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直声梁漱溟
古人说“观今宜鉴古”，读史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但有时把历史和现实一联系、一比较，又使人产生困惑。近读《资治通鉴·晋纪》部分：晋武帝司马炎自太康元年（280年）平定孙吴、统一全国以后，即怠于政事，耽于游宴，宠爱后党，迅速转变为一个荒淫腐败的皇帝。但他自视功高德厚，好听阿谀赞美之词。太康三年春，他在“亲祀南郊”之后，“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未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每读史读到这样的情节，总禁不住击节赞叹，拍案叫绝，对古人敢于抗颜直谏的大无畏气概顿生敬意。
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封建帝王拥有生杀予夺大权，“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皇帝老儿来说，杀个把大臣有时简直就不算什么。特别是在“龙颜不悦”
时，大臣们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直言相谏、引火烧身呢？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历朝历代竟还是有敢于“拔虎须，摘龙鳞”的不怕死者。虽然他们的冒死进谏在本质上仍然是维护皇权的根本利益，但比起那些只会阿谀逢迎的奸邪之徒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不正是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所说的保证民族延续的
“浩然之气”吗？如果要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寻索这种绵延千古的“民族正气”，便会很自然地想起梁漱溟来。
梁漱溟最为出名，也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件事是1953年9月在众目睽睽之下“廷折”德配天地的最高领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批评中共按苏联模式制定的经济计划，指责中共一进入城市便忘记了乡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甚至提出希望毛泽东要有接受意见的“雅量”。梁漱溟的话使在场的人十分震惊，也使毛泽东十分震怒，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梁漱溟遭到激烈的、甚至是粗暴的批判那是肯定无疑的了。据说梁漱溟并不服气，还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收回对他的批评。这是何等的勇气！
1970
年3月，在一次讨论“宪法草案”的座谈会上，梁漱溟又一次语惊四座。他发言说：“诸位，我是本组最后一个发言的，既然主持者明言征求意见，我想以自己的浅陋，谈两点看法。第一点，据我所知，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第二点，我看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当然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在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国内万马齐喑、开国元勋们都噤若寒蝉的“文革”中，梁作为“待罪之身”，其发言对“永远健康”的
“林副统帅”直呼其名，两条意见直接触忤最高领袖，现在听来都令人不寒而栗。说其有“古大臣之风”，绝不是誉美之词。
梁漱溟的“直声”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与同事的相处上。梁漱溟和冯友兰是老同学。冯90华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
“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虽然觉得甚为羞辱，但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遐想至此，面对如今充斥于官场的阿谀之声，有时难免产生“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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