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纽约时报》回应大饥荒“谣言”说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近来，中国大饥荒重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一年多前，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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