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 北京对“禁飞区”立场更强硬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此次是北非、中东地区爆发一连串民主革命后，美中首度进行高层对话，加之，本次美中军方均有高级官员参与，双方将如何在利比亚“禁飞区”问题上过招，远远超出了对人民币汇率、朝核、气候等常规话题的关注。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的“掩护”下，以法、英、美为首的多国联军开始针对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中国早已三番五次的指责西方国家行为。北京方面有声音建议，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此次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时，应正式阐述中方立场，明示多国部队当下的军事打击行为已超出第1973号决议，应立刻停止干预他国内政、漠视平民生命安全的行为。若美方再对中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中方应直接质问美方在人权上的双重标准，教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值得玩味的是，日前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吹风会上，S&ED的执行秘书长洛文杰（David Loevinger）指出，“美方在中国关切问题上的让步程度取决于中方在美方关切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美方关切的问题是什么？需要中国作何让步？
“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干预
就在S&ED召开前4天，北约28个成员国已表示将继续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直到卡扎菲满足北约开出的条件。同一天，“利比亚联络小组”第二次会议发表主席声明称，有关各方应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号和第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更大压力”，并且，与会各方同意建立援助基金，向利比亚反对派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实施经济援助。希拉里更在会上称，华盛顿将设法“解冻”部分利比亚政府在美国的资产，给予利比亚反对派资金支持。
有舆论指出，1998年的南联盟、2003年的伊拉克和2011年的利比亚，每一次的（北约、美国）出兵，都是国际人道干预向被干预国家的主权进行挑战的一次“跳跃”。1998年，北约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对南联盟进行了空袭，这是第一次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所进行的国际武力干预。由于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地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侵袭，所以这次国际干预被视为“合理但不合法”；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广为诟病的一次“单边主义”行动。不过，是否出兵伊拉克也经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焦点是伊拉克政府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可能引发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屠杀。联合国最终拒绝授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可侵犯，而在于美国所提供的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种族屠杀的证据不充分。而后，美国政府联合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多国部队，执意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多国部队的行为虽然与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授权的范围有一定的分歧，但在决议的《保护平民》一节中有着明确而无可争辩的“授权”字样，让这些行为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掩护”（第1973号决议，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10个国家投赞成票，中国、俄罗斯、印度、德国和巴西投弃权票）。但是这次的背景，比前两次的所谓“人道危机”证据更不充分。
卡扎菲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经过多年的武器禁运，卡扎菲早就失去了制造或购买新武器的通道，所拥有的多数是老旧的苏式常规武器。而早在多国部队干预之前，利比亚已发动了内政。卡扎菲出动部队，针对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反对派队伍，尽管平民在过程中也有重大牺牲，但并不是有意针对某个族群。多国部队尽管也声称卡扎菲的雇佣兵有意识地针对平民进行袭击，但是事实上也并没有坚实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指出，联合国本不是为了打仗而设的，不管联合国当时是在什么背景或什么驱动下推进了第1973号决议，但正是这个决议导致了利比亚战争，这是对联合国非常大的挑战。科索沃战争后设立临时战犯法庭的法理依据，2005年鉴于现实中主权国家对内部人权侵犯的实然状况，安理会增设了对于界定侵略和制止侵略之外的职权，即对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制止。而今天，居然可以依附第1973号决议，对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那么，是否非洲一些国家有些反对派对政府不满，他就可以援引“1973”要求外国军队介入，帮助他推翻政权了？如果这样，联合国就不是联合国了，就成为了比“北约”还“北约”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悲的地方。
军事打击超出“禁飞区”规定
这场持续升级的武装冲突已经近50天，利比亚境内多个昔日喧闹的城镇已经人去楼空。当地居民面临严重的物质短缺，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因为缺货而价格飙升。联合国世界粮食署4月就曾警告，持续升级的战事可能会造成270万难民流离失所，而相对于家园破碎，背井离乡的利比亚民众，全球环境保护组织和军事专家们更担心的是战争中所使用的炸弹和导弹可能带来的威胁。
当初，联合国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禁止除了属于人道主义目的之外的在利比亚领空的一切飞行，目的是为了保护平民和保障人道主义运送安全，平衡利比亚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和屠杀。然而，既然设立了禁飞区，为何在禁飞区内多国联军却能够顺利起飞，实施轰炸？这也成为不少人心中的疑问。
“禁飞区”到底是什么？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冲突地域划定的特殊限制空域，限制冲突相关方的飞行器在管制空域内的飞行活动，只有在国际组织授权前提下，建立此种“禁飞区”才具有合法性。也可以理解为，为了阻止内战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一股第三方的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在指定的国家上空限制飞行。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民主基金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保护的愚昧》的文章中写道：“第1973号协议是安理会第一次以“给与保护的责任”的名义授权使用武力”。但根据多伊尔的解释，“给与保护的责任”指的是“国际社会拥有责任帮助人口免予种族灭绝、战争罪、族群清洗和人道主义罪行”，是严格限定在这四种行为之中的。然而，即便卡扎菲是公认的独裁者，或者曾经犯下屠杀平民的罪行，也未必可以轻易被归入这四种罪行之中。况且，安理会尽管同意在此理论支持下出兵，但是对这四种罪行如何认定，由谁认定和如何认定方面，都没有具体的措施出来。
另外，《联合国宪章》是整个联合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大法，其中，第七章为《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其中，第39条规定，“当国际和平遭到威胁、破坏或发生侵略行为时，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整个宪章中关于使用武力的限定基本上都基于这个基础。而迄今为止，无论西方国家怎样张扬卡扎菲所犯的人道主义罪行或战争罪行，那也是一场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内战”。西方国家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如何绕过“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去介入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
犹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筑
利比亚是史上第三次设立禁飞区，前两次分别是美英联军在伊拉克一南一北设立的两个禁飞区，和波黑战争中的禁飞区。然而，伊拉克的两个禁飞区曾经维持了12年之久，而科索沃的禁飞区也有两年多的时间，这次利比亚的禁飞区到底会维持多久？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从眼下的局势看，“禁飞区”的授权已经演变为联军对卡扎菲政府的全面军事打击，然而卡扎菲的军事力量还是很顽强，禁飞区很难阻止其地面的军事行动，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反政府武装，令双方军事力量要比设立禁飞区前更为平衡，长期对峙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支持利比亚的反对派上台，只是“保护“，反对派到底是哪些人组成，上台之后会不会比卡扎菲政府更好，这点谁也没有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平民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禁飞区恐将长期存在，而东西利比亚很可能形成实际上的对峙和分裂。
早在3月时，中国政府便大举将3万多名中国工人撤离利比亚，众多中国公司丢下数百亿美元的工程项目撤退，尽管中国政府组织的大撤退迅速而有序，但有报道称，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约10亿美元的成本，而且如果再加上工程项目所受到的影响，经济损失一时难以估量。西方给中国忠告，“没有安全保障的经济利益，就犹如建立在沙子上的建筑，海水一来就会轰然倒塌。”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也指出，现在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盘子”已经很大了，不仅有数十万人在那里谋生计，还有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数十万中国人还能轻松撤离吗？
事实上，在中东地区，相比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中国更有优势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因为在阿拉伯国家看来，西方和俄罗斯的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中国则相对超脱得多，中国提出的建议阿以双方都更容易接受。但是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称，阿拉伯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少人士，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政策“自私”的一面。他们似乎更怀念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当年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6•5战争”时，中国政府不仅立即发布了谴责声明，还在北京组织了3天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阿拉伯国家。中国还曾为支持阿拉伯人们反对美英军事干涉，不惜在台湾海峡炮击金门、马祖，牵制中东地区的美军调动。而今天的中国，“眼睛里只有石油，只有经贸数字”，但是“中国不是一家公司，经贸数字增加也并不代表双方的关系有多好”。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都只是中东这盘棋局的一个新玩家。何况，依靠驻军掌握地区主导权的美国，对中国介入中东事务心怀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低调务实的中东政策，似乎是情理之中。而且，即使中国意识到需要调整，但如何调整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毕竟中国手上的“牌”不多。
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定位
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上述危险性，已经向靠近中东的亚丁湾派遣了军舰，常年护航，以确保中东石油运输航线的畅通。
此次利比亚大撤侨中，中国的“徐州”号驱逐舰驶入了地中海，中国空军运输机飞越中东上空，都具有象征性。但在马晓霖看来，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在中东地区需要战略预警机制，以及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
其实，在对待利比亚危机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反应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2月26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很快就为联合国对卡扎菲政府实施制裁的提案投了赞成票，尽管中国就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提案，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不过，中国对制裁给予支持，表明了（中方）也反对利比亚政府针对人民而动用严厉的军事手段。并且，中国政府派遣军事力量赶赴利比亚撤离人员，与有很大突破，中国政府似乎认识到，国际责任要以对国际危机的政治反应来界定，尤其是在安全问题方面，而不仅仅是为穷国提供经济援助。
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但结合近年来，中国坚持友好睦邻，同欧盟国家大搞“金元外交”，就在不久前，金砖5国领导人齐聚三亚，似乎都传达出一则信息：中国正根据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关系新现实，逐步调整国际战略谋求构建国际新秩序，并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定位。
美国《外交政策》以《一个无须得到美国点头应允的世界》为题的文章说，当金砖国家领导人齐聚三亚时，北约正在为利比亚战略争执不下。虽然把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同盟与一个分歧或许多于共识的松散新兴国家组织相提并论，就像拿不相干的苹果和荔枝比来比去，但当这两个事件摆在一起，确实能让人感到20世纪的制度和理念正让位于21世纪新的制度和理念。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甚至将金砖国家发表《三亚宣言》形容为，一群“被遗忘的大国”在中国领导下，对国际格局中“传统权力委员会”的一次颠覆。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将实际能力和道德都看作是构筑强劲持久的全球领导力所需具备的必要条件。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逐渐崛起的大国，并且还能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欢迎，中国应该充当一个仁慈的“权威”，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以提升它的战略信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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