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当代中国之事，有两大难∶一是难在揭示真相，一是难在给出解释。依我之见，最难是解释。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大跃进看文革，只觉得荒唐透顶，荒谬绝伦。但问题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要那样说那样做呢？他们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如何解释我们自己当年的那些荒谬言行呢？下面，我不妨对此略作尝试。真不是对，假不是错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十万斤粮食，报纸上成天是花样翻新、你追我赶的“放卫星”，而且还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出来论证。金观涛先生把这些归之为“理性的迷失”。因为在这里，人们似乎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了。
用“理性的迷失”来解释“大跃进”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它未必适用于所谓浮夸风。理性的迷失无非是搞乱了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它不可能影响到人们对真假的认定。过去你认为学生应该尊敬老师，现在你认为学生批斗老师是对的，这可以算作“理性的迷失”。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把一百斤说成一万斤，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金观涛所说，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亩产十万斤粮是谎言。但问题在于，撒谎者和听谎者都并非不知道那是谎言，因此他们并没有丧失常识。
其实在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人们并不因此而认为那就是错的。“文化革命”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有不少是关于“大跃进”、关于“困难时期”，譬如说到虚报浮夸，说到饿死人。我们差不多都知道这些话是真的，但我们却并不认为这些话是对的，我们仍然把这些话算作“三反言论”。这一点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一句话，我们明知是假的，但我们不认为它错；一句话，我们明知是真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撒谎。“上面”也对“下面”撒谎。但上下两面都不觉被欺骗----起码不是完全被欺骗。因为彼此都明白自己在撒谎，也明白对方在撒谎。大家都撒谎，但大家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讲了真话，我们也明知人家讲的是真话，我们自己不脸红，不惭愧，我们反而要去责怪别人，似乎别人倒是错的我们倒是对的。这看来真是荒唐透顶。不过那也不难解释。我承认，在“浮夸风”中，有不少人是存心欺骗，他希望别人相信他
说的是真话。我也承认，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很多人只是出于恐惧才撒谎。但我要强调的是，在“浮夸风”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谎言。说者的目的本不在于陈述事实，而是为了表现积极；听者何尝信以为真，他们只是深感对方的忠心可嘉。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
应该说，这种谎言的交易在古代也非罕见。明明只有二、三十万人马，偏偏要号称“百万大军”；明明只杀死了几千名敌兵，却要奏捷“斩首十万”。皇帝明明知道下面在虚报战功，但乐得佯做不知，从而造成一种武功显赫的假像。“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大概是这样刮起来的。在一开始，也许确有地方的产量比平时高了点，当地领导为了邀功请赏，故意加以夸张。由于这种夸张能够显示上级领导的英明伟大，因此上级领导明知其中掺有水份也不肯去说穿，反而大力表彰。靠着这种相互撒谎，双方既投对方之所好，又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大家都在浮夸上攀比竞争，
牛皮越吹越大。到后来，牛皮大得不可收拾，上级才不得不设法制止。制止的办法还一定要很委婉，要尽量地减少震动，否则会“挫伤”下面的“积极性”，同时也会让上面下不来台。
很明显，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是事实而是态度，是政治立场。人们不在乎真不真，只在乎忠不忠。我们在这种文化中浸染久了，我们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荒唐局面。
说谎者必被谎欺
浮夸风直到大饥荒恶性发作时才算刹住。这表明到后期，连说谎者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据说在当时，毛泽东曾经在中央的会议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如果人们不是真心相信粮食是大丰收，他们又怎么会那样做呢？
撒谎撒到后来，照例是要把撒谎者自己也给搞糊涂的。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你知道粮食的真实产量是一万斤，你就会知道它不是五万斤，不是十万斤；但你知道十万斤的数字是假的，你并不能因此就知道什么数字才是真的。在浮夸风的时候，上上下下都知道报上的数字是假的，但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数字该是多少。大家都低估了别人的浮夸程度，因此也就都低估了整体的浮夸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透支”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也只有出现了严重的“透支”也就是大饥荒之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种集体的牛皮吹得太过份了。
“经济”为什么会变成不“经济”
这恐怕还不仅仅是吹牛吹过份的问题。象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在当年我插队的山村，农民对我说，过去那里山林繁茂，可是“大跃进”一来全给砍光了。本来，人们都懂得十年树木的道理，因此在砍树时都还知道要养林造林。即便在某些时候，有人贪婪无度，杀鸡取蛋，滥砍滥伐，但他们的需求毕竟有限，能够动员的力量也有限，所以总不致于砍伐一片光山。“大跃进”却不同，那时候是动员了一切力量，需要的砍，不需要的也砍，简直成了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大破坏。我们现在称之为疯狂。可是问题在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疯狂？
古人早就讲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古语说∶“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共产党搞大跃进，表面上是为了加速建设，骨子里是好大喜功。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实际上是为了政治。下面的人难免不投其所好，竞相表现。在这时，人们砍树已经不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在政治上表现积极、表现冲天的“革命干劲”。“经济”变成了“政治”，所以它当然就不再“经济”了。
照理说，人天生是经济动物，做事不会不考虑效益。但当时的情况摆明了是∶如果你表现得比别人积极，你可能会得到格外的好处；如果你表现得比别人落后，你必定会格外的倒楣。如果大家都随大流、顺风倒，其结果固然是经济被搞垮，生产受损失，全体人都吃大亏。可是在这时，你至少不比其他人更吃亏。许多人暗自想道∶“我干嘛要当出头鸟？要倒楣都倒楣。天塌下来又不是只压死我一个。”这很难说是愚昧，更不是疯狂。这种一种自私的、怯懦的精明或油滑。如果我们把经济、把效益理解为算计，那么你不得不承认这里确实存在着算计，而且是很精明的算计，但同时也是愚蠢到无以复加的算计。
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时，有一次又碰上学大寨的高潮，队长要大家出夜工锄草，是不计工分的义务工。社员和知青几乎个个都在下面发牢骚表示不想去，可又怕扣上“反大寨”的罪名挨批斗，结果去了好几十个。这天夜里偏巧天不好，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家胡乱在地里忙活了一阵，弄死的苗比锄掉的草还多。有些人心想，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于是他们就在地里故意高声说笑，其目的无非是向队长表示我来了。还有人心想，不能让没来的人白捞了便宜。所以他们故意呼叫那些没出夜工的人的名字，连叫几声无人答应，等于是向队长揭发某某人没有出工。你看，像这样一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荒唐事，本来是最应该、也是最容易遭到大家集体抵制的，但到头来反而被大家都接受。不少人起初是出于怕挨整才去参加的，然而他们一旦勉强参加了，又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特殊的好处，反而会产生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不是向那个发出荒唐命令的队长报复，而是向那些没有接受荒唐命令的其他社员报复。因为只有让那些不来的人吃苦头，自己枉费精神才能得到补偿。这就不仅仅是怯懦，而且是卑劣了。共产党搞运动，把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利用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就使这些弱点发展得登峰造极。
庐山会议∶为什么纠“左”变成了反右
现在常听到有人批评民主运动“帮倒忙”，理由是差不多每一次民主运动之后，当局都总是被刺激得更顽固而不是更开明。其实要说“帮倒忙”，彭德怀要算第一号。如果不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万言书触怒龙颜，毛泽东也许在当时就去纠“左”而不是反右了。
正是如此。毛泽东不是对“大跃进”的错误毫无所知，他也不是没有纠正这些错误的某种愿望，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我先前讲过，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这一点之上，因此他们就决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一旦认了错就非下台不可。看一看中共的党史，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再加上后来的华国锋，中共的历届最高领导人，有哪一个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还能保住最高权力？
我们知道，在民主政治中，领导者的权力是来自于一套公认的程式，你在定期的选举中赢得了比别人多一些的选票，你就具有了合法的有效权力。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编造领导者绝对正确的神话。共产党一向蔑视程式，并且总是把最高权力的正确性加以绝对化，这在表面上看来更民主----领导者犯错误随时可以被撤换;然而一到了实际运作，如果人们还想保持权力的稳定，他们就只有变得更专制，他们就必须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印发给大会，摆出了“跟他还是跟我”的决战架式。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党内大人物，只要他们还没有做好一举把毛泽东赶下台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他们就只好站在毛的一边反对彭。他们就必须坚称毛是正确的、彭是错误的，他们就必须同意反右而不是纠“左”。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当时，毛和刘、周等人是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刘、周等人试图通过帮助毛赢回“面子”的办法，来换取毛在“里子”上做出一些调整。可是在政治上，“面子”往往就是“里子”。毛泽东既然借助于放肆一搏而保住了、甚至还加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就难免不进一步姿意妄为。共产党的路线也就因此而越来越“左”，直到酿成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事实”不胜“雄辩”
对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陆老百姓无不记忆犹新。那正是我们这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随时随地都饿得心慌。城里人好歹有定量，吃不饱也饿不死，乡下人就更惨了。不单单是吃不饱，其他用品也都十分短缺。买什么都要凭票证，都要排大队。到后来我们竟然对此习以为常，以致于不少人都难以想像万一生活中没了票证怎么还能运转下去。
不过在最初，我们还是很不习惯的。成都是天府之国，在“大跃进”之前的供应一向是既丰盛又低廉。在五九年，成都也开始实行猪肉和白糖的限量供应。作为家庭主妇，母亲有时要抱怨几句，我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觉得母亲的思想“落后”。我向母亲打赌说，顶多几个月，情况就会好转的。母亲不信。于是我把这几句话写在月份牌的最后一页上。等到新年临近我更换月份牌时，我又见到了这几句话，我知道我赌输了。可是我依然认为母亲的思想有点“落后”。看来，“事实胜于雄辩”这话并不那么靠得住。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它必须通过解释才能获得意义。因此在这里，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观点、乃至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往往具有更大的功能。我们在无形中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的那套话语系统。对于一种言论，我们总是考虑它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至于它是否真实，反倒常常不在我们的思考之内，或者说不被我们所重视。
举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吧。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在“新社会”“翻了身”的典型，而且还由政工干部事先对他们的报告内容进行过周密“指导”。可是每逢他们讲得兴起就会不小心说漏了嘴。本来是忆“旧社会”的苦，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要说苦，六一、六二年才叫苦呐。”听到这里，同学们便忍不住笑，笑他们讲“错”了。我们很少从中领悟到“今不如昔”这层严峻的意义----事实上，忆苦者自己也同样很少明确地意识到这层意义。我们是在笑他们“觉悟还没有我们高”。所谓“觉悟”，是指对各种事实采取一整套特殊的解释。在由“觉悟”构织而成意义之网面前，单纯的事实只有从属的地位。以后的经验也证明，首先地、主要地还不是由于反面的事实，而是由于这张“意义之网”本身暴露出了它的破绽和自相矛盾，才最终导致了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而也就对已知的事实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转自《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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