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收视率造假问题最近再次曝光
中国电视剧收视率造假问题最近再次曝光。业内人士希望对收视率调查机构的运作流程实行监管。有法学界人士表示，收视率调查机构应当自重，不因造假而自毁品牌。在人类没有进入电子媒体时代之前，文化产品受喜爱和欢迎的程度靠的是受众的口口相传，以及批评界、史学界的品鉴。所谓收视率本来不应当成为评判一部严肃作品的价值最重要的标准。西方戏剧史上有个流派叫作“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的观众似乎并不多，但这不能抹杀它在戏剧史上的地位。
新华网最近所披露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径是对于中国媒体人良心的践踏。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所执行长孙远钊教授用“可叹可悲”一词来形容电视剧收视率造假行为：
“因为我本人是做知识产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基本上做这样的收视率调查的机构，像国外最有名的是尼尔逊系统。最重要的是你的品牌形象代表的是公正、无私，你的方法是客观公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四个字，关键字叫做爱惜羽毛，你要尽一切力量来捍卫你这个得来不易的公信力。我举个跟这个表面上看似无关但是息息相关的例子，前些年发生的毒牛奶事件，由于三鹿牌和蒙牛牌牛奶出现了状况，可以说，一夜之间，不但把它的品牌形象搞垮掉了， 而且导致到今天为止，整个全中国的牛奶事业全部搞垮， 中国的老百姓不愿意在中国买国产的牛奶。要跑到香港去，因为怕自己的婴儿吃了有毒的东西。这就是不爱惜羽毛的结果。 所以同样，在所收视率方面，做这种事情，把自己的形象全毁。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塑造起来的，这个后果要让所有的人通通来承担。 这些主事者为图一时方便，为了这些利益， 最后陪葬下去的是整个所有的中国的收视记录。最后结果是自己做的没有信用，只好邀请让尼尔森结构进入中国，失去了让自己茁壮成长。然后在和国外合作相互交流的机会， 这个是非常可叹可悲的事。 ”
杭州作家昝爱宗表示，媒体收视率或发行量的造假并非今日始：
杭州作家昝爱宗表示，媒体收视率或发行量的造假并非今日始：
“以前比如中央电视台有多少收视率，比如《人民日报》有多少阅读率，它的市场占有率有多少，它的市场份额有多大，都有造假的。比如央视，互联网一来，把它的市场占有率切割了一部分。但是，央视为了吹嘘自己，说自己的收视率还是很高的，比如它的春节联欢晚会多少收视率。收视率都可以造出来的，报纸的发行量也是可以造出来的，中国的人民日报，各省的党报他们的发行量都是虚构的。比如，他说是三百万份和五百万份的发行量，其实你知道有多少，印刷厂的印数都是保密的，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有多少发行量。
所以这种造假是由来已久的，不是今天才有的。”
这位作家表示，电视剧收视率造假是为了捞取高额广告费，广告商往往是最大受害者：
“收视率和广告有关系。比如广告商来谈，我这个电视剧的开头和中间要插多少广告，如果我收视率第一位， 广告商肯定要投广告，投你这个电视剧，因为你没有收视率，我投广告就白搭。就因为你收视率高，广告商就提出条件， 给我多少，比如片头广告一个亿，给你在多少电视台播出，然后广告商就可以投广告。如果你没有收视率广告商是不愿意的，我认为，电视收视率这个造假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电视本来就没什么人看，你说收视率很高， 人家投放的广告，结果对市场没有促销。那你说做广告有什么用呢？作广告的这些人可能是受害者。”
孙远钊教授表示，电视剧收视率造假如对广告方造成经济损失，广告方可以诉诸法律，不过举证往往有一定难度：
这个当中不排除可以产生这些司法诉讼问题，损害赔偿等等。不过，有相当困难的举证要处理，涉及到合同法和我们中国的民法规范的问题。在美国，在英美系统里面，有个信赖保护的原则，大陆好像也有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和你从事交易，因为是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相信你收视率够，我才愿意投资，我来买广告等等，希望得到比较大的回收，但是现在的麻烦在于说事实上你的收视率没有这么高，导致我预期投入的广告，比如说我投入一百万作广告， 每一百万我可以得到二百万的利润。而你没有这么高的收视率，导致我一百万只得到了十万块钱。那么，这个中间的差额可能就是我受到的损害。这就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统计分析等， 是举证责任的问题。理论上当然可以透过司法途径或者行政协调的途径去解决， 但是实际上进入到举证程序的时候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这些机构造假，他是否因此而负担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还有待观察。在刑事上应该要受到相应制裁。最要命的是，品牌形象一旦砸了之后，不是用钱用处罚就能解决的了的事情。”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副所长沈浩希望成立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对“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这样的收视率调查统计机构的运作流程进行监控监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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