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入室何罪？中国史上千年法律遭中共颠覆 图
作者：横河家庭作为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没 有例外，都是这样的。中国从唐到清，一千年来的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就从这条法律的实施来看的话，中共所说的旧社会，任何一个朝代都比这个新社会要好得多。
中国历史上法律都有类似规定，唐规定是“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 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这方面的规定跟唐朝是一样的。元朝时候规定，说是“诸寅夜潜入人家， 被殴伤而死者，勿论。
从刘大孬、陈克贵案看中国法律中的正当防卫
最近有两个案子判决了，一个是河南郑州的农民刘大孬被判死刑;另外一个是临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判3年3个月，那我们从这两起案子来看一看，中国的法律究竟有没有正当防卫。
前几天判的这两个案子，一个河南郑州村民刘大孬，他是在抗拆迁的过程当中，驾驶机动车辆导致4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8人受伤，这是官方在判决时候公布的数字，说他的行为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引发了很多争论。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法律问题，在法庭辩论的时候，他的辩护律师也谈到了，我们就不谈具体的法律问题，今天就谈两点。
一个是在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方认为南刘庄村的拆迁，不具备立项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文件和集体土地征收批覆文件等等，这些是拆迁所必须的法定文书。拆迁这一方，它的全部根据只是一份叫作“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机要2009年71号”，所以辩方律师认为，2010年6月1日对南刘庄村的拆迁行为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既然这个事件的诱发是由拆迁引起的，那么这个拆迁本身违不违法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刘大孬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度，他都是防卫，他并不是去主动侵犯别人，因为对方是违法侵犯了他的利益，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法庭辩论的过程当中，显然法院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另一点想提出来的就是，法庭在给他判刑判罪的时候，说他是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事实上拆迁那方所代表的并不是公共的利益，即使危害到了这些人的安全，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这批人并不在一般的概念上的公共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刘大孬对拆迁一方的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是属于对个体的伤害，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为在这里用暴力侵犯私人财产，就是拆迁，是犯罪集团的行为，他们的行为真正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这是第一个案子。
图为陈克贵的母亲任宗举、父亲陈光福和儿子陈富彬
第二个案子就是举世瞩目的陈克贵案，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11月30日被以故意伤害罪，由临沂法院判决有期徒刑3年3个月。这件事情当时是发生在陈光诚突破了重重封锁以后，去了北京，几天以后，当地官员发现陈光诚不见了，于是就半夜三更，一大伙人没有任何证件，黑灯瞎火的就闯到陈光诚大哥陈光福的家，陈克贵在遭到了围殴以后，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用菜刀进行自卫，造成带头闯进他们家的镇长张健等几个人受伤。
这个显然是一个很典型的正当防卫案，而且是对方半夜三更破门入室，殴打陈可贵在先，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属于强盗行为，都不存在防卫过度的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犯罪的是张健等人，但这些人却没有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审判。
在陈克贵的案子里面，其实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进门入室。而前面这个刘大孬的案子也和“家”有关。“家”是什么?按中文，屋顶下面养一头猪(豕)，这就是“家”。也就是房子里面，它要住人才是家，只有房子不是家;这个和英文是一样的。
其实英文这个home和house的区别也是类似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它叫homeowner，而不是叫houseowner，就是你是一个家的拥有者，而不是一个房子的拥有者。古代人说的是“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居是列为首位的，所以在民生的问题上，安居应该是第一位的。
家庭作为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唐朝规定是“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这方面的规定跟唐朝是一样的。元朝时候规定，说是“诸寅夜潜入人家，被殴伤而死者，勿论。
”就是如果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里，被人家打伤了，以后死亡了，这个打死他的人，是没有罪的。明朝时候的法律，说“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朝的法律跟明朝是一样的。
不管具体法律界如何考证这些，因为这里有些争论的。有人认为唐朝的法律强调的仅仅是夜间犯罪，而不是进入人家，就是说虽然它讲的是夜无故入人家，就是晚上无缘无故到人家家去，它强调的是夜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健带人闯入陈克贵家的时候，他的条件是符合从唐朝到清朝，各个朝代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的。
他符合这么几条，第一条他是夜间无故闯到人家家里去，所以第一个要惩罚的是入侵者，任何法律都是这样的。唐朝对于晚上闯到人家家去的，是鞭打四十，到明朝、清朝是打八十大板。第二，房主将入侵者当场杀死的话，房主无罪。
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第三，如果你明知这个入侵者不是有意来入侵的，就是说可能是邻居来访问，或者是怎么样，而杀伤对方的话，他要按照打架斗殴杀伤，但是要减两级罪刑来量刑，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家，所以它对这个家还是很重视的。
第四个就是如果入侵者已经被限制了，就是说被房主抓住了，或者是被别人来帮忙的人抓住了，就是他已经被抓住以后，再被这个房主打死的话，房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负什么法律责任呢?
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就是打一百大板加三年徒刑。也就是说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陈克贵只有在把入侵者张健捆绑起来以后，张健在没有自由、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打死了，这种时候陈克贵才能判三年徒刑，也就是他现在判的这个罪。
而当时发生的情况是，即使张健被打死，陈克贵也不应该负任何法律责任。我们讲的是中国从唐到清，一千年来的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就从这条法律的实施来看的话，中共所说的旧社会，任何一个朝代都比这个新社会要好得多。
刚才讲的是中国历史上，再讲讲外国。在大陆大家都知道美国枪枝泛滥，但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人持枪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家，不是出去打架，当然有的人喜欢收藏，美国人有持枪的传统，有的人喜欢打猎，有的人喜欢射击等等，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保护家这是第一位的。
对于把枪拿出家，这个各个州的规定不一样，很多州对你把枪放在车上是有规定的，比较多的规定就是，开车的人和前排乘客伸手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不能放上了弹匣的枪枝。据说法律最严格的是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是任何车辆上不准有枪枝，只有几个例外。
一个是你从买枪的商店开回家的路上，车上可以放枪枝，你总得把它拿回来;另外一个就是从家里开到容许用枪的地方，比如说打猎的场所，或者是射击俱乐部等等，那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一个州禁止在家里面保存枪枝的。
记得有一年鬼节，有一个日本的国际学生，在化妆讨糖时，因为听不懂房主叫他站住的英文，而被开枪打死，结果法庭判枪手房主无罪。有些媒体特别是一些亚裔的媒体，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其实在美国，房主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安全就开枪，而对方在他的房产的范围之内，在美国前后院子都是属于你的房产，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判这个开枪的房主无罪，在美国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家庭作为私人财产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和象征，是绝对受法律保护的，受国家保护的，不然的话，不能保护家，要国家干什么!其实在中共这个法律体系里面，也是应该保护的，只是中国的法院从来不按照法律去判案而已。这两个案子，尤其是陈克贵的案子，和早些时候发生的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案子略有不同。夏俊峰是被城管围殴，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抗，不当心杀死城管。
发生的地点不同，这三个案子，陈克贵的案子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里;河南刘大孬的案子是发生在比较广义的家，就拆迁是侵犯到他的家了，但是发生地点不一定在他的家里面;而夏俊峰的案子是被抓到了城管办公室发生的，这是发生地点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政府当局违法在先，使用暴力在先，违法在先和使用暴力在先，这两个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你像刘大孬的案子，违法在先，指的是违法拆迁，而暴力是在刘大孬抗拆迁的过程当中，拆迁者使用暴力对待他。
在这三个案子当中，当局的处理是类似的，就是完全不追究当局，或者是政府人员，或者是拆迁人员，违法在先的罪行，在这三个案子当中，都没有追究。
你像沈阳的城管，郑州的拆迁方，临沂的张健，以及张健所带去的人员，都没有被追究，三个案子都是把被迫自卫的受害者给判了，而且都没有提到受害者是正当防卫。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去评价这个防卫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论他是不是防卫过度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就是说他至少是防卫。
为什么法庭会这样判呢?三个案子反应的都是当局对民众的掠夺和剥夺。在陈克贵的案子当中，是对陈克贵政治权利的剥夺;在夏俊峰的案子当中，是对夏俊峰生存权的剥夺，就是经济上的生存权的剥夺，就不让他生活了，要没收他所有做小贩的东西;在刘大孬的案子当中，是对私人财产的掠夺，就是他的房子。
除了简单的官官相护的解释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非法掠夺是中共大小权贵们积累财富和显示权力的主要方式，整个法律体系就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个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种枉法的判决，在中国是属于常态，就是绝大部分案件没有例外，就是这么判的。如果说出现司法正义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偶然，是例外，或者是牵涉到官场内部争斗的其它因素在里面，这才可能偶尔会出现司法正义。就是说冤判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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