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殉国之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 儿子上吊身亡(图)
消息来源：人民网[导读]陈达邦于1966年临死之前，对孩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他的儿子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原载《红岩春秋》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随着电影《赵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赵一曼英勇就义前给她的儿子宁儿留下的遗嘱，更让人耳熟能详，记忆犹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陈达邦。
宁儿名叫陈掖贤，一直由伯父陈岳云抚养，在陪都重庆度过了他的童年，12岁时，才和亲身父亲陈达邦相认。陈掖贤的女儿陈红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这是赵一曼和陈达邦尚在国内的唯一后人。陈红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爷爷和奶奶在莫斯科结婚后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个人回国，爷爷继续留在莫斯科，后来到法国和吴老（即吴玉章——编者注）一起办报，抗战期间回到重庆，解放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民币上有他写的字。
我们根据陈红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了解，陈达邦的传奇人生终于跃然纸上。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婊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照顾任弼时的工作，经党组织安排，调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从此共同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陈达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汉军校学得了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轮，怎经得起那种颠簸？李淑宁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柳溥庆老人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到达东北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巴黎印刷厂厂长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35 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 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
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慰他说: “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 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
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陈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不久，货币改革工作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货币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听取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新中国的金融货币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足，
如: 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较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
1950 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得到批准。是年5月，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改版方案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赴苏印钞秘使 1952 年4月初，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作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与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为首的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
4月6日，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中苏双方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专项谈判。我国政府请求苏方代印总金额为40亿元的人民币，印制票面额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苏方口头承诺，有关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俱由苏方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方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
中方则由贺晓初和陈达邦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陈达邦留在莫斯科，多次和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术人员洽谈，在技术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正式签订印钞协议打下了基础。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包括请苏联印刷人民币。周恩来等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人就有关问题继续磋商。9月22日，张闻天、李富春等再次和兹维列夫进行会谈，陈达邦和苏方技术人员在座。这次会谈，双方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很快取得共识，并达成了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正式协议，协议以1954年底为交货期限。
为了紧紧把握住新中国的经济命脉，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领导对人民币的改版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提出了两条重要修改意见:一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至左改为从左到右；二是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
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两点指示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并逐一审查每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包括:券面主景画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汽车图样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要改一下，免得外国人误会。
如此细致周密的周总理，却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作任何指示。行长南汉宸难以定夺，急急忙忙带着印刷局局长王文焕直接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强调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现在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总理应允。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陈达邦和国内印刷局密切配合，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印钞技术准备。现存档案里留存的中方向苏方提交的物品清单显示，国内制作的人民币样版，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样样俱全。但是，苏方技术人员收到国内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过检验，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当陈达邦与苏方交涉人民币的样版技术时，国内正酝酿改变印钞计划。
人民币上汉字的题写者 1952 年11月中旬，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一份电报提出:取消原定100元、50元票额，“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总金额由40亿元增加到45亿元，要求于 1953年底交货。这样一来，印钞工作量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交货时间反而缩短1年，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11月21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库梅金和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紧急约见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面谈。当晚，在苏联财政部部长的办公室里，兹维列夫、库梅金和叶季壮进行了一番长谈，对计划改变后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探讨。
这次谈话的焦点，在于票面的改版。中国提出改换人民币的面值，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为此，叶季壮经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电报指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
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陈达邦经手在苏联印刷的人民币，以十元面额券最为劳神费力。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20亿元人民币一事，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事实上，十元券版样图案，“中经数次修改”，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苏方几次催促，直到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由于交付版样图案拉长了时间，为制版、印刷并按期交货增加了难度。经过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制版和印刷任务。因为有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新增十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后由中苏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和苏联技术人员一道，互相配合，除了负责人民币票版的技术处理外，还参加了印钞数量的清点和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和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苏联印币厂对外从不公开，而是以木材公司名义执行印钞任务。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交接时，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一天完成。陈达邦按照南行长的指示，和苏方人员进行交涉，并认真检查落实。
1953年9月底，首次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出，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总金额85亿元，其中3元券人民币比原定计划多印了95万张，金额达285万元。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留著青史的遗憾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 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 “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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