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一次“国会纵火案”式的六教授会议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六教授聚会事件，即所谓六六六事件，是反右运动中的一次重要的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们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计十三人。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他请大家谈谈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的形式下进行工作。这次会议两天后即被毛泽东视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达到了顶点，称他们是“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这件事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罪证，也成了毛泽东向右派分子大开“杀戒”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
然而，这个事件的发生，六教授会议之所以能开得起来，颇有点“国会纵火案”的性质。
最早提出来开这个会议的是章伯钧。他的秘书向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金若强打了个电话，称章伯钧想通过民盟北京市委的渠道，了解一下首都高校近期大鸣大放的情况，能否请对方邀请些教授，开一个汇报会。但金若强不以为然。
一来民盟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是有矛盾的，民盟北京市委深受其主任委员吴晗的影响，无论是章伯钧、罗隆基，还是以后的胡愈之都不被吴晗看在眼里。吴晗每有机会，必强调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
二来金若强感到时间上安排也有困难。勉强联系了两所学校，人民大学表示愿意开，而北大态度消极，于是金若强便以此为由反馈给了民盟中央：此会难开。
若到此为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六教授会议了。然而很快，金若强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闵刚侯，当时他担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当过司法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注意此人的身份：这时，他和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样，是民盟中央里身份未曾公开的中共党员。他在电话里说：“老金，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做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会不要当面作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一起再搞份纪录…”
就这样，在民盟内部的秘密中共党员的安排下，六教授会议就开起来了。第二天，金若强去开了会。会后，他凭着记忆搞了一份会议纪录，交给了闵刚侯，由他们去补充。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刚做完的不是一份文字材料，而是一颗将置章伯钧和六教授们于死地的炸弹。可以说正是这一次六教授会议，结束了知识分子们的大鸣大放，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嘹亮的号角。
石余摘自《禅机─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胡平着，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