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情感解秘：情妇无数 最恋外甥女（图）
在那个宿命的星期五,德意志大臣花园中人来人往。不过那天早上来柏林的绝大多数纳粹党高级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来大臣花园见希特勒最后一面的成分多过向他致以生日祝贺。这帮鼓动德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的纳粹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搭在即将沦陷的柏林。希特勒躲进了他的地下城堡，让留在大臣花园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大臣花园的院子里乱作一片，大批的仆人和勤务兵匆匆忙忙地将行李箱和板条箱装上卡车和小汽车，预备冲出柏林，逃到安全的地方。柏林城几乎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只有一条路通往南面的巴伐利亚，苏联军队即将攻进柏林城。这天早上，高级将领们请求希特勒从那条路逃出去，也有人建议他飞到南面的贝尔格夫，退守到位于布彻斯加德的阿尔卑斯碉堡。贝尔格夫处在这座纳粹民族主义屏障的中心地带，占地约3万平方米，四周围绕着绿茵茵的群山，南面的湖泊地区与慕尼黑交界，并且延伸到奥地利。这个地区纵横密布着军事基地、雷达站、武器军火库和油料堆放处。希特勒的许多高级顾问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最后的碉堡上，希望这座民族主义屏障能够抵挡住盟军的攻势，并且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盟军没有对包围中的柏林展开全面进攻，因为他们的军事参谋认为，最后的战役将在阿尔卑斯山中打响)。鲍曼、希姆莱、戈林和斯佩尔都在贝尔格夫附近靠近布彻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们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鲍曼正在监督在奥巴萨尔斯堡进行的一个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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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前约一年，格莉劳巴尔斜眼瞟着正在打瞌睡的舅舅。显示二人关系亲密。
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中，希特勒固执地不肯做出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们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或许莫雷尔医生开出的镇定剂混合兴奋性的药物鸡尾酒疗法给希特勒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
但是，在最后的10天中，军事局势严重恶化，希特勒明白大势已去，自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德国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了。最后几天里浮现在希特勒脑海里的头等大事是，应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应该逃跑并死在斯佩尔称赞的“周末度假小屋”呢，还是应该留在柏林，与这座沦陷的城市一道走向灭亡？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那天早上，希特勒暗示说，他不会去巴伐利亚。不过，如果其他人愿意到巴伐利亚去，他不会阻拦。接下来的几天里，几架飞机搭载着希特勒的私人随从，他们将离开柏林，飞到布彻斯加德。
在希特勒的生日那一天，赫尔曼·戈林成了第一个逃出柏林的纳粹党人。在那天早上面见希特勒时，这位德意志空军上将没有穿上他那身绣有肩章的标志性银灰色制服，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橄榄绿制服，看上去像一个陆军军官(希特勒的一名侍卫不屑一顾地评价说，他活像一个美军的陆军军官)。戈林早在几个月前就把妻子艾美和女儿艾达送到了布彻斯加德的安全地带。在这天早上，他告别了位于柏林东北面斯霍勒夫海德卡林宫的官邸。这座有无数房间富丽堂皇如宫殿般的大厦装饰着很多精美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从犹太人和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人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那天早上，戈林醒来后发现苏联人已经跨过奥德河，离柏林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因为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戈林把他收敛来的所有艺术品打好包，随时预备撤退。现在，他正在指挥人将这批宝物装上24辆卡车，预备运到巴伐利亚。
等他们全部离开后，戈林亲自引爆了数千公斤的炸药，整座大厦就这样毁于一旦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得不经历的一件事。”这位德国空军最高司令官居然还有心情开了一个自以为诙谐的玩笑。他不打算让斯大林得逞，绝对不能让苏联军队占领赫尔曼·戈林喜爱的房子。就在戈林祝贺希特勒生日的时候，这支押宝车队正等在柏林郊外，只等戈林返回，就径直开往南部。戈林再没有见到希特勒，德意志空军上将将他的两名高级将领留在了希特勒身边，由他们去应付元首的狂怒。从这时开始，希特勒的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将军，这个装模做样而且优柔寡断的人成为了希特勒期望中挽救德国空军的救星。埃克德·克里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曾经是前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他娶了希特勒的秘书葛达为妻。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艺术家，也是当时的军备部长，他也在希特勒生日这天拜见了元首。斯佩尔和希特勒有多年的交情，希特勒就像斯佩尔的父亲一样，斯佩尔对希特勒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斯佩尔从未丧失过对这位一手扶持他成长的人物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他这位导师的行为正在把德国引上无法回头的绝路。希特勒命令实行“焦土”政策，无数的桥梁将被炸毁，他宁可让德国所剩无几的工业被彻底摧毁掉，也不愿意敌人坐享其成。斯佩尔难以忍受这样血淋淋而且彻头彻尾的毁灭论调，他认为这样只能对饱经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佩尔四处游说各地的地方领袖，试图让他们不实行这项残酷的政策。
斯佩尔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秘密地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的房子中转移走。斯佩尔有6个孩子，孩子们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斯佩尔不希望孩子们的性命葬送在一项完全丧失理性的事业上。斯佩尔将孩子们送到北方波罗的海的亲戚家，虽然那里仍然处在苏军的严密控制下，但是相对安全些。那一天下午，斯佩尔见过希特勒后就消失了。斯佩尔甚至没有和希特勒正式告别，这让他自己觉得有些良心不安。在离开大臣花园后，斯佩尔驱车前往柏林西北面的布达·威尔士纳克，那里有他的新住所。布达·威尔士纳克的地理位置相当理想，既与柏林保持了适当的一段距离，又离苏联人的阵线较远，相对比较靠近英美两国的阵线。
斯佩尔像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暗地希望元首快点死。不过斯佩尔不像希姆莱那么坚决，他的情感复杂得难以形容。和希姆莱一样，斯佩尔自动背叛了元首，但是斯佩尔没有像希姆莱那样竭力掩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数次拜访各地地方领导人的行踪很快会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他料得不错，马丁·鲍曼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遗漏地汇报给希特勒，当然，他也提到了斯佩尔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转移到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径。
如果说盟军打算在进攻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在柏林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将德国军队分归两个司令部管辖。事情正在悄悄进行着，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Karl
Donitz)将成为北部的总司令官。邓尼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党人，正如希特勒希望的那样，他在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一点上是值得信任的。北部司令部位于什勒斯威格-荷尔斯坦因的普隆。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瑟林(Albert
Kesselring)则负责南部的军事指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他的地堡中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确认了邓尼兹的地位，但是没有对凯瑟林予以肯定。或许，希特勒还在思考是否将他的总部挪到南部并且自己掌控军事大权。又或者，希特勒还没有完全信任凯瑟林，认为他不具备将战斗推行到底的实力。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看错，在这关键的时刻，凯瑟林自己所想的是向盟军投降的可能性。
那天下午，希特勒照例在地堡中的私人起居室摆上茶点，招待他的秘书们。希特勒非常喜欢女性围绕在他身边，而且越年轻漂亮越好。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遗传了家庭的传统，他的父亲阿罗伊斯(Alois)就和许多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的女性容易控制而且容易满足。在希特勒的圈子里，女性从未享受过平等的对待。希特勒喜欢用一种老派的巴伐利亚态度对待女性，俨然以恩人自尊。他喜欢称她们做“我的孩子”
或者“亲爱的”，夸张地亲吻她们的手背。希特勒偶尔也会和这帮女子们调调情，但是虚情假意的成分居多。他和自己多年的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施罗德总是称他为“AH”或“老板”。1938年施罗德有一次生病住院了，希特勒带着鲜花去探病。“人们会想，我在与秘密情人幽会呢！”他解释说，而施罗德也承认，她非常崇拜希特勒，但是，仅此而已。施罗德已经三十几岁了，在希特勒地堡的所有秘书中，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为希特勒工作年头最长的秘书是乔安娜·沃尔夫，她也已经三十几岁了，从1924年起就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希特勒尤其喜欢沃尔夫，总喜欢用兄长般的口吻称呼她为“沃尔夫尼”。
秘书中较为年轻的是特劳德尔·琼格和葛达·克里斯蒂安。琼格只有25岁，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那天下午，让琼格非常震惊的是，希特勒第一次承认德国可能会失败。在这之前，琼格一直对希特勒所说的神奇武器和大反击深信不疑，然而，现在，希特勒说话的语气好像大势已去，他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琼格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虽然不动声色地呷着茶，心里却在盘算，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托德·琼格在1942年成为希特勒的秘书，之前她向内务部秘书资料库投递了申请材料，然后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选中在元首办公室工作。她曾经在罗森伯格的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工作过，并且嫁给了希特勒的副官汉斯·琼格，汉斯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牺牲。希特勒很喜欢汉斯，听到他的死讯还难过了一阵，元首很少在听到他认识的人的死讯后感到难过，并且他亲自将这个噩耗告诉了琼格。
希特勒称琼格为“孩子”，由于琼格在所有秘书中年资最短，所有打杂的事情都是她来做。琼格在希特勒垂死挣扎的期间还常常代笔为希特勒撰写政治遗书，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钟，而其他人此时却在享用蛋糕和香槟。琼格在战后形容说，希特勒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非常喜欢和他的宠物狗布隆迪嬉戏。“布隆迪如果比上一次跳得更好，希特勒就会十分开心。他还说，和布隆迪出去散步是最让他放松的休息。”琼格后来承认，她或许太过于敬畏元首，“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着迷，”她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老板，是一个慈父般的朋友。尽管我的内心在不断警告自己，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让我着迷的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话行事的方式。”
葛达·克里斯蒂安也比较年轻，和琼格一样长得很漂亮。克里斯蒂安快30岁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的不少人都为她着迷。克里斯蒂安曾经和党卫军陆军上尉艾利赫·凯姆普卡(Erich
Kempka)订过婚，艾利赫负责管理柏林城的司机和交通。在战争的最后时期，艾利赫是在大臣花园度过的，听从希特勒的调遣，他作为油库的保管员，将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的未婚妻也将留在希特勒身边。“我们分道扬镳了，”她在战后回忆道，“我无法原谅这样的背叛。”
他们在1946年离婚，像打发“蠢货”一样解除了他俩之间的夫妻关系。有一件事很奇怪，希特勒的所有秘书在战后都没有结婚。
列席这次下午茶的还有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她身材矮小，长得像老鼠一样，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曼扎利负责在上层地堡的小厨房中为希特勒烹饪特殊的素食，她经常和希特勒一道用餐。事实上，希特勒年轻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坦白说，这位奥地利厨子认为“食不可无肉”，她偶尔会偷偷地在希特勒的食物中加一勺肉汤或油脂。“绝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能发现这种欺骗行为，他会非常生气，然后就会胃痛。”琼格回忆说，“到后来，他让她只做些清汤和土豆泥。”
那天出现在希特勒私人住所中最神秘的女性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她就是爱娃·勃劳恩。绝大多数人在知道爱娃的存在后，都非常震惊。除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爱娃·勃劳恩三十几岁，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为人坦率，操着洋洋得意的巴伐利亚口音，十分天真。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9年，当时她是希特勒摄像师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助手。她在1931年成为了希特勒的秘密情妇和贝尔格夫的“女主人”，但被严格地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
希特勒从不允许爱娃出现在任何外交或新闻场合，更不会让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是在贝尔格夫，只有希特勒的心腹斯佩尔、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等人才能见到希特勒和爱娃一起。戈培尔一手导演了对爱娃的低调处理，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被视为德国的救世主。当然希特勒自己也希望这样，或许元首自己也为爱娃的巴伐利亚口音感到尴尬。爱娃还有两个姐妹，希特勒总是称爱娃是“一个朋友”。虽然他自己常常在众人面前羞辱爱娃，但也会在玛格达·戈培尔公然蔑视爱娃的时候发怒。爱娃两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在
1932年11月，她被人发现时，脖子上中了一枪。这或许是她在受到希特勒漠视后的一种强烈抗议。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才在公开场合表示对爱娃的爱意。当时他们已经身陷地下城堡，爱娃明确表示了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愿望，表示愿意陪希特勒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希特勒当众拥吻了爱娃，这让旁观者大吃一惊，备感尴尬。
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向爱娃示爱。海因利希·霍夫曼曾经说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爱娃·勃劳恩动过真情。“对于他来说，爱娃不过是个可爱的小玩艺，她缺乏逻辑性，头脑愚笨，只是长得漂亮而已——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才能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宁静和放松。”1943年，希特勒告诉斯佩尔，很快他身边就只会剩下2个忠实的朋友了——他的宠物布隆迪和爱娃·勃劳恩。
在纳粹党执政的早期，希特勒最喜欢的是坐在他喜欢的慕尼黑餐馆和啤酒窖里，面对一群亲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偶尔他会让一些女性参与这样的聚会，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一个纯男性的谈话环境。霍夫曼回忆起，这样的聚会偶尔也会邀请一位女性参加，“偶尔，她也能参加男人们的谈话，但是被绝对禁止抵触希特勒或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而在这个下午，第三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元首几乎不和将军们或他曾经最信赖的纳粹党领导一起就餐了。据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单独和约瑟夫·戈培尔一起吃过一顿饭，尽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希特勒打扮成德国传奇人物。但是，希特勒非常愿意和秘书们以及厨师呆在一起(偶尔也会和他的秘密情妇在一起)。一些尖锐的观察家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希特勒在席间闲谈的话题单调无比，只有那些听命于他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一二。他谈论的话题通常都很沉闷，说的都是国际犹太人的“邪恶”、对精妙建筑艺术的鉴赏和复杂的种族理论。曾经有人说过，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无法容忍和希特勒谈论这些话题。
但是，希特勒一生迷住了无数女性，他的性取向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希特勒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同性恋者，他将自己同性恋的冲动发泄到战争中。很多人怀疑希特勒是否和爱娃·勃劳恩或者其他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一位布彻斯加德的仆人在后来接受审讯时承认，爱娃在希特勒来访的时候需要服食避孕药，他的证词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没有人能够摸清希特勒的内心世界，更不了解他的性取向。
许多猜测都是因希特勒外甥女吉莉·拉包尔(Geli
Raubal)离奇的死亡引起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异父姐妹安吉拉·拉包尔(Angela
Raubal)的女儿，她和母亲住在奥巴萨尔斯堡。吉莉肤色偏黑，长得迷人，生性活泼，有一大堆追求者。1929年，希特勒将她召到身边，一起住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公寓。她当时21岁，而他已经40岁并且成为了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希特勒与很多比他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但是吉莉却是个特例。
吉莉当时就读于慕尼黑的一所音乐学院，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用在学习上，而是和“阿道夫叔叔”(她对他淘气的称呼)四处游玩。希特勒带着吉莉去听歌剧和看戏，还带着她开车去郊外。希特勒甚至允许吉莉参加他和纳粹党亲信在咖啡馆的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引起外界的纷纷猜测。吉莉的一个追求者曾经是希特勒早期的保镖兼司机，一天，希特勒发现吉莉和这个保镖混在一起，希特勒怒气冲冲，以至于这个保镖认为希特勒会一枪打死他。从那以后，希特勒禁止吉莉在没有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外出。
1931年9月19日，吉莉被发现死在希特勒的公寓里，她的身上有枪伤，身边放着希特勒的手枪。希特勒的反对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希特勒要么是在和吉莉发生恋人间的口角后杀了她，要么就是找人杀害了她。不过，这两种推测都不太可信。的确，吉莉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总在抱怨，她试图逃离希特勒的控制，“叔叔简直就是个魔鬼，外人很难想像得到他对我的要求。”不过，她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希特勒对她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希特勒显然迷恋于吉莉，曾经有谣言说，吉莉身上有遭到希特勒殴打的痕迹，但是，这个谣言没有得到证实。希特勒不太可能杀了她，吉莉的尸体被发现时，希特勒正在前往纽伦堡的路上，而且他听到死讯后非常吃惊。如果希特勒安排人杀害吉莉的话，他根本不会用自己的手枪在自己的公寓里干掉吉莉，这太不合情理了。希特勒的支持者提出的惟一解释是，吉莉在玩希特勒的手枪，不小心走火杀了自己。这个解释当然也不太可信。战后，吉莉的母亲安吉拉提到，吉莉曾经说过想离开希特勒，她打算和一个男朋友前往林茨，但是遭到希特勒的反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曾经阻止吉莉离开。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吉莉·
拉包尔之死依然是个谜。最可能的说法是吉莉·拉包尔是自杀的，这是她摆脱希特勒禁锢的惟一方法。希特勒身边的女性有不少人不惜自杀以摆脱他的情感束缚，吉莉并不是惟一的一个。
这段关系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是希特勒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依赖一个女性。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是性依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希特勒在吉莉·拉包尔死后陷入低沉，这充分说明这段关系积聚了希特勒很深的感情。希特勒把他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公寓改成了祭祀吉莉的神殿。希特勒以前从未与女性结下如此深厚的关系，以后也没有过(或许除了对自己的母亲克拉拉以外)。对于希特勒的秘书和厨子而言，希特勒算是一个不错的老板，他对她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偶尔还和她们调调情，尽管只是虚情假意。而对于玛格达·戈培尔、汉娜·瑞奇(Hanna
Reitsch)以及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这样的狂热崇拜者而言，希特勒冷酷无情，对于她们的仰慕不屑一顾。但是，这些女性都是坚决而强悍的人物，她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一个男性希望女性千依百顺地匍匐在脚边，那么他自然对坚决而强悍的女性不屑一顾。
威妮弗蕾德·瓦格纳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儿媳，她的丈夫是齐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威妮弗蕾德和希特勒关系密切，一度如胶似漆，希特勒甚至想过娶她为妻，建立一个希特勒-瓦格纳王朝。电影制片人兼演员莱妮·瑞芬斯塔尔
(Leni Riefenstahl)也迷恋希特勒，英国贵族姐妹尤尼提·米特福德(Unity)和戴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也是希特勒大胆的爱慕者。汉娜·瑞奇是纳粹德国数一数二的试飞员，德国空军的王牌试飞员，瑞奇上尉对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同等热爱。柏林沦陷时，瑞奇英勇的飞行事迹为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添上了几笔传奇色彩。
但是，最仰慕希特勒的还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妻子。地堡中一个仆人(党卫军电话接线员罗切斯粗俗地说，希特勒总是和玛格达鬼混。或许罗切斯有些夸张，玛格达·戈培尔并非真地爱上了希特勒。当然，玛格达多年来一直仰慕希特勒，不过她的仰慕之情不同于爱娃的盲目崇拜。玛格达有时也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论调，“只有希特勒自己在说个不停，”她这样对朋友抱怨着在布彻斯加德举行的午餐聚会，“他能成为元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不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让客人感到厌烦。”
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个活泼迷人而且善于调情的女人，她非常懂得操纵男人，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绯闻。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
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
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恋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
希特勒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说，她是“带着负罪感”为希特勒工作的。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一个人要着迷到什么程度才会为一个20世纪最可怕的恶魔(他一手制造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效力。和许多曾为希特勒工作过的人一样，琼格坚持说，她从未听到希特勒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最后的结局。希特勒早期的副官之一，党卫军上尉理查德·苏泽-克森(Richard
Schulze-Kossens)也声称，即使在与希姆莱召开的绝密会议上，希特勒也从未提过要消灭犹太人。表面上看或许希特勒是清白的，他非常善于伪装。但是，希特勒成天将对“国际犹太主义”的谩骂挂在嘴边。他在集中营的设置上暴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且，在希特勒最后的一份政治遗嘱(就是琼格协助打印的那一份)中，体现出希特勒意图消灭犹太人的明显迹象。
如此多的女性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下，其实并不希奇。历史上，有很多漂亮而聪明的女性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强权人物，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希特勒所折服的女性或许是被希特勒“催眠般”强权势力的光环所吸引，就好像那个时代无数着魔的女性一样，她们没有丝毫的踌躇和怀疑。战争结束后，这群女性才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不光彩的惨痛抉择，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
那个下午，希特勒在和秘书们共享下午茶的时候，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自己会留在柏林。爱娃·勃劳恩已经表达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意愿，但是希特勒坚持要爱娃躲到相对较为安全的布彻斯加德。爱娃的盲目奉献赢得了往昔对她不屑一顾的情夫的赞许，事实上，爱娃的确陪着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喝完下午茶以后，希特勒宣称他要思考一场战争，不过秘书们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于是，爱娃·勃劳恩带她们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园的起居室，她们开着唱机，品尝着香槟。不久，马丁·鲍曼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鲍曼的酒量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变大了。希特勒的医生——鬼鬼祟祟的西奥多·莫雷尔也加入了秘书们纵情声色的队伍。苏联人的炮声在城东面此起彼伏地响着，这群女人们伴着战前流行歌曲《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伤感曲调开始跳起舞来。
纳粹不断地掩盖着事实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广播报道，所有战线上的盟军都被打败了，德国通过不懈努力将战线推到了敌人一方，德国军队的大反击终于开始了。在经历了让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之后，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并不知道，占领霍夫的行动早在5天前就开始了，到4月20日时已经结束了，我在军事医院里的同伴到那时都做了战俘。科隆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法兰克福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德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苏联第5军正在迅速包围柏林。4月13日，维也纳落入了苏联人手中。4月17日，大约
3.5万名德国士兵，其中包括30个将军，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早上，苏联军队在南面(距离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经拿下了距柏林东北面不到5公里的布雷斯劳，并迅速地向前挺进，大炮已经架在了哈弗尔河畔。苏联人的炮弹已经落在柏林东北面大片郊区的土地上，现在，苏联人夺过了我们那些能够发射半吨弹药的武器，已将枪口对准柏林。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抵抗组织在前一晚已经开始行动，虽然该组织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残酷镇压，但是那天晚上，德国抵抗组织再次站了起来，他们代表了德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和首都头上的命运进行的抗议。抵抗组织的几十个人昨晚在柏林城的墙上写满了“绝不屈服”的字样。这是19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动，人民公开反对希特勒和戈培尔，拒绝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支援，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漫天飞舞的传单上，希特勒被称为“狂人”，希
姆莱则是“走狗”。在几个月前，散布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语的人还可能被送上绞刑台，但是，现在柏林人觉悟了，他们开始抵抗。然而，纳粹政权内部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个营的民兵向西出发，支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第9军，企图开辟新的阵线。他们出发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测，柏林实际上已经崩解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
在苏联人的装甲坦克和火箭炮的双重攻击下，第9军也正在瓦解。苏联卡车上发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苏联人低空战斗机的扫射下，一队队撤退的士兵纷纷被击倒。在前进的途中，民兵组织的下级连队与困乏不堪的正规军队不期而遇，后者刚刚逃离前线。双方讲述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伊万大叔来啦”。我们称苏联士兵为“伊万大叔”，称英国士兵为“汤米”。路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马拉车和半履带卡车，混乱一片，士兵们困顿的脸上布满恐慌的神色。士兵们很多天都没有分到配额供给了，只好开始抢夺民财。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路边横躺着无数士兵的尸体。疲乏的士兵闯入民宅，倒头就睡，不愿意前进，市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内痛苦地寻找着避难所。一些军官用枪指着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顿军威；另外一些军官则奉劝士兵们解甲归田，远离战争。德国战败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着党卫军，他们正在城里搜寻叛徒并处以死刑。流动军事法庭随处可见。士兵被吊死在路边大树上的情况也时时可见。很快，在苏联军队英勇的呐喊声中，这些行刑队成员的末日也来临了。
那天夜里，希特勒号召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他认为将击退敌人。这一次的目标是阻挡苏联军队坦克和大炮部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一群来自德意志劳工部的男孩组成了这支决心扭转战争局势的队伍。东面的战斗徒劳无益地进行着，阵线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之遥。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对柏林进行最后的空中轰炸，炮弹落地的巨大冲击力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里，纽伦堡失守了，那座见证了希特勒累累恶行的城市现在落到了盟军的掌控之中。
（文章摘自《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九州出版社 作者：[美]阿尔敏·迪·莱曼 蒂姆·卡罗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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