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地：留学、移民潮的背后
余地：留学、移民潮的背后中共权贵希望“愚人”，但绝不希望“愚己”，《检察日报》二○○六年报道说，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出国去深造。图为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英国的生活照。
【8月12日讯】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央视《岩松看美国》摄制组赶赴美国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愚民政策的效果
一九八○年代，白岩松们的确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而“读书无用论”再度风行的二○○九年，仅湖北一地就有二万六千名考生放弃高考，重庆亦有上万名学生弃考，全国共有八十四万高考生弃考，二○一○年这个数据可能突破百万。昂贵的学费、毕业等于失业、底层民众上升管道被权贵严重堵塞、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现实，令高考改变命运早已成为昨夜星辰。
“六四”大屠杀给中共上了一课：后邓小平时代，如果有数百万大学生再来一次要求自由民主的学潮，将再无可以号令三军的强人带头镇压。要维持独裁统治就必须进行愚民教育。因此，尽管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政策和歪曲、蒙蔽历史的人文教育饱遭恶评，中共仍然咬牙坚持。
应试教育是制造高分低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价值观的思想侏儒的一大法宝。国人自由的性灵和创造力被应试教育所扼杀，怎么可能诞生诺贝尔获奖者和世界级的大师？中共权贵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一党专政，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持续、稳定地腐败下去，为此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权贵们“愚人”的背后
中共权贵希望“愚人”，但绝不希望“愚己”。《检察日报》二○○六年报道说，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出国去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犯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就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对于叶明子（叶剑英孙女）、万宝宝（万里孙女）、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等红色贵族来说，留学海外几乎是必须的人生经历。
为逃避愚民教育和党文化的洗脑，接受先进的人文教育和培养思辩、自主研究的能力，一些富裕、中产家庭也纷纷将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弃国内中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弃考留学蔚然成潮。”
一九七八年以来，一百零六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二十七万五千人回国。时至今日，财富精英、知识精英和文艺明星成为移民潮的主力军：二○○九年，中国移民加拿大共二万五千人，移民美国约六万五千人；二○○八年移民澳大利亚约一万六千人。此外，香港、新加坡和中北美小国也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的精英。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中国精英（技术移民）流失的数量居世界之首。
一方面，中共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二○一○──二○二○年）》，提出到二○二○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另一方面，人才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国外移民，这不能不说是对“和谐盛世”的一大讽刺。
中国列“失败国家”行列
二○一○年六月，美《外交政策》杂志与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二○一○年失败国家指数”报告，中国排名五十七位，连续第二年进入全球最失败的六十个国家的行列。“失败国家”有三个重要的指标：“寻仇团体或偏执团体的遗留问题”、人才流失和政权的腐败程度。且不说中国层出不穷的虐杀儿童和杨佳式寻仇案件，光看政权腐败导致的数量惊人的人才流失和日益庞大的访民团体，中国即便进入全球最失败的三十个国家的行列，也是“实至名归”。
活得有尊严就不会流失人才
温家宝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问题是，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权比法大、党在国上，发个帖子可能被跨省抓捕，上访会被当做“敌对势力”、被劳教、被精神病，住房可能会被强拆，看守所里可能以鞋带上吊、躲猫猫等方式离奇地死去，怎么可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没有自由，尊严是多么奢侈！一个官场黑暗腐败、施行愚民教育、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难以保证、道德下滑、社会风气污浊的专制国度，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很难产生安全感，留学、移民因此成为时尚和身份的象征。仅仅为了下一代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正常生活，一些大陆精英也宁愿丢弃在国内的高薪职位，跑到欧美当蓝领工人。
这是因为，在欧美国家，体力工作者不会受到歧视，不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人际关系简单，无须有损身心健康的喝酒应酬，用不着在单位里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弄虚作假，更用不着担心司法不公、毒牛奶、毒面粉、毒疫苗或地沟油。只要你奉公守法、积极向上，活得更开心、更有尊严并非难事。
比精英流失更可怕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在当今大陆几成笑谈。不能简单地指责精英移民就是不爱国，因为，把持这个国家政权的中共，不允许你用正确的方式爱国，而是希望你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你若坚信“爱国就是不让祖国受政府伤害”，并试图让中国融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世界，就很可能会步谭作人、刘贤斌等人的后尘。
有能力的，又想走的，大多都走了或正在做走的努力。留下来的人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留不住那些留学的幼童和移民的精英，怎样才能留住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普及自由民主的常识？
转自《争鸣杂志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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