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的豪赌 ：清华大学学生调研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
来源：法广作者：曹国兴2011年4月，山东39岁的菜农韩进自缢弃世,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他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他家6亩田,1万余元资金投入，两三个月的辛勤劳作，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菜价。
2011年，清华大学电子系的5名学生，利用暑假深入华北蔬菜生产和集散地定州市，从供应链上游追踪至下游的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之后，他们利用课余和闲暇时间，完成了数据分析和信息整合。北京的NGO 社会资源研究所为这些学生的最终调研结果提供了写作框架支持及后期编辑工作，并在今年中国“5.4”青年节之际，以“青年观察中国”系列之一正式发布。
河北省定州市是一个县级市，位于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和保定市之间。定州是华北最大的蔬菜经销集散地和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2010年，定州蔬菜总产量229.5万吨，总产值达到26.28亿元，是北京地区批发和零售蔬菜的主要供给源。
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学生考察小组选择了土豆和西红柿两条供应链作为研究对象，走访了定州的村庄，定州市区的市场，北京市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北京海淀区的超市和小型市场。
在他们调研的4个生产土豆的村庄中，菜农的组织化程度各异： 例如中平谷村，以传统小农为主，每个小农每年自行选择蔬菜品种，独立种植，独立销售；也有实现了初步的组织化生产，同村的菜农组成一个农业协会，在生产环节实行互助。
目前，定州菜农已经逐步仍原子化的分散种植，向组织化生产和销售过渡。在组织化生产的3个村庄中，农业协会的成员在种植季节会互相帮助管理，出现病虫害后也会一起处理，但不会统一销售，采购商一般通过菜站找到农户。
他们走访的辛兴村的西红柿种植基地中，种植环节也出现了组织化的趋势。
一般而言，菜农会根据前一年销售的结果，选择种2-3次不同品种的蔬菜。由于不擅长使用网络工具，只能收看电视中的农业技术类节目，缺乏了解农产品价格或者整个市场情冴的信息渠道，因此菜农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力有限。
菜站是介于农户和买主之间的中介机构，一般是2-3个人的家庭经营。通过帮助外地货主联系购买当地蔬菜，按照每斤提取2分钱的中介费用来盈利。中介费不会根据品种和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改变，统一固定为2分钱。
菜站分别与当地农民以及外地的货主达成口头协议，之后货主会提供车辆到菜站收菜，幵在亊后付货款。在收购的时候，菜站还会对菜品进行一定的质量把关。 菜站的成本主要在于门面的租赁费用或者购买门面的一次性投资上，租赁价格每年3000到5000元不等。
在定州有两个主要的蔬菜农贸市场：东关市场和西关市场。
两个市场各有特点：东关市场离农村更近，也不对交易的农户收费。许多农户直接将收成拉到市场中，与外地来的买主进行交易，这里聚集了近20家菜站。西关市场则更加综合，既有针对当地百姓的零售区，又有提供给大型采购商的批发区，批发区里的卖家一般也是外地经销商。市场管理方会对卖方收取一定的费用。
定州蔬菜产量充足，均价较低，吸引了大量外地货主。他们会提前联系好定州菜站，委払菜站代为收菜，价格由菜站定，外地货主提供车辆运输。外地货主消息灵通，能够掌握各地菜站提供的市场信息，再其中选择性价比高的地点收菜。学生们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访谈到的货主，平均2天完成一次收菜-卖菜周期。通常仍凌晨1-2点就开始卖菜，作息极不规律。
北京的超市、小型菜市场和个人商户，这些主体是蔬菜供应链的终端，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他们一般去大型农贸市场如新发地收菜。
调查者分析了定州到北京的土豆供应链利润分布后发现，流通领域中越接近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其增值幅度越大； 在与消费者直接収生交易的市场主体中，小型超市的增值幅度最大。
访谈中，蔬菜价格波动幅度过大。例如，东双屯种植的大白菜，2008年每斤卖8毛，2009年则下跌到7分钱。这样的情况，在土豆，西红柿等“大路菜”中非常多见。而类似此种幅度的价格波动，据村中的农户反映，可以达到每三年一次。
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不管农民那里的收购价波动怎样剧烈（年际间有数倍的差别），市场上面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农民承担的低菜价幵没有转化成消费者的实惠，这部分利润去了哪里呢？
在学生们调研的村庄中，菜农对于外界市场信息的了解仅仅来源于报纸、农业电视节目和口耳相传，信息的准确度和时效性都很低。虽然有了电话、电视、网络，但菜农们对于这新鲜亊物的使用还存在障碍。到了每年要决定蔬菜种植种类的时候，菜农往往是根据上年的市场行情来决定，易导致供应过多，产能过剩,更像是与市场和天气的一场豪赌。
蔬菜市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基层生产者来承担，蔬菜的批发商和终端的零售商的决策空间则相对灵活。当収生自然灾害、种植面积过大等因素，导致収生价格波动时，各级经销商通过自身对蔬菜定价的影响能力，把大部分风险转嫁到了农户身上。
无法进入市场的“过剩”蔬菜，小部分能被产地附近有限数量的居民低价消费掉，多数则不得不烂在地里。地方政府农户也曾经希望通过“订单农业”这样的模式来分摊风险，但尝试目前并不成功。
例如，定州市的齐兴庄村08年在一个大超市老板的劝说下搞起了订单农业，村子里的菜几乎全签给了他们，价钱也定下了，十分合理。到了收菜的季节时，那一年的市场价格极低，这个老板就不愿意给当时定下得价钱了。按理说，村民们和他之间有合同，可以诉诸法律途径。但这个老板那年直接脚底抹油超市都不要就跑了，超市也破产了。农民们仅仅得到了一点点补助。找那个老板找了很久，菜一直没卖，那年的菜也就那样糟蹋在地里了。
就这一次事件，让当地的菜农被坑的不轻,所以之后任何订单农业他们都不搞，之愿意搞原始的种植后再收购，价格听市场的方法，收入水平也停滞不前。
学生们研究了英国的蔬菜供应链的案例，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模式，即合约生产，将蔬菜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通过有法律保障的合约来连接起来。报告说，“国内也正在向这方面努力，但是中国不像英国拥有实力强大的连锁超市，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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