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打一场甲午海战吗？
2014年又到了甲午年，回顾当年光绪甲午年的那场海战，当下中国的情况和当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1861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像是今天我们走上了改革对外开放的道路，这两段历史已经证明，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走向强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发展了以后到底以一个什么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民，这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了解一下当年这个国家强大以后的心态就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造成一边倒的情绪，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民主制度能把国内的很多思维均衡，二战期间日本出现不均衡的军国主义思想，导致他们最终被打败。盲目自大一直被中国看成是爱国行为，而冷静批评被皇帝反感。
鸦片战争时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欺负得不轻，当时大部分人像今天一样，觉得那肯定是硬件不行，这样表达也是为皇帝推卸责任。有钱以后觉得，我把武器打造好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是今天我们发展航母和导弹技术一样，这种思维得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赏识。
随着逐步引进西方技术，以及火炮舰船，1888年底，大清政府组建了北洋水师，从海战实力上来看，基本上和日本的舰队不相上下，其实现在也是如此，中国这些年大力发展自己的武器。加上那种一边倒的情况，以及暴发户的心态，建立了单挑日本人的信心。
当年到底为什么打甲午海战？翻翻历史就知道，和今天也差不多，就是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承认朝鲜半岛独立，而大清拒绝撤兵。人们经常会觉得，为了一块国土的控制权，应该不惜一战，当年甲午海战的之前，大家也是这样认为，主战的一方被视为爱国，冷静反战的一方遭人痛骂。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主战的人并没有上战场，而让整个北洋水师葬身海底。中国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土地，反而失去了东三省和台湾列岛。那些主战的人不知到底做何感想？他们才不会管这些，他们照样享受朝廷里的荣华富贵，并没有为战败付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中国历来就是这样，躲在山沟里喊口号，总说国民党不积极抗日，总说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胜利了自己去享受果实，失败了对自己没有影响。他们通过鼓动民族情绪的时候获取利益，用老百姓的尸体铺就自己的阶梯，这种窃国的方式自古以来就有。
如今那些明知道航母只是做做样子，嘴里却一直叫嚣与日本不惜一战的人。他们在受到那些被洗脑的百姓拥戴时，扩大了报纸、杂志、电视台的规模，对于他们个人来讲不知卷了多少稿费，甚至获得升迁，因为官方需要利用他们的说法。真正打败了，他们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甲午海战这一仗是使清政府彻底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再加上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本来的一个国民年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一的大清就这样衰亡了。我们总是提起那个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马关条约》，并称之为不平等条约，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战败投降，割让土地，赔偿白银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保住人命，当然也是为了保住皇权，是为了不让无辜的百姓当炮灰，防止无谓的牺牲才是爱民的表现。
还有一点更可怕的相像，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有些人注意到了不敢说。那就是当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知道什么意思吗？日本人是在和非法统治中国的蛮夷（满人）打仗，你可能觉得这是骗人的，但西方国家也那么认为，日本人也那么认为，这样无论你自己怎么认为就已经不重要了。
什么是合法统治？就是民选管理者。不是西方人亲日反中，你看后来日本人用满人建立满洲国再打中国，西方国家都站在中华民国这边，因为孙中山的目的是要搞宪政，实行民选。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持有民选管理者理念的国家产生牢不可摧的盟军。而那些被视为非法统治的国家各自心怀鬼胎，即便结盟，也不会为对方卖命。事实表明，没有盟军必败。
再有就是民心问题。你看看日本怎么国有化，是拿出真金白银去购买。中国的国有资产是怎么来的？公私合营，资本家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被发配到车间劳动。现在的私营企业老板更惨，不是跑路，就是跳楼。噩梦一样的提问萦绕在人们耳边，你要命还是要钱？
当年北洋水师为朝廷打仗，人们的信念是，国家的东西是皇帝的，我的东西是我的。根据君主立宪制的原理，日本人现在打仗的信念是，国家的东西只有名义上是天皇的，实际上是我的，我的东西更是我的。中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国家的东西只有名义是我的，实际上是党的，我的东西甚至都有可能不属于我。
仅仅上述的这两点，相信中央领导人会以史为鉴，这仗根本就打不起来，不是怕美帝的问题。不是我没信心，别说打一场大规模海战，就连国内批准一次反日游行还要小心翼翼地掂量一下会不会失控呢。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到底对自己的国民是不是负责任，体现在对生命和每个人财产的负责任，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也是争取国际支持的关键。还是那句话，让本国现有的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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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容很多，节选一些内容如下，资料来自百度可以备查：
1，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2，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后来日本以退归占领的辽东半岛为由，又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还费；
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5，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6，片面最惠国待遇；
7，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
......... 文/余晓平
赵楚：假如甲午战争重新来过
——站在甲午和2012之间看中日国家竞争在当代中国，日本二字犹如超级G点，各种形式夸张地渲染历史仇恨的东西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近代以来，日本除了伤害中国，从留学东洋到辛亥到改革开放，日本也是于中国大有恩惠、确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味的仇恨历史观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值得思考和反思吗？
甲午过去100多年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没明白，假如回到1894，那么我们应该直面的问题是：在那场战争背后中日的核心竞争是什么？从甲午到中国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胜负都是暂时的，但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因为这是国运与民族命运的竞争，也是最实质性的国际权力之争，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这场竞争再次复燃，但中国还是远远落在后面。
大多数中国人除了爱漫无边际抒发莫名其妙的豪情，也爱奢谈历史，可自甲午至辛丑间的历史文档俱在，资料唾手可得，我们不妨去读读，相比那些惨痛失败后当时人的反省之沉痛，措置之坚定，谋划之艰难，我们今日如此草率议论国家长策，是不是愧对先人？
说起甲午，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军事迷拿北洋海军说事，而不看当时淮军和国内社会总体状况。中日当年的差距决不仅是什么主力舰火炮射速、军舰航速等等，而是总体性的、制度性的和全面的。淮军军制完全处于旧制，而日本已完成包括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现代陆军建设，即令相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北洋海军，其实也处于太多传统弊政与弊端的掣肘之下，维护军力之不济，原因在于政治，而由于军令、军政不修，观念、决心不明，遂发生驱逐琅威理事件，使战力建设江河日下。一句话，当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一个尚未转型的老大帝国之间的，因此结局不难预知。很可叹今日中日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水准差距也未见得比甲午缩小多少。坐井观天，忽悠自己唯一结果只能是灭顶之灾。
甲午战前，办洋务的，经手实际事务的，几乎个个保持谨慎立场，只有所谓“爱国”清流，主战高调唱到云端，这些人主要推动下，颟顸的最高层做出了错误的战争决策，然后才谈得上战场上的失败与责任，正是这些文辞抄自烂漫古书的清流以满腔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情乱来葬送了国家自强的前程。在这种武臣与文臣、疆臣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没有整合，因此没有合理和有效的战略决策体制，因为那种优良的体制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甚至压制政治转型的社会萌生与扎根的。
19世纪侵台事件后有大办海军的战略讨论，甲午战败，遂有建设新式陆军的举措，这些史实最起码表明，100多年前的前辈在内外交困的处境，尚能为保国保民做长远切实的谋划，今日内外环境如此复杂，何曾见士大夫或食肉者能体味当年苦涩反思的情怀？中国人自己拿人命和国运换来的教训已被丢至脑后！
百年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难以衡量的伤害，这要由日本负责，但同时，中国人屡丧先机，不能反省，好了伤疤忘记疼，坐失国家民族大好发展机遇，这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日本虽有历史罪恶，但其在近代以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文明竞争中成就斐然，这值得中国人再三再四低首拜服并学习，无此态度，则中国也许永无超越日本之一日。
自甲午到侵华，日本对中国几十年功夫，从山川草木到民情地理，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今日中国旅日人民据说高达百万，但一般”爱国家”说起日本，还是“小鬼子”、本尼迪克特那点陈词滥调，与激烈仇视态度并举的是极度无知。与日本所谓“右翼分子”对中国的无知一样，中国大众很多人对战后日本以及当代日本社会、经济与一般情况的了解，也是惊人无知的，而某些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商业招徕的媒体又推波助澜。试问：以这种现状挑起中日对决，结局可能比1894年好吗？
历史非常辛辣，回顾抗战前，抗日救国是倚天剑屠龙刀一类道义大杀器，但事实表明，很多当初高喊抗日口号的，在战时丝毫不犹豫与日寇妥协和合作，原来他们喊抗日，喊爱国，只是操纵公众、谋求私利的工具，对于他们，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梅思平之类大汉奸今日已臭名昭著，即令汪精卫本人，在九一八和热河事变后，何尝不是以高调惊悚世人？再看今日试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各种“爱国家”，明眼人都知道，有人正在重操故伎。
100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世界变了，帝国主义的外交理念已经为这个时代所抛弃，中国的未来全球地位不可能基于船坚炮利和霸权主义，而只能在于对全球生活正面价值观的贡献及参与。世界将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将选择和平的、建设性的、分享的政策，与其他人一道，帮助世界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有利于共存共赢的未来。
从南海到东海，中国在战略上隐然有四面出击之势，有人以所谓鹰派自居，对这种全面开花的对外战略大力欢呼，然而，这种有强烈新冷战思维的政策理念，既非中国国力所能承担，也与当代世界潮流相违背，同时，在近年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社会上新极左势力上下其手，借机追求操纵大众意识，如此下去，不要说什么战略机遇期，可以预言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甲午。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站起来阻击这种逆流。
清政府实亡于甲午战争
作者：信力建都认为清政府是亡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而事实上，武昌起义只是几个下级军官发动的一次小型军变，顶多也就算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给满清政府带来致命伤害的，却是十多年前那场名为“甲午”的对外战争。
爆发于18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因其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所以称“甲午战争”）。其简单经过是： 1894年7月25日，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此次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大败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方签订《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此次战败及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满清政府打击是致命的。
这首先表现在巨额战争赔款直接导致了满清政府在经济上的破产。2亿3千万两的白银，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国内非理性的反抗意识日益矛尖锐。1894年的夏秋之交，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开始抗争。其后，暴乱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争斗此起彼伏，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暴动，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这次暴动，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并最终引发将清政府送入地狱的庚子事件。
其次，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遭到挑战，并最终引发革命。
再次是鼓舞了国内反清势力必胜的信心。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势力大为振奋。1894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件后，清政府的反动腐败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而且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列强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起来，主张反对列强侵略必须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认识使得满清政府跟列强侵略绑在了一辆战车上。其二，认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这也使得满清政府失去了改革的最后一线机会。其三，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
最后，甲午战争还导致留日运动高涨，为满清政府培养出大量掘墓人。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的“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承认风水轮流转，赶紧派人象日本学习——藉此，晚清中国留日学生就成为老大帝国一景。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这其中许多是包含革命内容的所谓“天火”。这些人和思想的大量涌现，使得清政府的灭亡成为时间上的事。本来，从1860年，镇压太平天国后，清政府朝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样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都大有可观，被称之为“同光兴盛”。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摧毁了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同光兴盛”，随着败战败和而来的新一轮侵华高潮势不可挡地激起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和辛亥革命，经过这几次民众运动的打击，腐朽的清政府再也支撑不下去了，1912年清帝正式退位，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尽管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但中国却前进了一大步。而追究最初的根源，我们竟会惊奇的发现，这一切正是源于甲午战争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清思想界巨子梁启超才有这样的判断：“满清非亡于庚子辛亥，始亡于甲午”！
今天，中国正处于千年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做好自己的事，避免因战争而导致自己的现代化事业受阻，的确值得人们三思——毕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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