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非满清之罪（2)自坏天灭(图)
明亡非满清之罪（2)自坏天灭(图)作者： 天翼
2009-09-21
【新三才综合】满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
满清得天下之“正”
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衮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
当我们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这里不谈论康熙帝是否存在胜者的“话语霸权”问题，但就表面而言，有多种入情合理的意味：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 “英雄不问出身”， 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我们虽是“少数族”，但是也跟前任一样“应天顺人”，去除乱臣贼子，是正当合法的，你们怎么就觉得不对味呢？
满清的成功统治不容易。但是毋庸置疑，满清的成功是成功地继承了汉民族的文化传承。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并且不把自己看成是外人，而是中华的一分子。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
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
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馀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十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
大明的致命’癌症”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毙，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馀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都是最下层的，所谓苦日子是必然，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白银”贪婪弃忠义
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馀万两白银。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馀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馀“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
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馀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
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馀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馀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馀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
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明代的白银滚滚，没有富国强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当权者的贪欲。皇帝不负皇帝的责任，不行德政扶正祛邪；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大臣不能守道奉德，社会丧失了道德信念和追求，只有钱最实用，无论什么时候，银子总是好东西。所以聚敛白银成风。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
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使贪污腐败的规模愈演愈烈，屡禁不止，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民怨沸腾。正应了“成住坏灭”的规律，国无道，君臣缺德，社会败坏，那就到了“灭”的时候了。一旦天象异变，则改朝换代必然，就像人体新陈代谢一样。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