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之二）
二次社教学员中许多人都说，如果孙敏的问题构成罪行的话，那么还有许多干部远远胜过她。于是，大家都起来揭盖子，顿时团里乌烟瘴气，团长政委都被点了名，中层以上干部人人自危。然后又有人动员我揭发别人，反戈一击，立功赎罪。
我本来就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罪行，这一动员，我就把干部中平时的牢骚，不负责的话，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都端了出来。
人常常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懦弱的时候，卑劣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纯洁正直、心地善良的我，明明知道揭发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小是小非，有口无心的一些话，如果我爱护战友，忍一口气，什么都不说，自己委屈一下，顶住了也就过去了。可那时我精神迷失，心胸狭窄，又被运动所利用、蛊惑，既当了炮灰又当了枪。
这一下不是干部的人全站起来了。平时的斗嘴吵架，相互妒忌，对级别待遇不满，什么住房分配，提级涨钱，角色分配，男男女女的屁事全部上纲上线，每个人心中的不满全都泄了出来，闹得人人举报，鸡飞狗跳，陈年老账私仇公报。
所谓群众运动，实则是动员群众斗群众。本来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战友，偏要大家你打我我打你，搞得个个朝不保夕，胆战心惊。
真是错对一句话，祸福一瞬间，人人精神高度紧张。
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少将主任这时发话了：话剧团是个黑据点，干部队伍全烂了，领导班子实际是个反党集团。孙敏是个小鬼，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机关重新派进了工作组。原来掌握运动的干部们全部进了学习班交待问题。
我就这样，从好同志一夜变成阶级敌人，又由敌人变成小鬼，后来被称为解放了的小鬼，就这么顺着杆下来，从关押中放了出来。这时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毛主席关于“二十三条”的指示下来，重点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包括在下面支持他们的地、富、反、坏、右。看完这篇指示，我在会上问运动的指挥者，我算是哪一类重点？他们含含糊糊地说：“你大概是算下面地富反坏右之类吧。”我心想，看你们到底怎么定我这个“地富反坏右”。
运动从急风暴雨轰轰烈烈逐渐降温，“反党集团”变成了无原则小集团，领导班子问题从“烂掉了”变成“觉悟不高，作风不正”。团长只是个“三八”式中校，老演员、政委只是个少校，实在都够不上走资派的资格。最后，只好搞一个干部队伍集体整风，当时叫做“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摘下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那就等于是大赦，人人感恩戴德。于是乎都挖空了心思批自己如何卑鄙可耻，如何对党不忠，同志之间如何怀疑嫉妒争名夺利。可笑的是，所谓“爆发革命”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党指出的“阶级斗争”无关。比如：团长“爆发革命”说：“我38年入伍，至今才是个中校。因为自己是演员，带的都是文艺兵，所谓三教九流，自己是戏子，属最下流一等。要是老子当年带兵打仗，早当上将军了。我不服，个人主义患得患失，对不起党的多年培养！”政委年轻些，是刚从部队选拔上来的优秀干部，他“爆发”说：“来到文艺团体，我挡不住资产阶级香风毒气的潮流影响，思想蜕化变质，对××演员很喜欢，把她的提干照片放在枕头下面，我已婚，整天仁义道德教训别人，实际上自己很下流”（他说的人是指我，气得我坐在下面咬着牙根想，这个糊涂虫胡说什么呀）。台前“爆发革命”的人个个痛哭流涕。这位政委眼泪汪汪地刚坐下，接着有人“爆发”自己革命意志衰退，失恋了想去当和尚，有个学员被感动，不该“爆发”的也“爆发”了：曾偷过别人的胭脂口红、几块钱，在商场里经不住嘴馋偷过棒棒糖。
最可笑的是一对恩爱夫妻，都是干部。这位女干部，经常和己婚女友们谈自己的隐私，谈论自己和丈夫的性生活如何和谐，大家常笑话她像祥林嫂，她“爆发”说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儿，晚上和爱人过夫妻生活时，心想要是那个小伙子该多好，“我可耻！对不起丈夫！”坐在下面的人这一下憋不住了，哄堂大笑起来！那位丈夫在下面鼻涕眼泪流个不停。会后大伙责问她，“你怎么想得出来，是想当爆发冠军是不是？”她急得脸通红说：“你们说怎么办？我爆发什么？我不说严重了能过关吗？只得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好，否则，肯定还要我深挖，你们说我还能往哪挖？”
最后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干部们都挖隐私搞臭自己。人人扒掉一层皮，个个都变成没有羞耻，没有自尊，没有道德，没有品格，低级下流“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谓二次社教，在我们这里就这样急风闪电式开场，又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了。凡是党员干部，每人都在党内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延长候补期、撤消职务等处分。这次没有处分我，因为我不是党员。
接下来，就是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全都赶到乡下去参加四清运动。
四 清
刚整完自己，再去整人家。
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刚刚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的关押中解放出来，惊恐未定，经神鞭一指，摇身一变又成为领导整顿地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一个非党员群众，去领导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历了两次残酷的政治打击，我失的情人》昡望、灰心、没有了激情。戏也演不成了，艺术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花落去也。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对此充满了厌恶，对自己的人格、尊严被无情地任意践踏感到耻辱！我开始对党的话不那么专心了，根本不认真去搞什么四清运动。
我被分配在一家粮库整顿党支部。以自己刚犯完错误为借口，我提出愿意多参加劳动改造自己。那段时间，整天跟一帮工人一起扛大个儿。这一群是工人中最下等的人，由于个人历史的“污点”，成份极为复杂，许多人娶不上老婆，能娶上的多为从良的妓女。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脚力，个个力大无比，又是一群能忍饥挨饿的硬汉子，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臭苦力”。他们对运动兴趣不大，只要麻烦不再找到头上，能卖命挣钱养家糊口就知足（挣来的钱大部分吃掉了）。上工时他们大都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我想帮助他们，买了一副理发工具，休息日给他们理发。开始工人不敢靠近我，怕我嫌他们脏，我就一咬牙和他们一起扛大个儿走跳板。
从火车厢口到粮垛之间，架了两条厚条板，如同独木桥。我开始扛一袋白面（40斤），走在跳板上，前后有人踩得跳板忽颤忽颤上下摇摆，让人心惊肉跳，两眼发黑。到后来锻炼得能扛三袋白面，150斤的大米包也背起来了。过去，我要做一辈子演员，对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在意保护，现在都用不着了！我常和工人一样灰头灰脸，时而一身白面，时而满头满脸稻糠，肩上、背上，常压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火辣辣的疼。
我是拼命豁出去了。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来不及思想，倒下就睡。忘记痛苦，不再有思想是多快乐的事啊！可工人们怕我闪着或踩空，前后总有人护着我。有一次卸到最后，天也黑下来了，肚子也饿了，我扛了三袋白面，脚下一软没走稳当，面粉滑下一袋掉在桥下，领队的立即吹哨叫停，不准我再扛。大家夸我，但坚决不准我再扛大米包，白面也不能超过两袋。有时人手少，两节车皮卸得己经腰酸背痛。可夜里来车也要爬起来接着干。除了下雨，大风大雪都得没命地干，没人心疼他们，因为这些人大都有“案底”。开始我还“警觉”着他们，慢慢地熟悉了，他们脏兮兮的大茶缸我端起来就喝，他们的脏衣服有时也帮着洗。苦力们喜欢我了，排着队要我理发！并痛快地说：“老孙，别怕，修不成分头剃平头，剃不成平头推光头，只当拿着南瓜练手艺！说实在的，有谁看得起我们这些个下三烂！也就您了！”
其实，在我心里己经和这些所谓的“社会残渣余孽”没有什么界线，什么党不党的，大家无非都是一群被运动着的盲流，包括我自己。
后来，那位将军主任下来视察四清工作，认为我“改造得不错”。他知道我是冤枉的，又把我包装起来，在四清简报上宣传，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又选进团工委当委员，通报表扬，说我是被改造好的什么什么人。说实话，学毛著都是关起来时学的，因为只有这本可学。在粮库那阵子还真没学过，没功夫！
这时，我开始独立思考，不再轻易相信什么了，过去想演遍沙士比亚，要像莫里哀一样死也要死在舞台上的雄心也没有了。我生活低调，随波逐流，不再严格要求自己，感情也出了轨。“幸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就来了，未能铸成大错。在我干干净净的人生中它本是可以避免的，可人性就是脆弱，一旦不再严格自律，没有了是非观念，好与坏也仅仅是一念之差，什么借口都能当做理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文 革
四清工作回来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就拉开了序幕。
开始说军队不参加运动，我们仅仅是天天听到外面的一些传说而己。我自己非常清醒，决不参加任何事情！有一次，坐38路汽车到永定路，上来一批红卫兵，手持皮鞭把车上人全轰下来，排成一行，人人报出身。我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理直气壮地报的是国家干部（妈妈是小学教员，也可以混得过去），两个报小业主出身的人被赶下车步行。从此我很少出门，妈妈见我穿的皮鞋面上有个U形的舌面也吓得剪下来，怕惹事。
后来，军队里开始打倒肖华，有了两派，一为保派，一为冲派。我就是看书，没事就回家。后来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煽风点火，我们就当卫队，坐在天安门前，防止接见时混乱踩死人。每次当毛泽东出现时，孩子们从我们身上头上踩过去，拥向那个偶像，每次都有人尿裤子，被踩伤，被踩死，第二天广场上总是一堆无人认领的单只鞋。
我当了一段快乐的游鱼（什么派都不参加）。我深信，运动开始出头露面的最后要么飞黄腾达，要么株连九族，总会两极分化，总会有人倒霉。我不表示任何政治态度，实际上我有，但绝对禁口，我知道自己身上有前科，不能惹火烧身。
既然无戏可演，除了毛选别的书也不准看，干脆趁机生孩子。我怀上了小女儿，门前种点菜，拉上豆架、丝瓜，南瓜也上了南墙，还种了一大簇金银花、洗澡花。晚上阵阵清香扑鼻，引来邻居拉家常，聊外面的新鲜事。
我所在的部队大院里热闹非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四清中整我的那位将军也被揪出批斗，骇人听闻的大标语“××司令员曾是土匪，现仍藏有枪支弹药”、“××政委谎报出身”、“××是假党员”、“××出卖战友是叛徒”，条条消息怵目惊心，令人咋舌。我只是默默地看，从不多问。那位被揪斗的将军在会上承认把我打成异己分子是他错了，公开向我道歉（这都是听别人会后告诉我的，我一概不参加任何会）。有人鼓动我控诉他搞白色恐怖，我拒绝了。
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看书，楼里涌出一大群人高呼着口号“揪出阶级异己分子孙敏！”“打倒黑五类！”“让她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冲进房间把我拉出来游楼。一位原来较好的朋友一把将我向前推出好几米，我扑倒在地。当时我正怀有6个月的身孕，为了保护身上的孩子，我双手先着地，掌上搓出鲜血又烫又麻，很疼！我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人们象围着看动物园的猴子。呼声突然弱了下来，人们沉默了几秒（大概这时有人发现我是孕妇），呼叫着一阵风似的跑掉了！
我慢慢地翻过身坐起来，握着滴血的手，眼睛湿润了，我知道是逃不过此劫的。其实被推倒并没什么了不起，在这种非常时期，真是司空见惯，可这个推我的人曾是对我很好的朋友之一。他爱学习，业务条件也好，年轻时我们曾三五成群踏着两三里路的积雪去我哥哥的单位学习。那时我们青春年少，一路嘻嘻哈哈打着雪仗，谈理想、谈报负，而后他们都成为哥哥的学生及好友，他应该是了解我的无辜的！当然，他出身不好，一直未能解决组织问题，必须趁机表现自己。
政治就是这般冷酷无情，“铁面无私”，六亲不认！这岂不都是人性的泯灭，伦理的反常！这都是被政治、被阶级斗争这个残酷的理念逼出来的！
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吗？为了进步，为了生存，为了和党一条心，为了表示自己立场鲜明。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加右派后，我们违背良心，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系。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盲人，只不过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富家子弟而己。我们对无辜受难的父亲，没有同情，反倒“大义灭亲”，要求母亲与他离婚，划清界线。那时父母都己是六十多岁的入了，正是需要相互照应的时候，可为了我们，父亲还是一个人劳动教养多年。母亲也是一个人撑着，在街道上帮助工作，有时糊些纸盒子，挣点钱帮助家用，后来帮助子女带孩子。她的悲凉是我们不懂得的。
天黑了下来，我坐在过道冰凉的地上，静静地想到朋友的无情，更痛悔自己的无义，这是自食其果的报应。当我慢慢走回宿舍时，下身开始出血，我忙去门诊部。医生立即让我服了药，并嘱咐有流产危险，让我赶快回城里卧床休息，按时服药，尽量不要回来，并向车队要了小吉普车，悄悄地把我送回城里的家。
女儿是4月下旬一个凌晨出生（早产近一个月），可301医院都在打派战（两派的护士同时值班就更糟糕了，谁也不进产房），幸好孩子顺产。我明正言顺地过了50天产假，养得白白净净的回到大院。也许是因为怀胎十月，又在喂奶期间，加上产前产后休休闲闲种花养草，整个身心都变得柔和轻松起来，天生母性的光辉又回到我的身上，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要好的朋友悄悄地说我像是脱胎换骨，出奇的好看。我说那是因为离开了硝烟弥漫阶级斗争的战场，同志们热火朝天地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浴血奋战，而我只忙于自己的私事，是个人主义。（待续）
来源：共识网作者：kuole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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