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触摸受难者的体温
士兵变成了职业杀手，政治家变成了罪犯，资本变成了用焚尸炉装备的、庞大的杀人工厂，法律变成了肮脏游戏的游戏规则，世界的自由变成了大众的监狱，反犹太人主义变成了奥斯威辛，民族意识变成了集体屠杀。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谋杀的时间到了；假若提起法律——那时属于偷盗和抢劫者的。——凯尔泰斯·伊姆莱
访问魏玛之后，我们驱车前去魏玛郊外七公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这是我在德国参观的第一个纳粹集中营，之所以选择此处，我希望藉此解开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内心的谜团：为什么在在歌德、席勒、李斯特等文化巨人的熏陶下长大的德国民众，突然之间会对希特勒这样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和纳粹主义这样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进而五体投地呢？刚刚在魏玛参观了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居，领略了德国典雅博大的文化艺术传统，我发现人们对每一本书籍和每一页手稿的珍惜，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魏玛堪称德国的文化首都。我相信，那些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大都读过歌德和席勒的著作，听过李斯特的音乐，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行凶作恶、杀人如麻。从魏玛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短短七公里的路程，让我们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仿佛从文明的殿堂跌入野蛮的洞穴。
连气候也是如此。昨日，魏玛城里还是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高而蓝的天空使人想下跪”；今天早上，在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路上，却是大雾弥漫，寒气逼人。弯曲狭窄的山间公路，一直在层层迷雾中向前延伸，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片片厚重的雾，像棉絮一样，朝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袭来。纳粹确实很会挑选地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山谷之间一块宽阔的天然平地之中，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氛围。抵达集中营大门口，刚刚下车的时候，顿时觉得寒风刺骨，宛如从夏天直接进入冬天，这既有生理上的感觉，也有心理上的感觉。二十多米之外的人影即模糊不清，四周像是游走着不计其数的死难者的幽灵，在哭泣，在哀鸣。然而，天气及自然环境的差距，并没有文明的差距大：极其吊诡的是，德国最灿烂和最恶劣的文化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拥有最深厚文化传统的人群竟然衷心拥护最残暴的独裁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解之谜。
一路上，我都在回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esz
Imre）的作品。凯尔泰斯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一九四四年，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被关进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又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多年之后，凯尔泰斯这样回忆刚刚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形：“布痕瓦尔德位于峰峦叠错的山区，坐落在一个山脊之上。哪里空气清新，满眼都是层层叠翠的森林，在山谷下面的小村庄里，用红色瓦片盖成的屋顶使人赏心悦目。浴室在左侧。洗完澡后，你的名字会被写到一本很大的书里，并得到一个‘黄色三角’、一块宽大的布片和一件深浅条的囚衣。在‘黄色三角’的中央，写有一个标明你斯匈牙利人的字母‘U’，在囚衣上还印着一串数字。比如，我的上面印的式六四九二一。他们还向我建议，要我尽早逐音节地学会这个号码的德语的清晰发音。假如有谁再问我的名字的话，我要回答这一串数字。”
那是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故作轻松的视角。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凯尔泰斯的身边有无数的难友被折磨致死，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在他的头上。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仍然没有摆脱此阴影。作为幸存者，他一生都在尝试见证集中营的真相。在专制体制之下的匈牙利，他没有创作和发表的自由，只能靠翻译德语作品维持生活，多年来与妻子在一间仅有二十五平米的小房间里艰难度日。这是另外一种囚徒困境。他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我看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一九四五年的崩溃，看到了赤色恐怖在一九四八年的占领，看到了一九五六年的瓦解和一九五七年的卷土重来，等等。这是如出一辙的戏剧！……集中营，大屠杀，通常的精神折磨，侮辱，压抑——这一切成为了日常的实践，与此同时，人们活着，出生，浪费了两代人的光阴，像废料似的被推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凯尔泰斯认为，集中营中的苦难与折磨，已经成为一种人类普遍性的生存处境。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境内设置的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最初是为镇压德国民众反对法西斯独裁和准备战争而建立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此处囚禁了大约二十五万人，其中有五万六千人在此被杀害或被折磨致死。在这里，囚徒必须服苦役，纳粹将他们当作战时经济中的奴隶、牛马不如的奴隶。他们被迫为西门子公司、容克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及法本工业公司服苦役，同时接受病毒和饥饿等医学试验，甚至被剥下人皮制造灯罩或其他装饰品。仅仅为附近导弹试验工厂挖掘一个坑道，囚徒就累死了两千九百余人。那些最终获救的囚徒，终生都受着集中营所造成的残疾和噩梦的折磨，比如凯尔泰斯，“集中营”成为他写作的核心主题，也成为他生命的一大障碍——大屠杀的阴影让他放弃了生儿育女的愿望，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已经发生过并仍然可能发生大屠杀的世界里。
尽管寒风凛冽、雾气弥漫，但来此参观的人仍然成群结队。许多中小学生团队乘坐大型巴士前来，好说好动、热闹活泼的孩子们一到这里，立即变得像大人一样肃穆庄重。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课程。在集中营旧址的入口处，管理方设置了一个游客服务中心，出售各种关于集中营的图片、画册、书籍和影片等资料。管理中心教育外联处处长达尼尔·哥达（Daniel
Gaede）先生早已在此等候我们。他穿着一身帆布工作服，戴着厚厚的眼睛，表情严肃而憨厚，是一副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模样。哥达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一名大学教授，专治纳粹历史。十多年前，他申请来此工作，尽管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如大城市优越，但他认为这项主要是面对青少年教育的工作更有价值。“让德国的年轻一代永远牢记纳粹的罪行，纳粹才永远不会死灰复燃”，哥达先生说。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规模宏大，围绕在“主营”周边的还有一百七十四个附属的“分营”。尽管保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当年极小的一部分，但用一整天时间难以全部参观完。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所以只能挑选最重要的部分参观。于是，哥达博士便先带领我们参观附近的建筑，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在内的一大排黄色墙面的建筑，是当时集中营的管理者和守卫们的居所。一九五八年，德国政府决定在集中营的原址设立纪念馆的时候，这些建筑都按照原来的样子保存下来，只是内部改作他用。旁边的一栋建筑是如今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可以提供食宿。哥达先生介绍说，每年都有数十万青少年来此参观，以德国的青少年为主，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的青少年和老师在此居住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悉心学习纳粹的历史，并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在大堂内，有一位法国幸存者的塑像，这位作家的名言也被镌刻在墙上：“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但文明只有一个。在今天的文明下生活的人类，应当互相尊重，并承担自身的责任。甘地说过，没有东方文明，也没有西方文明，只有文明。所以，人类应当相爱。”
大楼内设有宿舍、餐厅和活动室等，有点像简朴的青年旅社。哥达先生带我们到顶楼，这里基本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是一处没有分割开的宽敞空间。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水泥的地板和木头的墙壁，像一处还未完工的仓库。在地上，摆着几十个简陋的木头箱子。哥达先生说，他经常与孩子们在这里上课。木箱子大概是一米长、半米宽、半米高，每个箱子代表着一名囚徒，上面写着囚徒的编号以及他留下的名言。如果学生对某个箱子感兴趣，可以打开箱子，里面有此人的详细资料，如照片、作品、档案材料等等。哥达先生说，他不希望这里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感到恐惧，甚至让孩子们晚上做恶梦；但是，又不能美化集中营的苦难与残酷。所以，他们设计了这样一种教学方法，让孩子们每打开一个箱子，便进入箱子主人那真实的生活空间之中。每一个受害者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和编号，我们与他们不再陌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逐渐被我们所熟悉。
战后，当一个接一个的集中营被发现的时候，当集中营中死难者的人数上升到数百万的时候，大部分德国人都用“不可想像”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惊讶。对此，哥达博士分析说，这个词语背后是自我保护、自我欺骗的心态，正如历史学家卡勒尔所分析的那样，一开始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谎，而后是所有人都与希特勒一起说谎，“希特勒的格言是一个人必须撒大谎，因为没有人相信小谎言，这和马基亚维利的原则完全合拍。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实践这个格言。他也毫不犹豫地履行另一种格言，即反覆发生的暴行只会窒息而不会唤起对暴行的反抗。起初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们不愿相信。后来，当他们不得不相信时，他们已经变得对恐怖的罪行习以为常，而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接受。”
如何才能改造此种默许甚至鼓励谎言滋生的土壤？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哥达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以木箱子为象征的教学道具，通过这种方式将纳粹的滔天罪行展示出来，让所有的参观者都能对此有深入的反省，并产生批判极权主义的力量。
这里还展出许多来此学习和创作的青少年的作品。有一件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面墙上陈设着九座一模一样的时钟，分三行、三列排列。第一个时钟下面标注的地点是布痕瓦尔德，这个时钟没有走动，表明时间停止了，停止的时间正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刻。而其他八个时钟仍然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它们的下面分别标注着八个不同的地点：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苏丹、科索沃、北韩、加沙和西藏。设计者以此告诉大家，虽然布痕瓦尔德的屠杀在那一时刻被终结了，但在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地方仍然在发生类似的屠杀，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们的基本人权被践踏、生命被剥夺，所以这些地方的时间并未停止。人类亦不能高枕无忧。
哥达先生介绍说，不同的观众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以色列人来此参观的时候，会强烈抗议说，不能将加沙的冲突与纳粹的大屠杀并列起来，犹太人是集中营的受害者，犹太人来此是接受德国人的忏悔的；作为曾经的加害者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权利指责今天的以色列的政策。但哥达博士认为，作者应当有其言论的自由，作为一种观点的表达，并没有错误：因为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身份，是可以转换的，昨天的受害者，明天便可能成为加害者，这是基于人性的弱点，而不是种族的特征。而德国国防军的士兵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十分地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科索沃的维和行动是正义之举，不能将他们与纳粹相提并论。还有来自中美洲国家的客人则表示，他们那里也在发生屠杀，为什么就忘记了他们呢？我也询问说：“不知是否有中国官方的人士来此参观，他们看到西藏被列在上面，大概也会恼羞成怒吧？”哥达先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代表团来此参观。他相信这个信息会刺激他们。但是，一件作品存在诸多争议，正表明它独特的价值所在。
另外一件作品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创作的，是互相对照的两组照片。一张是昔日一名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少女的照片，穿着囚徒服装的少女站在雪地中，瘦骨嶙峋，神情忧伤；其他的生活照是她睡的床，她吃的食物以及她的亲人等等。这些黑白照片显示了历史的沧桑。而另一张是作者自己的照片，穿着鲜艳的裙子，在夏日的阳光下，笑容明媚；其他的生活照是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网，在餐厅中享用美食，以及与父母外出游览等等。这些彩色照片记载了如今生活的和平与美满。这两组照片放在一起，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激发参观者产生无限的遐想，纳粹集中营的残暴也因此彰显无遗。
还有一件作品是一组鞋子：最下面一层，是当年在集中营发现的一大堆囚徒破烂的鞋子的复制品，当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盟军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堆积如山的鞋子，这些鞋子的主人已经被纳粹送进了焚尸炉。从鞋子的数量便可以推测死难者的数量。而上面一层，作者安放着今天的孩子们最喜欢穿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运动鞋，其中有一双漂亮的运动鞋正是作者自己穿过的。在不一样的鞋子的背后，是不一样的生命历程。那么，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我们”如何才能慰藉“他们”呢？“我们”能够将自己的鞋子送给“他们”穿一次吗？
每件作品都有深刻的内涵和精巧的表现形式。哥达先生说，这些作品都是来此学习一个假期的青少年们自己创作的。我问哥达先生：“这些作者的年龄大概是多少？”他回答说：“他们大都是十六岁到十八岁的孩子。有些作品是他们在几天之内完成的。”我不禁为这些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叹为观止，这里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比中国大部分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们的那些矫揉造作、空洞夸张的作品优秀得多。这些作品部分地阐释了纳粹暴行的动因，蕴含着对德国民族精神及人类劣根性的深刻自省。正像神学家鲁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在“最终解决”中，备受我们文明夸耀的工业潜能和技术知识在成功地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任务时达到了新的高度，“把文明和野蛮想像成对立面是一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时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纳粹的集中营到苏联的古拉格，罪恶没有放弃它的舞台上的主角的身份，杀戮也从来也没有真正停止过。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为自由与和平而战。
哥达先生说，许多在这里学习过的孩子都回来充当志愿者，为新一批前来学习的学生提供各种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许多孩子的生命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有一个孩子回到原来的班级之后，便主动去关心班上的一名来自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同学。去年，还有两个日本的女孩，自费来此学习，并进而反思日本为何不愿直面本民族的罪恶历史。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哥达先生强调说，教育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孩子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他们可以承受多么沉重的历史，孩子自己有权作出决定。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地为孩子营造一个只有真善美的虚假世界。相反，只有在全面地了解了假丑恶之后，孩子们的人生才会更加丰富与宽广，并有能力迎接各种挑战与压力。
接着，哥达先生带领我们参观集中营内部。此时，雾气越来越浓，远处黑色的牢房如同鬼屋一般，高高耸立的焚尸炉更是让人毛骨悚然。集中营的中央是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宽敞的、由碎石铺就的空地，这里当年布满了囚徒们的简易居所，在四十年代初的高峰时期，简直是人满为患。在一片碎石之间，有一块镶嵌在地上的朴实无华的纪念碑。哥达先生告诉我们，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集中营被解放的那一天，一群幸存者便在此地发誓，一定要记住死去的难友，一定要将纳粹还来不及销毁的资料送到法庭上——幸运的是，这里的档案材料大都保存下来，是纳粹的各个集中营中资料保存最为全备的一个。
一九八五年，在集中营被解放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德国政府在此地设立了这块纪念碑。周围有很多参观者留下的鲜花，有些鲜花的旁边写着遇难亲人的名字，更多的是陌生人献的鲜花。纪念碑上铭刻着囚徒们的国籍，波兰、匈牙利、捷克、俄罗斯、法国、英国……几十个国家一一排列开来。哥达先生解释说，这种处理方式乃是不得以而为之。从保存下来的囚犯的护照资料可以得知，这里的囚徒差不多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惟有犹太人是例外，因为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其实，对许多受难者来说，国籍的意义并不大，他们更看重自己的身份和职业，比如音乐家，比如作家，他们并不赞同以国籍分界。但是，如果以职业来划分的话，更加复杂和更具争议性。所以，设计师暂时以国籍来概括囚徒的身份。
我在纪念碑所列出的国家中发现有中国。这里关押过中国国籍的囚犯。此前，有记者报道，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档案中，发现了三个曾经关押在此的中国人的名字，只是不清楚他们的下落和集中营解放后的最终命运。三人都是二战后期从其它地区转到布痕瓦尔德的，其中二人明确是政治犯，也就是从事了反对纳粹的活动，另外一人被注明是遭驱逐者，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档案显示，这三名中国人是：Wan Li Lei（中文名已不可考，下同），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山东，职业是锁匠和鞋匠，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解到此，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被转送他地，政治犯。Jo Ton Tschau，一九一四年生于浙江，职业是厨师，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解到此，政治犯。Wu Chung Ming，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浙江，职业不详，开始被关押时间不详，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被转送他地。
我在纪念碑前肃立默哀。哥达先生对我说：“你可以蹲下来抚摸纪念碑的表面。”一般而言，类似的纪念碑都是不允许抚摸的，哥达先生为何特意让我抚摸呢？我心中充满狐疑地照他所说的做了，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纪念碑的表面是温热的。哥达先生说，这就是该纪念碑最具匠心之处，其表面温度永远保持跟人体一模一样的温度，即摄氏三十七度，以此象征着死者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每一个来此参观的人士，都可以亲自俯身抚摸纪念碑，感知纪念碑的温度，从而与死难者建立起一种真实的联系与感应。而死难者正是通过这种纪念方式，永久地活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然后，我们步行十多分钟，来到焚尸炉所在的一群房舍。这是整座集中营中最恐怖的一个场所，很多人至今仍然不敢进入观看。哥达先生说，他当然理解那些不敢进去观看实景的人的想法，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害怕就表明我们不能理解死者的尊严。我们一起进入实施焚烧尸体的活动的那个大房间，几排庞大的焚尸炉仍然保持着当初的模样，旁边墙上的照片显示尸体是如何被运到这里并焚烧的。许多操作焚尸炉的工人，居然就是纳粹挑选的囚徒中的合作者。狱卒们在搜索完尸体上的财物之后，便让这些奴隶劳工将其狱友毁尸灭迹。半个多世纪之后，这里的每一丝空气里仍然渗透着死亡的气息。哥达先生介绍说，连焚尸炉的设计和制造都显示了德国人在工业方面的先进技术，焚尸炉上镌刻着制造公司的名称，今天尚清晰可见。焚尸炉的制造商本人并非纳粹党徒，在战后的审判中，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说，生意就是生意，他没有责任了解焚尸炉被纳粹用来干什么，他只管按照订单设计和生产。公司当时并不讳言他们制造焚尸炉，甚至堂而皇之地在其产品上面标注上公司的名字，以此显示公司高超的工艺水平。可见，犯罪并非一定是因为意识形态，犯罪行为乃是源于人内在的罪性，如自私、贪婪、冷酷等等。
在焚尸炉方面的侧面，是一间小小的骨灰室，里面堆放着成百上千深灰色的、圆形的、简陋的骨灰盒。当时，集中营管理当局便用这些骨灰盒来欺骗一些死难者的家属。当家属前来索取亲人的遗体和遗物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收到一罐这样的骨灰。其实，因为死者成批量地被焚烧，当一具尸体被焚烧之后，立即又像流水线一样去处理下一具尸体。所以，所有死者的骨灰都混合在一起，根本分不清究竟是谁的骨灰。但是，集中营方面根本不告诉难属的实际情况，装模作样地在骨灰盒上注明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许多难属还真的以为这就是他们亲人的骨灰。这是对死者的第二次卑鄙的谋杀。这样行径也充分暴露出纳粹政权有多么残忍。
在焚尸炉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其设施如同一间医院整洁的病房，这就是当年纳粹专门设计来作为宣传之用的。纳粹在媒体上发布若干张囚徒在这个舒适的房间内接受治疗的照片，以此欺骗整个世界，让人们认为囚徒都受到如此良好的待遇。在房间的一面墙上，却挂着一张让人目不忍睹的照片，那是第一个进入集中营的美军摄影师拍摄的，重重叠叠的、来不及焚烧的尸体，如泰山压顶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当时，这名记者拍摄完一系列的照片之后，立即奔出集中营，哭喊着冲洗沐浴了几个小时，受伤的情感仍然难以复原。首批冲进集中营的盟军士兵杰克·加伍德说：“我们首先看到的东西是悬挂在树上的尸体。”在集中营解放后第二天赶到那里参加救助行动的杰里·翁塔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成堆的尸体，刺鼻的气味，我们感到震惊而惶惑，到处都是人……我们被惊呆了，好几天相互之间不能说话，我们实在想像不出如此残忍的概念。”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翁塔是美国陆军的军医。
愤怒的盟军士兵将魏玛的居民带到集中营，让他们亲眼目睹距离魏玛城仅七公里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显得很冷漠，没有任何触动”，翁塔回忆说，“我记得只有一名女子在那里擦拭眼泪。”不久之后，这些照片在媒体上发表，魏玛的许多居民都表示，他们不相信这是集中营中的真实情况，有一个妇女甚至指责说，这是美军故意制造出来丑化德国人的假照片。这些人反问说：“如果有这样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就在附近生活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些人的反问恰恰揭示出纳粹政权及其实施的大屠杀并非历史的偶然与脱轨，并非人类精神的畸变与“不正常”——多年之后，许多中国的爱国愤青也拒绝承认天安门大屠杀的事实，即便他们看到若干死难者的血肉模糊的照片，仍然也理直气壮地声称，这是美国的“反华势力”通过电脑合成出来的，是企图抹黑中国的伪证。有一次，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的时候，谈及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历史，也有学生站起来诘问说，你在说谎，如果真的死过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呢？此类言论展示出人性最幽暗的部分，这些人与那些纳粹集中营里的狱卒、柏林墙前对逃亡者开枪的东德人民军士兵、“六四”那天对学生和市民开枪的中国解放军士兵相比，在精神上几乎是同构的，他们失去了道德判断之标准，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与盲点。这是人性之缺陷，这是文明之薄弱，正如英国学者鲍曼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
于是，歌德与李斯特，优雅的文学与庄严的音乐，便被施施然地当成了大屠杀的背景——那些衣着笔挺的纳粹军官，上班的时候在集中营里下令处死若干名囚徒，下班之后立即赶到魏玛城里听古典音乐，他们丝毫不觉得他们过着“双重人格”式的生活。
我们参观的最后一处建筑，是纳粹惩罚“自己人”的一栋“内部监狱”。一间间不到一米见方的牢房，是用来关押违法纪律的士兵和狱卒的。当然，内部的设施远远好于普通的囚犯。所谓“违反纪律的人”，往往是对囚犯尚存几分同情心的人。这样的人被其他人斥之为弱者，还受到严厉的惩处。哥达先生介绍说，据集中营里的档案记载，有多名士兵和狱卒曾经被关押在此处，一些人由于适应不了这里的工作，而被派到东方前线去送死。于是，为了逃避死亡，士兵和狱卒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酷与残忍。只要能够保全自己，牺牲再多的无辜者的生命，都是一个选项。我询问哥达先生，除了幸存者的回忆录之外，有没有军官、士兵和狱卒公开在集中营的经历？哥达先生回答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工作过的官兵至少有数千人，战后仍然活着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揭露集中营的黑幕。在面对历史学家和媒体的追问时，他们大都选择以沉默来应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纳粹当局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在巨型野兽中有三四只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的棕熊——在休假的时候，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常常去给棕熊喂食。自希特勒以下，纳粹党人一直标榜他们爱动物，有仁慈之心。希特勒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给他的爱犬梳理毛发。直到自杀前夕，这名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才下令枪杀与之朝夕相伴多年的爱犬。爱动物而不爱人，这是纳粹特有的逻辑方式，今天中国的许多愤青也沿袭之——他们对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虐待猫狗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却对汶川地震和有毒奶粉中受难与受害的孩子不闻不问。人类的情感会被那些邪恶的意识形态扭曲一种怎样的地步啊！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门口有返回魏玛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当我们参观完毕的时候，一班公共汽车正要开动。于是，我们匆匆地与哥达博士告别，他一直目送我们的车消失在丛林之中。我一回头，庞大的集中营也被丛林遮掩起来。其实，遮掩集中营的不是密密的丛林，而是人类的谎言。我们不能低估谎言的力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是一个被谎言包裹起来的地方。谎言的制造者并非只有希特勒以及其助手戈培尔，而是每一个接受和传播谎言的人。如果说魏玛的居民真的对这仅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魏玛的市民们其实隐隐约约地知道集中营中的一些事情，那些到市内休假的士兵们和狱卒，在茶余饭后往往会透露关于集中营实情的只言片语。但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拒绝真话和接受假话的心理机制，这套机制有效地将他们防护在厚厚的盔甲之内。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希特勒的无数“杰作”之一。如果说希特勒有什么天才的话，那就是他能够毫无保留地拥抱罪恶，把普通罪犯仍然保留的最后一点道德痕迹都置之度外。从奥斯威辛到布痕瓦尔德，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被消灭的已经不是同类的生命，而是报表上简略的数字了。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默许甚至支持集中营的存在，对于当代德国思想最为深邃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来说，“他在谈到人头落地像锅子那样叮当作响时，指出这是对词语和音节的深湛技巧运用”。
这种心态已经溢出德国一国之境内——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之内，西方各国都对纳粹的集中营和大屠杀保持沉默。对此，历史学家卡勒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一生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他犯了无法形容的反人类罪行——在他之前的很多人干过——而是他把犯罪提升到国家行为和国际行为准则的高度。他能够推翻整个国家的道德，他建立的非法政府，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这样的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完全准备容忍在它中间有犯罪政府的犯罪行径，不仅容忍它们，而且还缔结条约和协定向它们致敬。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意义。它标志着历史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犯罪已经成为德国生活和西方世界生活中的最高法律。”
人类抵抗野蛮的能力比我们想像的更加软弱，而独裁者一个人的意志有时可以压倒所有人的意志。独裁者不是从天而降的，乃是我们自己缔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是古拉格的幸存者，都是柏林墙的幸存者，都是天安门的幸存者。我们的生命是残缺不全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需要坚持写作和见证、反思与控诉。这是我们的不可剥夺权利，亦是我们不容推卸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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