱、非婚同居一时成为社会新潮。
据毛贼东第一师范的挚友萧瑜称：陶斯咏小姐是她一生中认识的最温良、最文秀的女子之一。她于一九一四年即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民学会”，是少数早期会员之一。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O年前后，毛贼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书店，进行革命活动，名为开办“文化书店”，实则俩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之中。
毋庸置疑，两位志趣相投、深深相爱的知识青年，在那个追求个性解放、倡行男女自由的年代，能逃得脱夏娃、亚当均未逃脱的上帝的禁果的诱惑？且毛贼东又是结过婚的健壮的男子，早解床第之娱。陶斯咏小姐年龄跟毛贼东不相上下，亦正值青春萌动时期。两情相悦，身心相复，结爱务在，能不蜂狂蝶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慕仙也。
应当说，青年学生时代的毛贼东，因经济拮据，是生活俭朴、勤学向上的。他并不是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子弟。对待男女性事，那时他尚是严肃的罢。
只可惜他们好情不长。彼此间因志趣而结合，因政见而分离。大约在一九二O年夏天，陶斯咏女士实在忍受不了毛贼东激烈的造反思想和暴力革命的主张，加上相处日久，毛贼东所暴露出来的横蛮残忍的性格，使她离开了长沙，也离开了毛贼东。陶斯咏小姐去了上海，创办了一间名为“立达书院”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红颜薄命，陶斯咏于一九三二年去世，享年三十馀岁。
毛贼东却没因初恋的失败而气馁，陶斯咏小姐离他而去的那年夏天，杨开慧小姐即进入了他的生活。极有可能，毛贼东、陶斯咏、杨开慧之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三角关系。毛贼东感情不专，这或许也是出身名门、心怀高傲的陶斯咏小姐弃他而去的原因之一。毛贼东跟杨开慧结合五年之后，住在长沙清水塘，已经生下了岸英、岸青两个儿子，还奸污了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也就不足为怪了。李立三后来败在毛贼东手下称臣，直至一九六七年于毛氏文化大革命初期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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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3)
我失娇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水顿作倾盆雨。
这首为悼念杨开慧而作的《蝶恋花》，是毛贼东所有诗词中，最富感情色彩与最具人情味的一首。事出一九五七年五月，长沙市一位中学女教师名叫李淑一的，前去北京紫禁城看望权倾一国、至高无上的毛贼东，李淑一的丈夫柳荀，是毛贼东于二十年代中叶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的战友，担任过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马日事变”中被军阀许克祥下令枪杀于长沙。事隔三十年之后，战友的妻子李淑一尚属半百年华，自己的爱妻杨开慧却早已离开了人世。毛贼东有感而发，才写下了这首曾被广泛传唱的《蝶恋花》。
杨开慧又名霞，字云锦，一九O一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板仓乡邻们称她为“霞姑”。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板仓公社一度改名为“飞霞”公社，以示纪念。文革之后才恢复板仓乡原名。
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又名怀中，清末民初湖南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英国九年。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三年回国，当时的湖南督军曾聘他为湖南省教育厅长，他辞谢不就，而选择了湖南第一师范执教。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杨昌济先生在长沙执教五年，亦是毛贼东来到长沙求学的岁月。毛贼东跟随高年级的蔡和森、萧瑜等人经常出入杨先生家中高谈阔论，还不可能跟年岁尚小的杨开慧谈恋爱。且毛贼东的父亲因反对儿子在外读书惹事生非而断绝了经济支给，生活正陷入极度的困顿之中，全靠家境富裕的学友们资助或做些时工度日。
一九一八年春天，杨昌济先生受聘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父母移居北京。同年八月，毛贼东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务也来到北京。他因缺少路费，英文太差，加上他立志在国内成就一番事业，没有赴法读书。而由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助理员。其时北大校长为蔡元培先生，北大图书馆长为李大钊，都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
毛贼东与杨开慧恋爱，最早亦应是一九一八年来到北京之后。杨父是毛贼东的恩师，追求恩师那年逾十七岁的爱女，当时是可以理喻的事。但根据毛贼东同代人的各种版本的回忆录来看，其时杨开慧并未看上落魄的毛贼东，至多有些好感而已。且毛贼东因就职于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职卑位低，很不得志，而于一九一九年初离开了北京，似未向杨昌济教授一家辞行，随赴法同学到了天津，南下浦口、上海，而由上海回到了长沙。毛贼东在北京只住了半年之久。回到湖南，毛贼东便如鱼得水，重新集结 “新民学会”的朋友，主办刊物《湘江评论》，展开他的革命活动。正是这时，他和陶斯咏小姐开办了“文化书店”，双双堕入爱河，时间至少有一年。
一九二O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于北京病逝。不久，杨开慧随母亲回到长沙，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湘福女中”。其时，父亲生前甚为倚重的湘籍高足蔡和森、萧瑜、陈昌、向警予等都远赴法国，留在长沙只剩下一位呼风唤雨的毛贼东，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毛贼东方面，恩师谢世，留下师母、师妹，出于念旧之情，常到杨家走动，进而移情相恋，背叛了陶斯咏的一脉深情，进而于一九二O年夏秋之间形成了毛、陶、杨的三角关系。最后以陶斯咏小姐离开长沙为了局。
毛贼东长杨开慧八岁，大男人总是喜欢小女子。小女子温顺可人，招人喜爱。不似那年纪、学识跟自己不相上下的大女子，处处要求平等、自主的权利。杨开慧跟毛贼东于一九二O年冬或一九二一年春结婚，此后数年一直相随毛贼东奔走革命，既做一个激进的女革命者，又做一个传统文化上的贤妻良母。他对毛贼东照顾得无微不至，夫妻恩爱。
一九二二年十月，杨开慧生下了长子毛岸英。一九二三年，杨开慧生下了次子毛岸青。一九二六年生下了第三子毛岸龙。从杨开慧的生育情况来看，虽处在朝不保夕的打动荡年月，毛氏夫妻生活还是十分和谐的。其间，毛贼东奔走于上海、广州、长沙之间，参加了中共的第一次党代会，参加了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并自称当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
大约在第三子毛岸龙出世前后，毛贼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插足他们家庭的第三者为谁？又是同住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太太？为毛氏九泉之下有知了。毛贼东曾于一九七五年间《诗刊》杂志上发表过一首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诗作——《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共两党分裂，蒋介石发起了清党运动。八月一日，中共红军创始人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以武装对抗国民党。同年九月，毛贼东领导湖南农民“秋收暴动”，拉上队伍上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杨开慧则跟随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隐居长沙板仓老家苦度岁月。她不埋怨丈夫，并想尽一切办法跟上了井冈山的“共匪头目”的丈夫取得联系。
一九二九年冬，杨开慧连同三个儿子，被湖南军伐何健逮捕入狱。杨昌济先生生前的一些同事中不乏具有政治影响力者，在长沙开展了一场挽救杨开慧女士的活动。活动颇有成效，省长何健答允，只要杨开慧登报申明跟“毛匪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准予交保释放。
可是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她忠于自己的丈夫，忠于自己的主义、信仰，宁可失去年轻的生命，也要保持跟毛贼东的夫妻名分。她以死来表白对于毛贼东的真挚爱情。
一九三O年十一月十四日，何健下令处决了杨开慧。死时年仅二十九岁。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也从此流散民间。
再看看井冈山上的毛贼东吧，一九二七年秋天上井冈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不到两个月，即与江西永新县一位漂亮女同志贺子珍同居了，并于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胎女儿。而杨开慧女士却是在三年之后的一九三O年十一月，才为着不肯公开申明跟毛贼东断绝“夫妻关系”而被枪决。
“天若有情天亦老”。毛贼东的内心大约也有些负疚，才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写了那首《蝶恋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年逾九旬的杨母于长沙仙逝，毛贼东唁函中仍称其为岳母大人，称杨开慧为“亲爱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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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４)
第四节 先乱后弃的红军美女贺子珍
应当专门为贺子珍写一部书，来叙述其人生传奇悲剧。
贺子珍为江西永新人，一九一O年生，其父是一个具有进步意识的小地主兼商人。在永新县城里，贺子珍的父亲及她的兄妹三人，全都参加了共X党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是一个“革命家庭”。
永新县位于井冈山西麓，跟湘东地区的茶陵、攸县比邻。却说这井冈山区，自古民风强悍，男女性事亦十分开放。每逢夏日黄昏，家家户户的男子、女子，便会自提一桶温水，光赤了身子，在街巷上洗浴，嘻哈说笑，却又各不相犯的。当地还流传着《女儿大方》之类的歌谣。直到一九六四年，中共在井冈山地区推行了“社教运动”，从省城一汽车、一汽车地运来“社教工作队员”。不久，这些工作队员又被一汽车、一汽车地遣送回省城去了。因为他们下到各家各户之后，很快被房东家的女子们勾搭成奸，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纯粹是当地风俗使然。
贺子珍少年时代即已成为一个美人儿，明眸大眼，肤色洁白，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加上一副天生的甜嗓子，令人一见而生甜蜜之感。她十五岁即任县城中学的团支部书记，十六岁时加入共X党。具演讲天才，颇有煽动蛊惑力。十七岁时，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不久，便率领永新县共产党人，联络井冈山上的土豪袁文才、王佐等（后均被毛贼东枪杀），奉行了永新起义，一度占领了永新县城。比毛贼东领导的湘东农民“秋收起义”早了三个多月。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贼东率领湘东农军迈向湘赣山区，与贺子珍、贺学敏兄妹的永新农民自卫军会合，共同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应当说贺子珍与毛贼东同为最早的中共“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且贺子珍是本地人，毛贼东是外来者。外来者自然要在最初阶段倚重本地人，继而取代本地人。毛贼东造反，从来是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他上井冈山后与本地女首领采取了“肉体结合”的方式，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据《我与红军》一书的作者龚楚先生忆及：“七月中旬（应为农历，即公历九月）……他（指毛贼东）带着我们及一连兵来到永新，开展苏维埃运动。到达永新后，我们住在县政府内，永新的地方同志都来见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漂亮而活泼，和主席谈的投机。那天晚上她送了两只鸟、两瓶酒给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饭。他们谈得更亲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这位女同志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深夜十一时才散会。会后，毛主席便请那位女同志稍候片刻，说有事要同她谈谈。那晚贺子珍同志独自同毛主席密谈了很久。次日早饭后，贺子珍同志又来了，陪着毛主席工作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九时才起床。毛主席洗过脸后，喜气洋洋、满面春风的对我们说：”我和贺子珍同志两人相爱了，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那时贺子珍站在毛主席的左边，带着羞人答答的笑容……“
根据这一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忆述，可以看出，毛贼东与贺子珍的“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前后不到两天时间。头天晚上见面就留饭，相谈甚欢；第二天晚上散会后，两人即在卧室里作深夜密谈；第三天晚上则干脆住下来不走了。足见第二天晚上即起了质的“转变”。毛贼东有家室子女，与贺子珍何来“夫妇的爱”？不过是草莽似的偷情通奸罢了。其时，毛贼东三十四岁，湖南老家的杨开慧正领着三个儿子在板仓乡下“躲难”，他何曾有过半点为人父、为人夫的道义感？贺子珍呢，年方十七，年龄上恰好与毛贼东少一倍，且明知对方有妻室儿子，而甘愿与之同居，融革命激情与生理欲望于一体，却不能不说是当地风俗在男女性事上极为开放使然了。
贺子珍虽然是井冈山上驰名的女响马、双抢将、武装造反派，但在从属毛贼东之后，便回归传统，做了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出于爱情，她像杨开慧一样，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毛贼东。她比杨开慧更善于烹调，能为毛贼东做酸辣椒为主要特色的湖南风味菜。像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贼东一生都喜爱吃红辣椒，特别是喜爱吃贺子珍烧的酸辣椒。
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在井冈山上贺子珍与毛贼东相识同居，到一九三七年秋贺子珍被毛贼东逐出延安，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正是井冈山上的“中央红军”被剿了五次、最后被迫放弃了“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大溃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最后到达陕北的十年。亦是毛贼东在中央红军里地位极不稳定、几起几落的十年。从毛贼东同代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统计出来，在这十年期间，贺子珍为毛贼东生过六胎，特别是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爬雪山、过草地，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据中共史载，一九三四年“苏区红军”参加长征时，达三十四万之众。而于一九三六年抵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馀人，足见行程之苦、死亡之众。）毛贼东却使贺子珍怀孕了三次，生育了三次。
枪林弹雨、朝不保夕，前途迷茫、生死未卜的艰苦逃亡路上，毛贼东却仍然有着旺盛的性欲，不时找弱女发泄，全然不顾亡命途中的女人的难处，也无视“中共中央”的纪律。他嘴上说的同志之爱加夫妇之爱，骨子里缺乏对于女性应有的人格尊重和道义责任。贺子珍事实上沦为他的泄欲工具，成了他的性牺牲品。
问题是贺子珍历尽生育折磨和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之后，年仅二十七岁的贺子珍，已经瘦弱疲病、人老珠黄，不复当年红军美女的风采。毛贼东却在军事稍安的同时，连续干出了几件风流私案，怎能不惹得贺子珍大动肝火？一个从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熬过来的女战士，又怎能忍得下这口恶气？这期间，贺子珍脾气变坏了，对毛贼东不再温顺迁就，而是大吵大闹，甚至相互大打出手。贺子珍曾经对人说：“毛贼东对我不好。我们俩吵嘴，他拿板凳，我就拿椅子！唉，我和他算完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延安的窑洞里来了两个风采别具、洋味十足的青年女子，一个是从北京来的学生领袖吴广惠小姐，一个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正是这两个新型的女子的插足、介入，摧毁了贺子珍为之维持着的家庭生活。红军女英雄贺子珍忍无可忍，威胁着要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枪毙这两个骚货、妖精。
作为贺子珍丈夫的毛贼东，在处理自己的风流事件时，却表现出了“无毒不丈夫”的大智大勇。他不是收敛自己的荒诞行径，向妻子道歉和认错，而是下了逐客令。一年之后，他对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说：去年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是：吴广惠、史沫特莱、加上贺子珍。事实上，毛贼东要驱逐的，只是贺子珍。
起初毛贼东的安排是，让贺子珍去上海“治病”。贺子珍大约忆起毛贼东在井冈山杀了数万“AB团”无辜的凶残秉性，去到上海必然落在地下党手里，甚至会被出卖给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死得不明不白……他到了西安之后，毅然违抗了毛贼东的安排，而无视毛贼东的电报劝阻，而选择了取道新疆赴苏联“读书、养病”。其时她身上还为毛贼东怀着第六胎。至此她已生下两男三女，都在长征途中病死的病死，送人的送人，失踪的失踪，竟无一个留在她的身边。真正的夫离子散了。
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之后，贺子珍于一九三八年春天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莫斯科的战争气氛已日趋紧张，加上物质的极度匮乏，贺子珍带着嗷嗷待哺的婴儿，真是进退维谷，度日如年。不久延安传来消息，丧尽天良的丈夫已迷恋上从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蓝苹小姐，闹得“革命圣地”满城风雨了。
贺子珍是得到现世报了。一九二七年，她以十七岁少女之身，在井冈山上与毛贼东同居时，毛贼东老家的杨开慧女士正领着毛氏的三个儿子，躲在板仓乡下含辛恕苦地苦渡时日，为毛贼东守着贞节，直到一九三O年底才被抢决；十一年后的今天，轮着她贺子珍被毛贼东赶到这又冷又饿的异国他乡，回国无期……毛贼东则在暖呼呼的延安窑洞里，搂上了温香软玉的电影明星！
一九三八年冬天，莫斯科城里冰天雪地，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几度。贺子珍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她的儿子，未足周岁的宝贝儿子患了肺炎，由于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去。贺子珍孤苦伶仃，一把血、一把泪地把儿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公墓去埋葬……
一九三九年，贺子珍一再写信、拍电报，请求延安的“中共中央”允许她回国。她的信件和电报落在毛贼东手里，都成了毛贼东的家事，被按下不表。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最早创建者，红军女英雄，就像古代的失宠嫔妃，被发落到数万里之遥的冷宫里。当初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她出国学习的，如今要回国了，却成了毛贼东的家事。当年井冈山的战友们也无一人为她打抱不平。毛贼东竟老谋深算，十分高明，对她使了个缓兵之计：你不是孤身一人在莫斯科十分寂寞吗？把你寄养在延安乡下一位老乡家里的唯一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交你亲自哺养好了，算你的天伦之乐吧。
贺子珍不能回国，三岁的女儿娇娇却很快被送到了莫斯科。她把整个母爱都给了女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由于中共方面不再承认贺子珍是毛贼东的夫人，娇娇在保育院里患了重病，尚未断气，却被毫无人性的医生丢进了太平间。贺子珍把女儿从太平间里抢了出来，跟保育院长大闹了一场，竟被认作“疯子”而被强行关进了疯人院，达六年之久！这真是共产主义灭绝人性的一幕悲剧。
这期间，毛贼东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党内对手，上升为中共党内、军内的第一号领袖。对于有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同志爱”加“夫妇爱”的贺子珍，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的事，不予闻问。连一点起码的怜悯同情都没有，其心实在是坚如钻石、毒比蛇蝎的了。
直到一九四七年，曾任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及其夫人来到莫斯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贺子珍的消息，路见不平，才通过与苏联当局交涉，把她从疯人院里营救了出来。
这时毛贼东不得不同意贺子珍回国。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回到哈尔滨，出席了中共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贺子珍到了沈阳。一九四九年，到了天津。可就是不允许她进北京，而被送去上海“继续治病”。在天津小住时，贺子珍托人把女儿送去北京，交给毛贼东，以期待着毛贼东能一念旧情，动动恻隐之心，毛贼东却把女儿娇娇留了下来，交给江青抚养。江青让娇娇姓了自己的姓氏，取名“李敏”。贺子珍得到的只是毛贼东的一纸便笺：自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了。我喜欢她。望您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贼东有意识的把子珍写为“自珍”。从这项“最高指示”里，可以看出毛贼东是如何独裁霸道、又工于心计的了。据说毛贼东一九五七年南巡上海时，曾召贺子珍见过一面，彼此都十分冷淡。之后，贺子珍一直被软禁在上海一座禁卫森严的花园别墅里，渡过她孤苦冷漠的冷宫岁月。
一九五九年七月上旬的“庐山会议”期间，江青在杭州游山玩水。毛贼东大约是到了贺子珍的家乡江西地界后，良心偶有萌动，让江西省委负责人秘密接贺子珍来山上见面。这是毛、贺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毛贼东是背着夫人江青而跟她见面的。贺子珍刚进大门，就看见彭德怀和毛贼东在用雷鸣般的声音争吵……后彭德怀走了出来。贺子珍走向前去，彭德怀忙不迭伸出一只大手，两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紧紧握手，但彭德怀甚么也没有说……贺子珍在毛贼东的住处，第一次看到了风韵可人的张毓凤小姐，明眸大眼，肤色白嫩，梳着两根黑油油的粗辫子……
毛、贺在庐山会晤，被江青获知。待江青从杭州匆匆赶上山时，贺子珍已经下了山。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贼东去世，江青禁止贺子珍前去北京吊唁。直到“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贺子珍才来到北京的“纪念堂”里，透过水晶棺看到了那折磨了她大半生的负心汉。
贺子珍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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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东和他的女人们［全本］(５)
第五节 女作家丁玲忆当年风流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县人，一九O六年生，一九二六年后以《莎菲女士日记》等小说驰名文坛，为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作家的佼佼者。曾在北京与沈从文、胡也频同居，后与胡也频结婚。一九三一年胡在上海被国民党处死，她加入共X党地下组织，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一九三三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狱中与一“特务”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一九三六年夏获释，旋即赴中共主力红军所在地瓦窑堡。
正是在瓦窑堡，丁玲与毛贼东相识，并达成短暂的亲密情谊。其时，周恩来、毛贼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住在瓦窑堡休息、整顿。其时，举国上下，民众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浪潮风起云涌。此时，毛贼东的妻子贺子珍住进了老乡家里，去生第五胎女儿——娇娇，即后来的李敏。毛贼东是个无论公事、私事均欲望极强、难耐寂寞的人。他利用贺子珍生育这个闲暇，而与其它女性作“超越同志感情的交往”。下面引述丁玲女士本人晚年的一段回忆。晚年的丁玲本是一个一改她年轻时风流浪漫品德、思想意识十分马列的老作家。可以说，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岁月（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都是在中共的监狱里及劳改农场里渡过的。她是知识分子被中共洗脑成功了的典型。可是一九八一年，他接受美国爱霍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到北美访问旅行了近半年，真正呼吸到了人间的自由空气，并无形中受到感染。一九八二年春天，她回到了中国大陆后，思想上也一度呈现过“解放状态”，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染。
该年盛夏，她来到渤海湾避暑胜地大连，跟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清爽的海风，金色的沙滩，婆娑的绿树，难免勾起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无限情怀，回忆往事，其中不乏对毛贼东的楚楚哀怨：“他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央机关，驻扎在陕北瓦窑堡，可不像后来的这样风光排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兵残将败，惨不忍睹。无论是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士兵，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四散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休。
“这就是我一九三六年离开南京监狱，到陕北来投奔中央红军时看到的样子。在瓦窑堡，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瘦高瘦高的个子，头发也很长，衣服很旧，裤子上打着补丁。那时大家还不称他为‘主席’，熟人都喊他原名‘润之’。他大约原先也听过我的名字，晓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见了面很随和，亲热，爱开玩笑：”久闻不如一见，你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玲啊？‘他问了我许多上海、南京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和’左联‘的情况，为甚么要有’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 ‘？这两个称号的争论等等。
“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有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作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雕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嗬嗬嗬……‘“。
丁玲老人是带着批判的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他又大约觉得说漏了嘴，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很有些后悔。他严肃地告诫那位中年科学工作者，伟大领袖这类开玩笑的事，不应在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任。中年科学工作者见老人一片至诚，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再说当年丁玲随中央红军抵达延安，便在周扬为副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小住过一些时日，并继续写作。那时丁玲才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其时已发生过“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贼东则正式坐上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交椅，取代周恩来执掌兵权。风姿绰约的北平女子吴广惠、金发洋女史沫特莱亦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毛贼东的私生活，自然把个容易惹是生非的女作家置之脑后了。毛贼东只是让他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看看，深入民众，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丁玲依言到了山西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据说她最初追求过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后又追求总参谋长刘伯承，均未获结果。于是重返延安，在“红军大学”任教，并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后与她的秘书、小她十四岁的剧作家陈明结婚。
一九四二年三月，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三八节有感》，道出了“革命圣地延安”妇女们生活苦闷的真实状况，加上该报发表的另一篇散文《野百合花》（王实味作，他于一九四七年被康生秘密枪决），引起贺龙等一批前军人的愤怒，指目文化人在后方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声言要毙了这些摇笔杆子的。毛贼东为着安抚前线军人，将《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纳入“整风”内容，进行了严肃批判。抗战胜利后，丁玲去了华北，参加农村土地改革，恰恰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经中共推荐，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中共建政北京后，丁玲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红极一时。她与中共的另一员文艺大将周扬宿怨新仇，关系日趋紧张。
一九五五年夏天，毛贼东忽然念及旧情，约请丁玲在中南海里划过一次船。玉液泛舟，眷顾隆恩。小船上只有毛贼东和丁玲两人。毛贼东自然是亲自掌舵了。忆述之馀，毛贼东忽然问：冰之，你工作有甚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人怎样？丁玲见主席又亲切地唤起了自己的小名，一时便忘乎所以，半娇半嗔地把历年来心中积蓄下的对周扬的怨恨，一古脑列数出来：周扬有十大问题……丁玲太过天真，太过事业心，太过政治化了。她原该绕过毛贼东的话题，说些开心有趣的事，逗毛贼东快快乐乐的，使毛贼东喜欢她的知识和智能，为日后的再次被宠幸铺平道路。可是共X党的斗争哲学使她执迷，只急于告御状而不揣摩毛贼东的帝王心理，从而犯下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毛贼东认真地听着，凝视丁玲的面庞。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发福，头发也变了色，脸上有了皱纹，徐娘老矣，不复当年风韵……毛贼东耐心听她讲完，倒真的笑了：“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可以……”。
此后，毛贼东再没有单独召见过丁玲，他已觉得她已是个乏味的女人。
一九五五年，在“文敌”周扬的主持下，呈报毛贼东同意，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闹翻案。一九五七年，经毛贼东亲自批示，将丁玲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丁玲被流放到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农场”，她还曾经直书毛贼东，请求帮助。毛贼东在感情上、政治上均抛弃了她，自然不再理会并为其平反，继续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华国锋被邓小平赶下台，她才以病老之身，回到北京，重新当上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令人深思的是，历尽三十年的政治折磨之后，她仍然保持着共X党人的传统的左倾意识，对新进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指责多于鼓励，且都是政治上的指责。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丁玲于北京逝世。直到临终前，她仍在为自己一九三六年南京监狱的“变节”一事奔走，以求历史的清白。中共总算为她作了彻底的“改正”，她才结束了她多姿多彩而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国大陆的青年一代作家不太能够谅解她，原因是她明知包括毛贼东在内的种种虚伪腐败的生活真实，且她本人又是长期的受害者，却固执教条，不肯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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