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我的年代
作为一个在外闯荡的大陆学生，难免经常遇到各种丢人的场面。比如在南加州大学的电影讨论会上，现场的大陆学生质问导演李杨﹕
“你难道不认为《盲井》这部电影抹黑了中国的形象，会让外国人误会我们国家真是那样黑暗的吗？”
我当时听了就想掩面躲出去。
又比如在某个国际学生会议上，18岁的大陆学生一边吃汉堡，一边像大佬一样对24 岁的台湾学生说﹕
“台湾当然不可能独立，我们大陆从来没有说要放弃武力。”
我在一旁又想赶紧走开。
如今大陆学生在港大为中共辩护，我只能对着电视机叹气，
心想﹕“这下可好，全香港人都要以为大陆学生就是一帮傻瓜了。”
丢死人，真是丢死人了！
其实我很能理解这些大陆学生的反应，因为我曾经和他们一样。
都有一个过程
从小学到中学，我无数次担任光荣的升旗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庄重地升起国旗。中二那年，邓小平逝世，校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明天你代表全校同学在‘国旗下讲话
’追悼一下。”可怜我一个初中生，与“邓爷爷”非亲非故素未谋面，哪有什么哀思？可这是校长交待下来的任务，所以我硬是听了一下午的哀乐，回想了许多伤心往事，再配合“春天的故事”歌词，才终于炮制出一篇悼文。星期一拿到早会上对着全校同学念，居然把我自己也感动了。
那一年我破格入团（共青团员规定要满14岁，我13岁就当上了）。全年级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戴红领巾而是戴团徽，走起路来也神气。这以后我一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过关斩将，从一所名校拼到下一所名校，政治和历史一直是夺分重镇。（在香港上学，我的社会学教授——鑑于我对于马克思后期理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的无知
——曾经十分讶异我对于马克思前期理论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80年代出生品学兼优的学生，一般都是政治正确的﹕爱国爱党爱人民。
记得我21岁第一次出国，在美国的一个夏令营工作。我见那里从来没有接收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到那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纪念品陈列室里挂上一面五星红旗，就在青天白日旗的旁边。我的旗子比它大。
那年夏天，在我们夏令营里共有三个华人﹕香港女生，台湾女生和我。开营那天，每个国家的大学生都要代表自己的国家作一个文化介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三人应该一组，台湾女生说﹕“我为什么要代表中国？我要代表台湾！”香港女生见状也不跟我干了，说要代表香港。她们的不合作把我气坏了，觉得这两个人简直不可理喻，“国将不国”了。
于是我们三人分别上台做了三个内容差不多的文化介绍，观众们看完后不解地问﹕“中国、台湾和香港，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三人就站在台上开始吵起来，各持一副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被大家打圆场劝下台去。
过了几天，同一间屋的几个女孩子决定集体搬到另一间屋去，因为和我们同屋的3个非洲女孩十分让人讨厌，我顾及到中非友谊，婉拒了她们的邀约，勉强留在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身边。
好几个礼拜里，那间屋里只有我和3个黑人住，她们三个见我一人留下，反而对我很客气。后来营长知道了此事，称赞我为人友善大方，其实我当时真的只是为了“顾全大局”才没有和别人一起搬出去。
那年夏天之后的几年，我一直在外面。时间长了，见多了世面，终于可以稍微卸下代表党国的包袱，听进去一些不同的声音，也不再那么容易生气，可以冷静地思考我要代表一个怎样的自己了。
关于六四
香港人对于六四的执着和情绪，于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我比较熟悉的是天安门上安插假游客的名堂，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会心一笑。
我们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活在一个沉重的国度里，靠的就是这种忘性与抵赖。当我看到今日北京城里严阵把守的制服与便衣警察，还有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忍着暴晒等待下班的假游客（这情景使人不禁产生某种历史荒诞感），他们的年纪都不轻，大概对六四还是有记忆的吧？如果他们是老北京，那么也许还听到过枪声，看见过坦克，甚至同情和支持过学生的行动吧？你看，20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够抽离地把自己看作一个符号，一个党徽——完全没有难度。我看着他们，以及我们这些别过脸去的沉默的大多数们，不禁想﹕这是一个党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擅长“说一套，做一套”，并引以为智慧。自从邓小平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触类旁通，大肆宣传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
”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什么是“中国特色”？我在东莞的工厂做调查，得知老板在赶工的时候给女工吃避孕药来提高效率；电视新闻上，代表们总是在开会，而会议的表决结果，不管多少票赞成，总是“1票弃权；0票反对”；至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今天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看起来闻上去，都是那样的着急与不顾一切。
最近几天的“中国特色”，就是“该页无法显示”与众网民的“翻墙技术”。在网上论坛与大陆朋友打声招呼﹕“咦，你怎么上来的？”答曰﹕“翻墙上来的。”为什么我们连上个网都要比别人费劲，总要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与“网管”斗智斗勇的内耗上？
可是在别的地方又处处讲究效率。比如——
“为什么非要一党专政不可？”答曰﹕“因为我们国家人多，一党专政能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最快把中央精神贯彻到各地方上去。”
“为什么不能给每一个公民投票的权利？”答曰﹕“民智未开，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判断力？再说我们中国人那么多。”
“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实现？”答曰﹕“因为中国人民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自由民主都是吃饱喝足以后的事情。”
“照你这样说，那现在我们吃饱了，为什么还不能讨论自由和民主？”答曰﹕“你看看苏联，看看台湾党禁开放以后，不都是愈搞愈乱吗？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些问答，早已是这20年以来的滥调，一直这样重复着，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
六四至今，不过是这场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的一段，下面的故事依旧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什么时候，当我们大家能够不再把对方仅仅看作一个符号，不再只是义正辞严地向对方挥舞自己手上的符号，而是愿意去看见对方符号的后面那个其实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直面那些让人恼怒的人性，然后想，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什么，怎样才能够开始和对方有效地展开对话。就算对方不把我当人，我也可以把对方当作人来研究和对待。那么，我们的事业也许能成。
有些事情，如果讲究不了效率，而我们又十分想做的话，便只能讲究方法了，互相生气叫板终归是没有用的。所以，每次看到叫我丢脸的大陆学生，我心里就想﹕“慢慢来，总会改变的。”
至于六四于我，那就是一群天真爱幻想的人为了让别人听到他们说话而付出了生命；而我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让一代人不曾天真幻想，亦不会说话。
那一代人，就是80年代生的一代，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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