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举国体制之辩
邓聿文博客今次奥运会出现的中国举国体制之争，让人们检讨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中国在走向体育大国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体育健儿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骄人战绩，可能恰恰会成为阻碍举国体制变革的因素。
伦敦奥运会随着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的出色表现，有关对举国体制的辩护也成为官方媒体的一个话题。例如，《人民日报》发文表示淡化金牌说不可取，举国体制支撑伦敦奥运会佳绩；《北京日报》则称举国体制是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选择，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并指责唱衰举国体制实为唱衰中国论的变种。
如果说，《人民日报》之文还有些道理，《北京日报》对质疑举国体制的指责就纯属无稽之谈了。但即使是《人民日报》，也认为举国体制应当与时俱进，要以人为本，同时突出群众体育。与官媒不遗余力地维护举国体制相反的是，一些市场化媒体尤其是网络则充斥着反对之声。
官方赞成的，民间就反对
从这场举国体制之争来看，基本上延续着过去的论争风格，即官方赞成的，民间就反对。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裂痕，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体育领域及其有关体制的问题上，也暴露无遗。
是次举国体制之争，还有一个特点，即把东道主英国也拉了进来，作为证明举国体制优势的一个证据。英国作为奥运会的主办国，砸重金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挤入奖牌和金牌榜前三甲，被中国的部分官媒和人士看作是英国实行了举国体制的结果。
纵观官媒对举国体制的辩护，要言之，论点有二：一是竞技体育本来就是追求名次的，金牌战略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参赛不是为了拿金牌；二是体育，或者更准确地说金牌，在当下中国，还具有激发爱国热情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隐含的观点没有说出来，这就是通过夺取更多金牌，来间接证明或展示现行体制的正确性。因此，结论是，举国体制并未过时，要改变的不是举国体制，而是进一步完善举国体制，改正其缺点。
假如举国体制仅仅是说在比赛中要重视金牌，为此投入一定的资源去训练运动员，这样的举国体制确实没错，无需改变，因为这是竞技体育的应有之义。但显然，人们谈论举国体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对举国体制之争，首先要界定其含义。中国的举国体制，指的是为了某种国家荣誉或政治功能而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竞技体育，并以摘取金牌的多少来证明制度优越的一种体育体制。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依靠举国资源来培养运动员，而培养运动员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金牌。因此，如果英国也搞举国体制的话，肯定与中国的不一样。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弊端多多，已经严重不合时宜。
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
固然，竞技体育的特点决定了运动员在赛场上要以夺金为最高目标，不想夺金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既是对自己付出的艰辛训练的不尊重，同时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但是，夺金靠的是实力，虽然在这之中也要讲究一些技巧和策略，可前提是不能违背体育精神；而举国体制的所谓金牌战略，往往是以牺牲体育精神甚至一些运动员的利益为代价，比如让球，某运动员本来具有夺金实力，可为了团队利益，他不得不把个人利益牺牲。
举国体制更严重的缺陷还在于，它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当一个职业运动员在赛场上不能获得冠军，那么，它过去所有的付出和艰辛都没价值，哪怕他一向优秀；反之，如果他在赛场上获得了冠军，各种荣誉、待遇和实利则纷至沓来。之所以会有这种天壤之别，根源乃是举国体制把体育比赛与官员的政绩与国家的荣誉甚至政治制度挂起钩来，从而使得自运动员一直到体育部门，都背负着沉重的运动成绩压力，你得了冠军，在国家眼里就是个宝；否则，就成为一颗无人理睬的“草”。本次奥运会期间，某地政府把某运动员的父母从山村接到宾馆，本想显示对其的重视和关怀，可惜当该选手夺奖牌无望后，在宾馆中观看现场直播的官员立马“变脸”，把这对老人丢在宾馆不管。这虽是个极端案例，却正反映了举国体制的弊端。
从体育的本义来说，它是一种增强体魄和健康的游戏。现代意义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时期，与其说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不如说是一场以竞技体育形式出现的宗教仪式更恰当。但自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被赋予了观赏性以外的内容，体育的性质也就开始改变，它不再是一种具有愉悦性的游戏，而变成了强调输赢胜负的比赛。在这种情形下，举国体制把金牌的政治职能放大到极限，从而将运动员当成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工具，成为了培养运动技术的操作机器。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在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举国体制的基础在少体校（编按：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然后是市、省、国家队三级体制。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被送到这个大机器里，为了接受专业的高强度的训练，脱离了文化知识的学习，然后层层淘汰。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少数运动员成功的背后，是运动员之间惨烈的竞争，淘汰出来的孩子，一无文化二无能力，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社会的包袱，即使成功了，辉煌了，那也是短暂的一瞬而已。这些年就先后曝出，一些曾经的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退役后沦落到偷抢或者街头卖艺的地步。还不讲举国体制对大众体育的挤压，以及种种体育腐败的发生。
所以，对举国体制，必须有一个客观认识。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举国体制曾起过的作用。对一个落后国家来说，通过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获取奖牌特别是金牌，来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并以此激励民众的国家荣誉感，在某些特定时期或阶段，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市场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尤其随着体育本身的市场化改革的开展，还把竞技体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功能化的工具，就不适宜了。体育在当下固然还有激励人的作用，但中国并不迫切需要用它来证实自己的力量，鼓舞士气和民族自信心。像当年女排三连冠所引发的全民自豪感，或者中国足球队惨败于香港足球队所激起的“5·19”骚乱，都已一去不复返。
今次奥运会出现的中国举国体制之争，让人们检讨举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中国在走向体育大国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体育健儿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骄人战绩，可能恰恰会成为阻碍举国体制变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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