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天真男女变毒蛇恶兽的“共特制造所”
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六、华东共特制造所──愚园路Ｘ弄三十一号
上海愚园路Ｘ弄三十一号，“解放”前是张君劢先生的民社党中央总部，可是“解放”后，却给中共华东社会部的干训班──特工训练班瓜占住了。一个干净清雅的院子，给两手染满血腥的人们接收下来，供作训练刽子手的场所，凭吊旧物，实在使人无限感慨。
三十一号的门口也正如其他共特机关一样，门外不挂招牌，而大门紧闭。门后两个经常扒著盒子炮或卡宾枪的枪机的便衣警卫。进门去是一片阴森森如阎罗殿的气息，后来为了加强警戒，率性将正门深锁，除非大员降临绝不开启。一般人，都由另外一个弄堂进去的，后门进出，不过这后门还是紧闭着的，要进出，一样还要等待门内的两个便衣警卫开了锁才行。所以古人说侯门深似海，现在，在毛泽东的时代，该是“特门”深似海了。
这样的门禁森严，在别的业务机构，主要是防备外来的国特袭击，可是，在这共特制造所里，主要的是为了防止那一批批男女“准共特”，一下不如意溜之大吉。次要的意义，才是防止外来的袭击的，因为这些准共特们，在训练的初期，是常常发生逃亡的。所以在“解放”后初期，干训班以三个月为一期，开班时，准共特们在头一个月是不准外出的，后来改为六个月为一期时，头两个月也是不准外出的。而后四个月，也只能在星期假日，被核准后才能外出一二小时，如果被指导员认为有问题的，当然还是不准外出，那麽重门深锁，自然插翼难飞了。
杨帆一向是特别重视干部训练的。华东社会部干部分训班主任一职，他曾兼任了很长的时间。抵上海后，他虽然繁忙百倍，可是他总是经常抽空亲到干训班来指导教育业务的推进的，尤其是每一阶段的学习总结，他不管如何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拨冗前去参加的。后来，虽然名义上由二室田主任代理，而事实上他还是要注意的。不过老田也是个忙人，能经常主理业务的只有该班政治部主任薛福球及教务部主任吕东成，总务部主任姚庆丰。三人中以薛权责最大，各学习组的政治指导员，是他任命的，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员也是由他延聘的，驻在该班的警卫排是由他指挥的，禁闭室，（反省室）是由他控制的。而教务部主任，则是派遣各学习队的队长副道长，延骋特工理论教员，特工技术教员，业务实习教员，俄英语教员，以及女特工特殊业务教员。此外如出纳，会计，事务与医疗所等则隶属在总务部下。
薛、吕二人不但是相当能干的，而且是合作得非常好的，这点我们不能不承认。然而老薛为人，却有点精悍过火，动辄咄咄迫人。初入学的学生们常思逃亡，除了其他的原因外，这大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学生一踏进校门，除了恋爱无罪外，便不容许再有丝毫过失，否则，老薛是时常会把他们和她们请进禁闭室，住三数天又放出来的。天真的男女青年们，那里受得起这种活罪，吃过一两次亏，很多便热情消失，但求一自由而安宁的生活了。
干训班学生的来源，并不是强迫的，而是诱骗的，说得好听一点是考选来的。不过他并没有像普通学校一样公开招考，而是由各大中学校的党团支部，工厂机关部队的党团支部和所谓进步人民团体如青联工联妇联等辗转介绍保送前来集中考选的。可是，每期取录的学生，却还是以社会部的周边分子，而又“身世清白”的青年人较多。这些周边分子，多少总会经过情报工作考验的，因而，在录取时，这批人常占优先。而共区一般人因炫惑于共特的权威，每届投考的人都很踊跃，考不到的人，还不胜叹惜呢！等到考了进去，经过事实的教训后，才懊悔莫及。
在上海，每期干训班录取的学生底成份，也跟在苏北、山东时代稍有不同了，过去曾大量吸收农会干部，造就农村特工人才。可是，进入上海后，供应大城市的特工人才不敷，重点自然转移了。为了适应城市性的需求，所以农会分子尽量减少，工会分子尽量增多，一些年青男女工人党员，团员，起码占了每期学生的五分之一。同时，为继续进行对“美蒋匪特”的特务斗争，他们还是一样重视著培养女间谍。杨帆到了上海有一次还这样集中了一批女干部讲话：“一个政治保卫机构里，如果没有一支庞大而坚强的妇女部队，那麽，它是不能发挥最高的战斗力的。……从无数的经验教训里，我们都巳体验到，许多光荣的任务，最能干的男同志所不能胜任的，妇女同志却常常很容易地完成了……所以，组织一向是爱护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干部的！而且，现在我们更是要求无条件加强，扩大妇女队的！”何况在上海这样一个花花绿绿的城市，要培养各式各样的女特工，就地取材是不难的。于是，杨帆面谕薛吕二人每期考选学生，在录取女生方面，除工厂女工，及出身学校和来自妇女团体的知识妇女外，每期必须考取五分之一以上的特种妇女学生──所谓特种妇女，是指舞女、妓女、交际花、歌女、旧女戏子（如越剧京剧等）新女戏子（如话剧演员），电影明星女侍应生等，经过妇女团体或职工团体的严格考查，介绍、保送，才给予考选，大概每期在特种妇女项上取录最多的要算是舞女。考选特种妇女学生，第一个条件，固然还是政治上的可靠性，但第二个条件就不能不靠年青和美貌了。第三个条件，除了现在未婚，将来愿献身于革命，非得组织同意不结婚外，有些还干脆立下志愿书，终身为革命为人民不结婚，第四个条件呢，才是起码的文化水准。
要录取的学生成分，既然这样参差不齐，那麽，考试时，就不能统一考试了，何况干训班地址戒备森严，未经考取的学生是不能让他（她）进入的。所以各种性质不同的学生，就分开各种不同时间地点来考试了，或借某工会地点，或借某学校教室，试题也分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像对工人是一种，特种妇女是一种，知识份子自然又是一种。有时各方介绍保送投考的人数多了，录取自然就较严格了。但在一个独裁的政党下，只要头子们如杨帆王范李士英杨光池等一张条子送人进去学习，就连形式上的考试也用不着，就可以名正言顺变成“三十一”号的学生了。根据我的了解，自上海解放后，干训班的第一、二期，每溯学生只有百人，三期后增至百五十人。我离开共区后，情况就不清楚了，但陆续增加是必然的。
考取的学生成分，既然这样复杂，而学习期间又是大家同样长，只要成绩不太差，都可以同时毕业，那麽如何处理他们的学习问题，不是最伤脑筋的吗？
共产党的教有机关处理这样的问题，有着深长的历史经验。在薛吕等看起来，像这样的问题，是丝毫不感到伤脑筋的，他们会这样勉强地，同时又似乎很技巧地安排：
一、互助制度：譬如拿着以一百五十人为一期作例来说，大约学生中的文化水准是这样的：（Ａ）相当于小学程度的约占十分四，约有六十人，多数是工人干部，特种妇女和少数士兵与指挥员。（Ｂ）相当于中学程度的约占十分三，约有四十五人，大约工人和特种妇女中，也有少数是有这种程度的文化水准的。（Ｃ）相当于大学程度的约占十分三，约有四十五人，这种文化水准的人，尽是来自大学中，或知识份子的人民团体与机关中。于是他们便把这一百五十人编成五个队，每队有队长副队长，及队指导员等三人，共同领导著全队的业务学习与思想训练．每队编成五个学习组，那麽，每队三十人，每组便是六个学生了。每组内编进两名或三名小学程度的学生，再编进三名大学和中学程度的，每组的组长与学委，虽然是学生自己选举的，是轮换制的，但初时可让知识份子充任，有责任的去帮助组内文化水准低的同学学习，尤其是理论学习。当政治理论与业务理论──特工理论──的书籍或其他学习档领下来时，首先是在小组内进行学习和讨论的。那麽，文化水准高的学生，便先给水准低的学生，从认字到涵义，都帮助他们了解。到大组（队）讨论时，是必须了解了应有的阶段底内容的，否则，队长和指导员便要追查责任了──到底是学习者不努力学习呢，还是帮助者不努力帮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假如发觉学习者不努力学习，还是帮助者不肯努力有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假如发觉学习者不努力学习，或是帮助者不肯努力帮助，次数多了，是要受处分的。通过大组讨论后，再由专任教员讲授一次，这叫做上大课。上完大课后，各组再讨论，如果是各队共有的课目，上大课是集合各队在一起来上的，像对社会发展史（政治理论）国民党特务工作发展史，帝国主义特务活动概况（属业务理论）等是。如果不是各队共同的课目，如在改制六个月为一期后，前二个月是一般性理论与业务学习，后四个月是分科学习了。分科后，须重新编队，上大课时，只能有共同课目的才能集中在一起了，否则，只有各队上各队的大课，而分科编队还是不能违背如上述的互助学习制的原则的。这种制度好处固然帮助了水准低的人们，但坏处何尝不是高的给低的拖慢了呢？但共特的学习机关，既要把文化水准高低不同集在一起，又要他们一齐同时毕业，只好实施这种“拉平”的互助学习制度了。
二、补习制度：补习制度是补助上述的互助制度之不足的，在互助之外，有时还嫌不够时，共特教育机关，就常常以补习制度来补救了。但干训班的学生们，事实上照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已忙得透不过气来了，那里还能抽得出更多的精神时间来补习呢？可是，那些文化水准太低的人们，只好把午睡时间或其他休息时间与星期日抽出来，共同在一个补习班里，专习文化──这样的办法，有时，也不无小补的。
靠著互助制度与补习制度，共产党的特务教育机关，便常常把一群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妓女流氓培养成了吃人的，作威作福的特务，与文化水准高的学生们同时放出学校。
我与“三十一”号干训班的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五零年三月后，那时正是每期六个月制的学生分科后，薛吕等要我去每星期担任一个钟点，课目是：美蒋特务对进步民主党派的内线活动。这是我内行的，过去，现在，我的精神时间都牺牲在这一点上，所以，我马上便答应了。而且，只化了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便写好了一篇约二万言的讲义送过去印了。这种课目，是一部分科系的学生底必修科，它题目虽然是这样，好像是完全为了对付美蒋特务而研究“敌情”，但事实上，薛吕告诉我，要我必须在这项课目上，使学生了解（一）美蒋特务渗进进步民主党派活动的情形。（二）进步民主党派有限度的可靠性，（三）同盟者个别的与整个的转变为敌人的可能性。（四）政治保卫工作者对同盟者应有的政治警觉性。我自然是依样画葫芦了，讲义送过去一个星期后，薛吕便约我过去上大课。
参加上我这个课目的，只有两个科系的人，那是情报科与特别科的人。但因为学习情报工作科业务的学生多，编成了两个学习队，简称为，情一队，情二队。每队也是三十人，而特别工作科，虽然是一队，但却超过了三十人，这是专门训练女间谍的。别的女学生，即使是特种妇女；如果不参加这个科系而参加别的科系学习也可以。但有些女大学生，机关团体的女干部，却偏有不少高兴参加这有刺激性的学习队。因而统计起来，两科三队参加上这大课，也将近百人地聚于一堂了。
我除了与这两科学生因授课关系，有着深切的直接的了解外，对其他两科情形，他有一点间接的了解──另外两科，其一是执行工作科，有廿余名学生，女生只有二名，它也编成一个学习队，是专门研究侦察，跟纵，钉梢，公开逮捕，秘密绑票，狙击，暗杀，审讯，下刑等恐怖性的执行业务的。其一是通讯工作科，是专门研究无线电通信技术，密码，无色墨水等通讯技术，邮电检查技术，与各种传递输送情报的技术等递送情报业务的。它也编成了一个学习队，女生比较执行工作科学习队较多了。
情报工作科，读者们顾名思义，都可以猜得到，他是专门研究如何去组织情报关系，如何领导这些情报关系去搜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由国内情报到国际情报，由政治，经济，社会情报到军事情报等专门业务知识与技术的。而特别工作科的女同志们，除了具备各科的一般知识外，分科后，要专门研究的，却是：男性心理学，娱乐场所工作技术──这娱乐场所包抱了舞厅、妓院、歌坛、戏院、酒店等一切娱乐交际场所──袖珍摄影机使用法，袖珍手枪，手榴弹等使用法，毒药，麻醉药等调配辨认与使用法。甚至玩弄男性的特殊技艺，也有老于情场的女共特来教授他们，这些都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怪不得女学生们都特别感到兴趣。一直到他（她）们快要毕业，还有女生陆续申请调到这个队里来学习，迫得薛吕拒绝好几个人的请求。
“陈同志，根据你这样说法，各进步民主党派领袖，也是我们的工作物件了？”一个特别工作科的女学生，在我有一次上大课时，听我说完了“进步民主党派有限度的可靠性”时，满脸狐疑地站起来向我提问题。
“对的”。我肯定地说：“你们毕业后，如果能接近一个进步民主党派领袖的话，那些，你们对工作是有贡献的。”
“噢！………”这个女生如有所悟地坐下来。
“嘻！嘻！………我们希望陶雪英同志毕业后，马上去当李济深夫人！”突然一个男生，裂著笑脸向刚才坐下的女生高声讥笑起来。
“恭祝艾薇同志毕业后去当张澜长胡子夫人。”又一个男生向着陶雪英的左邻女生发出了笑声，哄堂大笑了。
他们是这样开玩笑开惯了。我上了几回课后，这些学生留给我的一个印象，是比军人、革大中的男女同学的关系，还来得轻松而亲密。我开始很奇怪，但仔细的研究一下，我发觉了，薛、吕们简直把（三十一）号变成恋爱窝了。学生们别的错过，他动辄关进禁闭室里，但恋爱行为，他们却是有意放纵的，而且是变相鼓励的。由入学起，他们却把男女生混杂同编在一个寝室里，以每队为单位，每期女学生约占五分二，总算每队都有相当数目了。到了分科后，他们还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就是，把特别工作科这一队女的与执行工作科的男生同编在一个大厅房里，这不是上级有意是什么呢？大家都是打着地铺在地板上睡的，夜里他们跟她们怎样“随地滚”，薛、吕们都不理会，而队长，指导员也同住一寝室，自然也“随地滚”了。有人说，连薛、吕这些高干，也可能参加一份的。我不赞同这种作风。但有个同志对我说：“不是这个办法，男学生早逃光了。”我才有所悟，稍为对薛、吕等原谅一点。可是，我仍觉这一办法，对女生学习精神影响太大了。因为，我后来了解到，这座和外面几乎隔绝的院子里几乎是天天有人打胎的，她们好像是无师自通了游击时代的真传一样，动务员们每代她们上街购物，一大叠购物单，都是“两瓶济众水，一把见连丸”（这是游击时代打胎通经的最简单药方）。再不行，就只好星期日出外求救医生了。这样的生活，对女性的学习精神是大大削弱的。但薛、吕等只求学生们感情生了根，不想逃亡就好了。我还发觉到：在这院子里，每星期几乎开两次跳舞晚会。虽然以学习上的理由，说是给特别工作科的女生予与业务实习机会，但我以为也是太多了。最多两星期一次也够了，虽然因这样的接触使男女同学玩腻了，感情更深了，但站在执教者的立场，是不应该的。
“静波同志！我们向组织建议一下，改善，改善干训班的生活方式好吗？”我终于有一次，忍不住向胡静波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因为老胡也跟我一样，是在干训班兼任一个钟点的，他教授的是：“中统系特务组织及活动概况”，是各队分科后还学习的课目。但他也跟我一样，上完课便走了。
“事情是应该建议的，可是…………”他沉吟了。
“可是什么？我看见那些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底健康，一天天损害下去，站在组织立场也好，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也好，都应该建议改善！”我一股热情地说下去。
“你冷静点吧！……要建议，最好由王大超、李子辉等开口，他们也在干训班授课呀，难道他们不了解情况么？杨部长也常常到呀，你今天早晨去上课没碰见他么？他昨天还在干训班过夜呢…………你还是冷静点吧！”他冷笑了。
我细味着老胡的话，一股热情冰冷了，觉得还是不要多嘴好。想通了，干训班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但对薛、吕辈管教有利，便是对杨部长调剂生活也有利呀。因为，淫风一开，学生们陪谁度一宵他没有问题的，否则，女生个个道貌岸然，下手便有点困难了。我又省悟到老杨为什么那样念念不忘于来干训班。原来除了重视干部训练工作外，还为了调剂生活。 这些共特学生们，雌然男女关系这样放纵，这样靡烂，但毕竟是生活在一个严格的，有计画，有步骤的特工训练机构里，只要他（她）们不逃亡，通过了第一阶段──初步学习两个月，学习一般性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一般性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再通过了第二阶段──分科学习三个月，除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外，更深入学习专门性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到达第三阶段──结束内部学习，调班外实际工作部门实习一个月。那麽，一些无知的，天真的，或者是脆弱的青年男女们，都可能变成了一群蛇般毒，狼般凶的人物了。
在第一阶段，政治部和教务部的主要任务是向每个学生查历史、查思想。填过表格，写过一次比一次详细的自白书，跟指导员作过个别谈话之后，班方便根据学生们出身的阶级成分，与参加社会工作的经历，首先在各队中分成两部，一部是诉苦，一部是坦白。
诉苦的多是过去所谓被压迫的人们，像工人、特种妇女，出身工农阶级的战士和指挥员等，尤其是让那些没有参加过组织的人，声泪俱下地控诉被地主，买办和“美蒋匪帮”的迫害，诉述自已被迫害的过程。因而，结论都是唯有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学好政治保卫工作的本领，愿牺牲一切，打垮“美蒋匪帮”。用这样的方法，对加强掌握这部分学生的心理，确是有用的。
而和这些人刚刚对照着的，是要那些出身地主、商人、官僚或者稍有点资产的家庭的人，或者又曾参加过一点反动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过组织的人（参加过组织，都曾坦白过）毫无保留地坦白出来，由控诉他（她）的父母，到控诉他（她）自己，承认错误，愿意立功赎罪，假如被认为不够坦白，那麽，不知要坦白多少次。
经过各队的诉苦和坦白之后，便集合各队在一起，诉苦者站在一边，坦白者站在一边，要诉苦者与及要坦白者都预先由政治部指定，大约要诉苦者是被认为典型的被压迫者，通常是妓女、舞女，工人等多。但被指定在全班同学面前坦白的那些人，不是被认为不够坦白者，便是被认为罪大恶极者了。上面指出，初期要逃亡得最利害的便是这些人，倘他（她）们一再被认为不够坦白时，政治部是会随时把他（她）们关起来的，情况严重时，会送到班外的监狱，甚至被秘密处决。
同时，一边学习著社会发展史，学习辩证唯物论，论新民主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简史，一边便进行查思想，考验你的劳动观点。如果发现你的思想不正确，缺乏劳动观点，或者只会嘴里说，不会用手作，而又一再纠正不过来，那麽，政治部又随时会把你关进禁闭室，严重的把你送到江苏路“政训班”（长期的反省院）或漕河泾劳动营（集中营）去，这样是被认为思想顽固反动，不堪改造，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太重，反动意识太浓厚，应予长期教育改造。有些，如果在政训班或劳动营表现得好，又可以被送回来参加下一期学习。总之，踏进此门，自由丧尽，怪不得初期要纷纷逃亡了。
第一阶段的两个月过去后，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思想，查作风，查劳动观点的最紧张阶段总算过去了，那些所谓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总算学习过了，国民党特务工作发展史、世界帝国主义的特务活动概况、列、史、毛、论政治保卫工作也学习过了，和各种简单的业务理论与业务技术也学过一点点了，于是乎，便通过了考试，总结的手续，分科学习，再编队，再编寝室──这点是很有趣的，学生们叫做“换新房”，因为，很多原来“随地滚”的“物件”变换了，编到别个寝室去了。
第二阶段的学习生活，除了专门研究上面所指出过的业务技术，和继续学些党八股政治理论外，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在这阶役，各科要学习的业务理论如下：现阶段国民党军统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现阶段国民党中统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蒋经国系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国民党工运特务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美英特务机关在中国的活动，匪保密局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党通局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蒋经国系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匪陆京士系潜伏组织破案范例研究，美特破案范例研究，美蒋匪特活动的一般规律，加上我讲授的那个课目。这些课目，使这一大群无知的，对美国和国民党情报机关毫无了解的人，大开眼界，如处身于对方的情报机关中，使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的城市，或者是一条表面寂然无声的弄堂里，但实际上，里面不知包藏着多少剧烈的斗争事件，或者竟蕴藏着一件翻天覆地的阴谋正待爆炸。这对提高一个特工的政治警觉性，对加强对“敌情”的了解与掌握，对正确了解每个特工对情报工作的认识与概念，都是非常有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编辑这些小册子，是有一部分并非根据事实，或者是全部伪进虚构，但从培养一个特工来说，总是有很大作用的。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特工理论外，情报工作科所专修的业务指导理论如后；怎样保卫党的组织与党的秘密，武装保卫工作纲要，经济保卫工作纲要、论工作关系的建立与领导、论政治保卫工作中的内线斗争，地下工作纲领与工作技术，编报业务手册……………。这些编了号数的档，小册子，是不准携带外出的，情报工作科的学生们，三个月把它学习完，也颇为辛苦了。可怜特别工作科的女生们，除了情报科所要学的这些业务理论指导大部分她们要学外，他们还要学习“男性心理学”那一套鬼东西，还要打胎，难怪她们的健康都大受影响了。
至于执行工作科与通讯工作科，除有关执行工作的业务指导说明文件，与通讯工作的业务指导说明文件外，情报科所必修的业务理论，他们这两队所要兼修的很少，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着重在业务技术的学习。
不论那一科系，在学习过程中，档的学习真实际业务的实习，都被看得同样重要的。因而，执行科的人们，有时便必须由队长，指导员领导著，集体出去，到青白小学或其他刑讯机构去实习下刑，到街头去实习跟踪、钉梢、陪着行动队去捉人，到审讯机构去助审，还未出笼，就无恶不作。至通讯科，除了到华东社会部的几个电台去向老前辈们见习见习收发报业务外，多数时间，还是留在院子内，因院子内是有几部实习的收发报机的。
五个月过去，经过考试总结后，第二学习阶段，可称结束了，可是，如果在第三阶段──一个月的实习阶段，假使接受分发实习的机构底报告，与教务部，政治部派去调查的人员底调查报告总结起来，说某某人还不行时，也许他（她）还不能毕业的。
“……现在，我真的翻身了！我的思想真的搞通了！过去，我许多年来，在舞厅里给有钱有势的人玩弄、侮辱、糟蹋，那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从今以后，为了人民，为了革命，我愿意随时牺牲我底青春，我底肉体，甚至我底生命……。”当我被许多意外的事情袭击著，正要托病住进医院，设法离开上海前，薛、吕约我参加了干训班学生的毕业礼，当我无精打采的被引进会场时，在台上兴高彩烈地这样自说自道要终生卖身给共特机关的，正是年纪轻轻的艾薇。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延安的一次送别会上，何尝不是这样兴高彩烈？但看透了毛泽东匪帮的把戏后，只有替这些年轻后辈可惜而已。
过了一些时，我住进了员警医院，几个男女学生跑来看我，说他们全体都获得毕业了，都分发工作了，有几个台湾籍同学，还派去台湾工作呢。唉，这“特工制造所”又输出了一批货色了，我不禁黯然。
像这样的，专门将好人，教导成坏人的，将天真的青年男女，制造成扰乱世界秩序的毒蛇恶兽的“共特制造所”，我是应该向自由世界公布的──我由躺在医院，一直到现在，我都这样想着，现在我终于执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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