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4后开始旷日持久不为人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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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之一、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学生组织实权负责人封从德博士撰写的长达608页35万字的《六四日记》，今天在香港由晨钟出版社正式开始公开发行。图为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本书的封面提词“六四日记”四个大字。（图：作者封从德提供，香港晨钟出版社）
2009年6月4日将是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之一、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学生组织实权负责人封从德博士撰写的长达608页35万字的《六四日记》，今天在香港由晨钟出版社正式开始公开发行。
封从德博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真实的记录六四，一直是自己的一个心愿。他说：“一位前辈曾经告诫过我，六四的历史，如果当事人不去写下，别人就会去写，而且那将会是面目全非。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这是以前一直不想发表的原因，至今20年过去了，我们有责任把历史记下，把经验教训告诉后来人。”封从德博士还披露了部份大众不知、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扭曲的一些内容。
下面是部份采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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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作者近照（摄影：马有志／大纪元）
《六四日记》一书治史方法的特点
封从德博士表示，《六四日记》一书有一个特点，在于治史方法上是一个突破，因为它有主观和客观两大部份。
主观部份，是封从德个人的以日记形式的回忆录；是封从德所著522页、未经发表的《八九学运备忘录》为主体，在“六四”一年后完成。
客观部份，则是大量注解，是封从德20年来所收集的各方资料，汇总了众多当事人回忆、众多国内外记者的采访报导、甚至中共方面内部资料等内容；注解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和客观旁证的作用。特别是91年夏天，由封从德博士组织的巴黎聚会，更是一个当事人回顾六四的海外盛会。有17位六四同学，包括7位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一起，把六四的前后经过用8个整天的时间反覆回顾、梳理、录音、取证，并在1993年正式出版了《回顾与反思》一书。
以日记形式加上大量注解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溶入许多资料，甚至不同人不同的说法和解读。在今后的再版和修订中，将丰富各方面的资讯，让读者自己去辨别真伪，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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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日记》完整封面和封底。（图：作者封从德提供，香港晨钟出版社）
六四后的“记忆的战争”
六四后，实际上是一个“记忆的战争”，是一个提取六四真实精神价值内涵，还是贬低、甚至丑化六四的战争。这个过程中，有中共和中共帮凶的参与，有部份对中共投降妥协的人的作用，也有因为个人原因，对事实的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失忆和偏差。
六四的发生和参与，从封从德个人角度，其实很简单。
封从德当时在北大正在写硕士毕业论文，同时，等待一个月后将寄来的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因为电脑的两次故障，封从德参加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并在北大三角地与8位同学一起当众发表了演讲；演讲后，由大伙推举，就成立了北大筹委会并任5人常委之一。
六四精神，在于人本性的苏醒
如果不是电脑坏了，我是不会参与六四的。因为我当时与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样，对于中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希望只有出国一条路。
但是，六四，给了我一个与大家沟通的公共空间，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被中共统治长期扼杀的自由，体验了人格的尊严。仔细回想起来，恢复人的尊严的这种渴望，是人本性的苏醒、是追求希望的希望这一强大能量的精神根源。
记得当时的标语有：“跪了40年了，要站起来了！”记者的标语是：“不要逼我造谣、说谎！”
中国人在长期不讲道理的统治下，都已经受够了，对中国的前途完全失望；人们感到民俗和文化的干枯，活着没有乐趣。而六四运动中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这是那时我们这个民族的口号。
当时，学生要求的只是与政府的平等对话，但是，这点小小的要求都被残暴地拒绝了。
人的精神世界，瞬间就是永恒。为了让自己、让我们民族摆脱中共统治的抗争而付出，其实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最勇敢的、最无私的，是与天地宇宙连通的一种生命的逾越和升华。像王维林的英雄在当时很多，有个穿白色衣服的妙龄女孩，就是只身面对坦克，而被坦克碾碎。当时，北京人和学生真的视死如归。
试想，一个多次上百万人参与的大游行，没有一起打砸抢烧的例子，这是何等的理性与和平！全北京人万众一心，这是一种精神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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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日记》封面上对本书的内容简介（图：作者封从德提供，香港晨钟出版社）
六四，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运动
所以，六四，应该是一个“期望中国有希望”的运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只是当时一个时髦的叫法。六四，更不是用官方口吻所按上的所谓“爱国学生运动。”
六四，就像一个幼小生命的嫩苗，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植根于人性的最深处。尽管当时，她受时代、受中共暴力文化的薰陶的限制；但是，这种个人自救、民族自救的来自民族心底的呼喊是振奋人心的，是伟大而永恒的。
当我在5月底收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时，原来那么重要的东西，却已经不重要了。我可以把自己的前程放弃，那么多人可以不要命，就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中共贬低、扭曲六四的所作所为
六四的伟大和六四精神的价值是我们这代人对后代的值得骄傲的遗产，六四的呐喊：“我们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也是下一代人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六四后的今天，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小六四每天不断，都在重复我们走过的路：一种对不合理的统治和官僚的反抗，从自发到组织，从一个公共地开始，扩大到形成力量，最后被中共镇压。我们民族每时每刻在遭受中共的糟蹋。
而贬低六四、扭曲六四也就成了中共掩盖其用坦克、机枪镇压学生的必然，也是它为了维护其邪恶统治的手段。
最离谱也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总参三部、军方情报部工作的D先生的作用。
12位学者去广场的目的
由D先生带领的12位学者去广场的目的，是要支援学生，其实当天下午他们一起起草的紧急呼吁中有三点：1）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合法性、不秋后算账，2）要求政府不要动用暴力，3）直接对话。做不到这三点，知识份子将与学生站在一起。这个要求比学生的要求高得多。
但是，D先生却临时变卦，单方面的劝学生离开，没有任何前面的条件。参与的学者如苏炜、于浩成、李洪林、严家祺等都对D先生的做法公开表示过不满。
《天安门》电影的推手是D先生
《天安门》电影的主体是讲学生的非理性是造成六四镇压的主要原因，这是对六四的扭曲，完全是为中共用坦克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的罪行开脱。其中，电影中用了把采访柴玲的两个针对不同记者回答的录像，通过剪接，拼出一个让人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一方面，柴玲知道要流血；另一方面，她在准备南下（逃跑）。这种剪接拼意手法是很恶毒的，现在封从德手里有这两段不同采访的全文资料。
D先生从小由中共元帅叶剑英收养，与制片人K先生都是中共贵族学校培养的红色接班人。在《天安门》电影尚未公映甚至尚未报导时，D先生就在自己的书中宣布了拼接剪辑柴玲的那两句话“即将披露于世”。《天安门》制片人曾在文革期间多次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照片也多次刊登在《人民日报》上，K先生曾是外事专家局的红卫兵头目。
《天安门》电影事实上与中共的调子是一致的。中共的手段就是要把学生丑化成失去理智的人，而不是一群为民族求生存而舍生忘我的有理智有良知的学生。
柴玲大胆的南下北上计划
其实，柴玲是在准备南下北上计划。因为当时广场上混乱，也有许多各方代表来与我们接洽，包括南方的一些军政人物，一个南方的空降师就准备武装起义。学生中有经验的部份组织者也在计划“空校计划”，把学生撤向全国各地，让中共在北京的包围圈落空，而让学生运动在全国开花。
所以柴玲知道，她此南下北上计划，是在提着脑袋开始与中共直接对抗，所以她准备写下了遗书；这绝对不是什么逃跑，是为六四学生运动的下一步作奠基。但是，后来在接受了采访后，因封从德的劝阻和广场的需要等原因，柴玲南下北上计划没有成功实施。而当时，去南方的车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柴玲南下北上计划成功，可能历史将会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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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日记》封面上，余英时、严家祺、及陈小雅等为本书作序节选。（图：作者封从德提供，香港晨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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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个人小资料：
封从德（1966-），四川人，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遥感技术，1989年5月获波士顿大学录取，提供五年博士学位奖学金。八九学运中当选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任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后在国内逃亡十个月，感悟传统文化价值，出国后转入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1996年获硕士文凭，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教，1999年回法国研究道教和中医，2003年获宗教学博士学位，2005-2008年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也以设计网路数据库为业。1998年出版《天安门之争》，后主持“六四档案”网站，及任中国真相基金会主席、民主教育基金会和“人道中国”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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