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昏迷不醒 亲信们却没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排除”在执委会之外带有象征性质。尽管作出了决定，据米高扬说，两人“准时去参加他的会议。斯大林一共开了三次执委会会议，虽然开始时保证每周召开一次执委会会议”。同时，根据米高扬的回忆录来判断，斯大林绝不反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出席或者忽略他们的出席，而是乐意倾听他们的发言。米高扬特别举例说，他在斯大林出席的主席团执委会会议上证明，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畜牲业中的物质利益。米高扬认为，“我的发言好像给他留下了印象”。结果斯大林作出决定，让米高扬进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十分明显，实际工作的惯性使斯大林忘记了不满，依他之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现出不能容许的思想、理论的不坚定性。十月中央全会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影响斯大林重新找莫洛托夫，要吸收他参加理论问题的辩论。在与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写《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让我读了一点，但是这一切用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知道。”
米高扬回忆，1952年12月21日他和莫洛托夫事先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决定像以往那样晚上去斯大林的别墅，祝贺他的生日。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很好地迎接了大家，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坐在桌旁，进行着一般的聊天。对我和莫洛托夫的态度是平静的、正常的。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重又恢复了老关系。总之，由于我早就了解斯大林并且记得他和我以及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后来也就消释了，因此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这次冲突也会过去的，关系会正常的。这个晚上以后我这种想法加强了”。
但是，很显然，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怀好意的人继续影响着斯大林。据米高扬说：“庆祝斯大林生日后‘过了一两天’，不知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说：‘知道吗，阿纳斯塔斯，12月21日我们在斯大林那里以后，他对您和莫洛托夫生日那天到他那里去很生气和气愤。他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想使他与你们和解，并严厉地警告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于你们来说他不再是同志，也不希望你们去他那里。’通常我们去斯大林那里，在他的别墅里，在小圈子里庆祝新年。但是这次通告以后我们没有在斯大林那里过新年。”现在很难说，不知是通过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转达的关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的信息有多少符合实情。
但是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对其他领导成员也积有不满。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确信，Л.Д.亚罗申科的信反映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立场，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写的。斯大林对亚罗申科的批评是严厉的，把他的立场宣布为“布哈林的立场”，这一批评比对米高扬的批评要尖锐得多。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本人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因而他未必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尖锐批评会吓坏党的领导中其他的老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就这样说明贝利亚的立场：“当他看到，连莫洛托夫也被罢免，现在你得当心，贝利亚！既然斯大林现在连莫洛托夫也不信任，那么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捏个粉碎。”同时，例如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和解，那么他会把怒气对准那些竭力使他与他们不和的人。
莫洛托夫告诉丘耶夫，“斯大林有时对贝利亚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想收拾掉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过类似的话。1953年七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确认，1953年五一游行时，贝利亚对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说，斯大林图谋除掉他，但是“他不知道，假如他试图逮捕我，那么契卡工作人员就会起事”。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证实贝利亚有这种声明的事实。
贝利亚本人不合常理地成了控告贝利亚在斯大林之死中有罪的主要原告。根据贝利亚在1953年 5月1日在陵墓观礼台上所说的那些话，莫洛托夫得到了一定的印象：“不排除他在斯大林之死中插了一手。”这样的印象是有重要根据的。在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确认，贝利亚对他说到过斯大林：“我把他收拾了。”为加强这个说法可以引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С.阿利卢耶娃的见证：对于斯大林生病，后来去世，贝利亚并不掩饰其喜悦之情。在斯大林处于无意识状态时，贝利亚竭力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没有好感，当斯大林恢复知觉时，他则每次都向他表达热爱和忠诚。研究斯大林死亡情况的历史学家原来还是侦查员，他有“坦白的供词”和揭露嫌疑犯的各种间接罪证，但是无法确凿地证明他有罪。像任何一个侦查员一样，历史学家很想用公诉来结束案件。但是事情真的是像贝利亚和对他的指控者所说的那样吗？
贝利亚的“假坦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排除随着贝利亚意识到斯大林已病入膏肓，他有意要造成一种印象：正是他贝利亚能够领导国家。在斯大林死后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贝利亚很快就成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斗争的倡导者，把国家领导人马林科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推向“非斯大林化”。在与主席团成员谈话中贝利亚要他们相信，斯大林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个人危险，这样就显示出他在拯救他们每一个人免遭灭顶之灾中的作用。同时，他要主席团成员相信，正是他“收拾了斯大林”，贝利亚使他们畏惧，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其他领导人。(也许，贝利亚醉心于这种游戏，达到的是相反的效果，导致了他的坠落。)但是从贝利亚的行为和他的“坦白”还不能得出结论：斯大林是贝利亚的人杀的，或者是他本人害的。
下面要说到的斯大林周围许多人的行为(确切地说是不作为)引起不少怀疑，但是斯大林被害的事情本身目前尚未证明。同时，如果设想斯大林之死是强制的，那么应该扩大嫌疑者的范围，除了贝利亚还要包括其他许多人。想要斯大林死的不仅仅有党的领导的 “老将”，因为他们担心在把“新手”引进领导班子后他们的前程就戛然而止了，还有不少人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这些领导人的地位。进入这个圈子的还有许多他们的助手，还有更多的政府机关、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近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求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都想消除突然产生的危及自己小康生活的威胁，尽可能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阴谋都没有避过敌视我国的力量。无论安全机关多么努力，苏联领导层中的阴谋的信息还是透出了克里姆林宫墙外，西方出现特别的研究方向——克里姆林宫学——也就并非偶然了，除了远离莫斯科的研究者，西方还有自己的间谍机构，它能利用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斗争，给苏联领导坚决的打击。在提拔新干部的同时进行着争夺在克里姆林宫里影响的斗争。这一斗争伴随着巧妙地把分明是实施反国家目的的人安插到级别不太高但却是重要的岗位上。在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雪夫被撤职和逮捕后，斯大林的警卫队和秘书处更替干部更有利于这一点。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外国间谍机关的间谍或反国家的组织的破坏分子钻到斯大林周围。
同时在逮捕了经常给斯大林治病的维诺格拉多夫后，斯大林的身体状况比较差。С.阿利卢耶娃在 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时描述了斯大林，她注意到：“那一天他看起来不大好。看来他感觉到疾病的症状，可能是血压过高……显然，他感到血压升高了，可是没有医生。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了，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他服某种药丸，在盛水的杯子里滴几滴碘酒——他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医疗方法，但是他自己做了不允许做的事：过了两个月，在中风前那一天，他去了澡堂(建在他别墅里的单独一座小屋里)，在那里他按西伯利亚的老习惯洗蒸浴。任何一个医生都不允许这样做的，而且还没有医生。”
雷宾也证明斯大林自己治病和不爱惜健康。他写道：“斯大林对自己的健康的态度很糟糕：碰上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午餐，也不遵守任何饮食的规定。他很喜欢吃蛋，这能促使血管里产生有害物质。他没有专门的营养师或者哪怕是私人医生。确实，战争时期和战后维诺格拉多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巴库列夫教授常来探视。库利尼奇大夫从手指上取血，给他打治高血压的针。但是最近，如果血压高或时常发生心绞痛，他也不找医生——这还不够！他从波斯克列贝雪夫那里找来过去的医士、一些必要的药片。编制内的医生基本上为警卫工作人员服务，极少给斯大林本人看病。因此年龄加上疾病使他的健康真正衰弱了。”
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直接负责他的警卫的里亚斯诺伊将军也谈到了斯大林不愿意看医生的事。据他回忆，斯大林在生前最后几天“派契卡工作人员带着药品单子去普通的药房。他作自我医疗。他怀疑有人可能会把他提前打发去阴间，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像以往一样做很多工作。他常把警卫长叫去，给他书单”。
尽管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斯大林依然紧张地工作。去世前不久他接见了外国客人，参加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农业问题的会议。从警卫的见证来看，他像过去一样读很多东西，对戏剧表现出浓厚兴趣。1953年2月27日斯大林去了他喜爱的大剧院。演的是《天鹅湖》芭蕾舞。格罗莫夫写道：“疾病致命的前夕斯大林去大剧院看《天鹅湖》有象征意义。醉人的音乐，迷人的舞蹈。斯大林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据雷宾说：“到演出结束他都是一个人。然后请剧院经理感谢演员们细腻精湛的演出。后来他去了近处的别墅。”
雷宾写道，星期六，“2月28日他与‘战友们’在克里姆林宫一起看了电影，然后提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去别墅。半夜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了。其余的人因为年龄关系认为还是躺在家里为好。只给客人们端上了马特廖娜·布图佐娃做的葡萄汁。像平常一样，水果放在桌上的水晶果盘里。斯大林习惯性地往‘捷拉维’高脚酒杯里加煮开过的水，够大家喝的。平和的交谈一直延续到3月1日凌晨4点钟。赫鲁斯塔廖夫送走了客人”。
赫鲁晓夫描述的这些事与雷宾的叙述相差无几，其中只是强调了在延续到半夜的宴饮最后时刻斯大林的温和的情绪：“当我们走到前厅时，斯大林像通常一样走来送我们。他开了许多玩笑，似乎挥了一下手指头，戳了一下我的肚子，叫我米基塔。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常按乌克兰的叫法叫我米基塔。我们也怀着好心情离开了，因为用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的事，以往用餐并不总是以这么好的气氛告终的。”
但是现在流传很广的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与这些叙述不一致。他引用某些“老布尔什维克” 的话，要人相信，似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相当早就离开了斯大林的别墅，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克里姆林宫。“贝利亚借口自己有某些事情要与斯大林商量而留了下来，这是常有的事。现在现场又出现一个新的人：一种说法是男人，贝利亚的副官；另一种说法是女人，他的工作人员。贝利亚告诉斯大林，由于‘医生案’而得到了要谋杀赫鲁晓夫的证据，他叫来了拿着一包文件的女工作人员。贝利亚还没来得及把这包文件放到斯大林面前，那女人就朝斯大林脸上泼去某种会挥发的液体，大概是醚。斯大林立即失去了知觉，她又给他注射了几针慢慢起作用的毒药。在给斯大林‘治疗’期间和最后几天中，这个女人已经作为医生还是用这样的剂量又打了几次针，使斯大林不是立即死去，而是慢慢地、自然地死去。”
现在人们又把这个老说法与С.阿利卢耶娃提到的事联系起来：她看到在瘫痪了的斯大林床边有个年轻的女医生。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突然想到，我知道这个年轻女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们彼此点了下头，但没有说话。”可以肯定，实际上“年轻的女医生”是贝利亚的副官，阿利卢耶娃知道她是贝利亚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但是未能认出穿了医生大褂的她。
首先使人对这一说法引起怀疑的是，贝利亚要向斯大林报告“医生案”。众所周知，这时贝利亚早就已经不管国家安全部了。与“医生案”有关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和分管此事的马林科夫。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的可疑之处还在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他人离开后贝利亚留在了别墅。很难相信，赫鲁斯塔廖夫、斯塔罗斯金和其他警卫人员没有记住与贝利亚在一起的男人或女人。最后，这一信息的来源也令人生疑。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贝利亚和他的副官，在别墅还有谁也没有发现的一群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默默地观察着几天中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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