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玩火险些烧身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著者：张 戎 & 乔·哈利戴
51: 玩火险些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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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1年 75～77岁
毛泽东声称搞文革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开“九大”之前，他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
中苏边境长达七千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后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
一个星期后，中苏间从前的热线出乎意外地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Aleksei Kosygin）要找毛或周恩来讲话。这时的中、苏两国已经有三年几乎连外交关系也没有，接线员不知所措，只能拒绝接通。柯西金的翻译试了三次，第四次被接线员臭骂一顿。毛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激怒克里姆林宫，第二天，当中方发现苏军往珍宝岛方面移动时，他立刻要外交部通报苏联，中方“准备进行外交谈判”，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想打仗。毛最怕的是苏联在他开“九大”时来个突然袭击，“九大”还有十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结束才对外宣布，其保密状态前所未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被监禁在住地，大门紧闭，一律不许外出，电话全部撤销，临街的窗户不得打开，还要拉上窗帘。去人民大会堂会场时，代表们坐的车在市区里先兜一个大圈子，再从侧门分散开进院内，人隐蔽地从便门进入会场。
四月一日开幕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像平常一样空空荡荡，好像没事一般。会堂向外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人影，灯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没有道理。几个月后的八月十三日，苏联选择了对它有利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派大批坦克、装甲车深入到中国境内，把一支中国边防部队包围起来后全部歼灭。
莫斯科也还考虑过用原子弹袭击中国的核设施，为此探询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忧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不同苏联高层来往的方针，同意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河内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归国途中来北京。苏联总理被限于待在飞机场。去机场跟他会面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就提苏联对中国核基地施行核打击的问题。但他没能从柯西金那里得到苏联不会动手的保证。一周后，周再次给柯西金写信，请他确认中苏双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苏联总理的回信有意不确认周所说的“默契”。
这时一家伦敦报纸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的文章。路易斯前不久刚访问了台湾，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苏联派赴台湾的使者。路易斯文章里说克里姆林宫讨论了空袭中国核基地的问题，同时还有计划帮中共换领导人。
毛紧张万分。十月十八日，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要来北京进行边界谈判。毛和中共核心怕飞机载来的不是谈判者，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弹。毛跟林彪在苏联飞机到来前便远走高飞。毛十五日去了武汉，林十七日去了苏州。十八日那天，林彪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自始至终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看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才放心地去睡午觉。
周恩来留在北京坚守阵地，搬进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弹的军事指挥中心。他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年二月。江青也待在西山，也许是监视周吧。
在这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风险中，整个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疏散了九十四万多人、四千一百架飞机和六百多艘舰艇。全军重新开始了自文革以来处于停滞状况的军事训练。
中南海被挖了个底朝天，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这个洞由一条可并行四辆汽车的绝密通道跟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林彪住宅毛家湾、专为毛和其他领导人设立的三○五医院（尽管毛一次也没进去过）连接起来，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军事中心。全国老百姓也被组织起来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耗资之巨，就不必说了。毛因打错算盘带来的这场战争风险，让中国人又一次大受折腾。
这番虚惊之后，毛回到他根深柢固的信念：没有哪个国家，包括苏联，真会发疯到想侵略中国。为了保险，毛跟苏联人拉关系。一九七○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特意跟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说他希望跟苏联做“友好的邻邦”。很快，大使级关系恢复了，新的苏联大使几个月后来到北京，苏联袭击的可能性更加遥远。
仗打不起来，但毛继续在国内大搞“备战”，原因是备战的空气有利于加紧搞军事工业。
当军事大国称霸世界仍然是毛念念不忘的梦。文革大换班后，他强调“以战备为纲”，高速发展军工。仅核工业建设一项，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投资总数，就规定为前十五年投资的总和。而这时中国人均收入比贫困不堪的索马里（Somalia）还低，中国人均热卡消耗量比三十年代还少。林彪等人顺着毛的意思提出大增军工投资，“什么比例不比例”，要“比洋人还要洋”。那时中国在进口粮食。江西的新掌权者程世清将军，知道毛希望把这笔钱花在军工上，就提出不用进口粮食了，每年需要的粮食由江西包下来。这意味着江西上交的粮食将增加六倍。江西老百姓已经是喘息在生存线上了，这样一来他们怎么活呢？只要能讨毛的好，新掌权者是什么也不顾的。
政治基础巩固了，军事工业可以腾飞了，毛心情舒畅。一九七○年八月，他第三次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为下一届“全国人大”作准备，制定经济计划。从闷热的平原躯车上山后，他迫不及待地想游泳。一到住地就脱下衣服一头扎进水库。警卫劝他说水太凉，他出汗太多，他也不听。在年轻人都起鸡皮疙瘩的冰冷的水里，他一连游了半个多小时，有说有笑，连说：“好舒服啊！”毛七十六岁了，身体是出奇的健壮，胃口好得令厨师和管家惊服。他还能继续倒海翻江。
但就在这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毛泽东和林彪闹翻了。
52:和林彪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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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1年 76～77岁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分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象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到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原文如此〕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 “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珉。鲁珉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拼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部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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