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方励之等和《深圳青年报》
方励之先生的去世，等于是给1987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曾引发了一阵中国民主运动风潮的三位人物的命运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们全都在没能亲眼看见民主制度在中国实现的情况下，长眠于美国。想来实令人悲叹。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的可贵之处，都在于他们身居中共党内高位，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发出知识人的思考的声音，良知的声音。不要说在当时，即使今天，又有几个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而高喊几句？今天的文化人们，好像位置越高，越成为中国腐败的一部分。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和现实，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回首往事，更加倍感觉他们当年的难能可贵。
在方、刘、王三位的大胆言论影响到全国之际，我正好在广东编辑以敢言著称的《深圳青年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三位先生当年以文字形式表达的最大胆的言论，都是在这张报纸上发表的。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给三位先生的历史，也给和他们同时被消了音的《深圳青年报》留下一段记录。
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方励之86年的一篇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文章触及到中国制度的根本点：只有打破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现西方的多党竞争、由人民投票选择的民主制度，中国才会有希望。这不是高深的理论，但能高喊出常识，则是壮举。
这是方励之在青岛一个会议上接受采访的文字，标题是我们起的。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在当时（1986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今天（26年过去了，令人唏嘘！）中国媒体仍对这个议题噤若寒蝉，不敢触碰，因为这是禁区，这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
方励之后来被撤销了科大副校长的职务，不知和发表这篇文章有没有一点关系。《深圳青年报》虽然是由于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等文章被中宣部派人查办，但最后被关闭，这篇文章是“罪证”之一。由于方励之的这篇文章是我签发的，所以我在被反省期间，这成为一条罪状。
那篇文章之后，方励之曾到广州开会，于是李正天（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之一）主办的《中国人本学会》和我主办的《深圳思想俱乐部》准备就此话题再举行一个研讨会。虽然我们两个组织是完全非官方的民间社团，讨论这个议题又很敏感，而方先生当时已在危险的风口浪尖上，但他非常爽快地一口答应了我的邀请，感觉他没有任何小心谨慎地斟酌参加这种讨论可能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虽然那个研讨会最后被当局毫不客气地阻止，没能开成，但方先生的“不怕”和敢于“公开表达”对一党专政的不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
另一位被邓小平开除党籍的刘宾雁在我们报纸上的言论，其勇敢程度不低于方励之。刘宾雁曾到访《深圳青年报》，他在报社的长篇谈话被我们发了一个整版，题目是：“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与深圳青年报记者谈中国改革大趋势”。刘宾雁尖锐地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为了维护三个概念而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第二个是我们的党光荣伟大正确；第三个是资本主义一无是处。……为了证明这三个概念正确无误，人成了工具，整体淹没了个人”。刘宾雁特别强调记者要勇于报道真实、批评时政，“我们的报纸不应是官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他还大胆直言：中共掌权之“解放后的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
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
同样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王若望也是有话直说，没有任何权衡利弊的心计。他的文章也成了我们报纸后来遭殃的“罪状”之一，但那是我们自找的。他的一篇评论共产党专横的约稿被《深圳工人报》拿到后，认为内容“太厉害”了，不敢发。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发表了，还起了个新的标题：“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这样直接挑战共产党的独裁体制的文章，别说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即使今天在官方媒体上也是绝对看不到的。
国内作家傅国涌先生去年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回到1986年《深圳青年报》的言论”，认为现在中国的报纸远不如当年《深圳青年报》大胆敢言，并列举了一些我们报纸曾发表的言论，除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文章之外，他还点出了一些其他“出格”文章的标题，例如钦本立的“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的“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的“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等。
或许是傅先生没有看到，他没有引用那篇被中宣部整顿时认为“最出格”的文章，是一位工程师写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有前途，中国才会有希望。后来有人评议说：这样观点的文章应出现在台湾的报纸上，作者和报纸都不要命了。结果是，报纸真被革了命。
常识的声音冲垮专制的城墙
傅国涌的文章感叹说，“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大标题，相隔25年，许多同胞看到还是禁不住发出惊叹。有一次把我这篇报道的照片放在博客和微博上，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在新闻界从业的朋友见了这样的报道尤其感慨不已。”
如果仅仅是对社会现状发些牢骚，却刻意绕开、不触碰制度问题，那明显是一种狡猾。体制问题在26年后的今天更是清清楚楚，任人皆知。我们看到不少名人、媒体颇为高调地“痛斥”社会不公、社会腐败等等，但谈到体制嘛，还是“离了共产党活不了”。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一目了然的精明算计。目睹现状，回首往事，更令人怀念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率真、没有心计的勇敢。今天已经有无数的人什么话都敢讲，可惜没有《深圳青年报》这样“天真”的报纸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科技刷新人类历史的今天，我们不必再靠名人振臂一呼，不必再绞尽脑汁地依赖官方媒体，千百万普通民众在互联网上发出的常识的声音，将会是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水，最终冲垮中国专制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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