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water 发表于 2013-4-17 10:28:04

曹长青:撒切尔夫人给男人做样板

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去世,连左派旗舰《纽约时报》讣文的第一句都这样写道:“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把她的国家从35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回来,领导她的国家打赢马岛战争,引导着美国和苏联渡过了冷战的最后岁月。”

这个评价很准确,不仅突出了撒切尔夫人最重要的贡献是扭转了英国的社会主义局势,也一语点出了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当年美国跟英国打了一仗而独立出来,但是,英美却是全球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盟友,不仅在政治军事等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价值领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强大,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确立和实践(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价值。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麦迪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被视为立国之本,其主要精神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这个重要的思想价值的源头是在英国。所以人们谈到西方,常自然地提到“英美”,而且是英国排在美国前面。

几天前,人们纪念手机发明40周年。今天电脑和手机的普遍应用(全球已有70亿手机,平均人手一机),是人类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象征。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绝非偶然。标志工业革命的突破性发明“蒸汽机”,表层是科技产物,本质是思想革命,是英国建立保护个人产权制度的结果。正是有了以保护个体权利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激发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有了蒸汽机等各种个体的发明、创造。包括今天的手机、电脑等等的发明,都是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的制度产物。

所以英国的蒸汽机工业革命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制度革命:更进一步确立保护个人发明和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革命。在蒸汽机出现一百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写出《政府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权。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得到人民授权,并保护这三大权利。政府如果做的相反,人民就有权革命推翻政府。美国《独立宣言》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理论;《美国宪法》更缘于洛克思想:限制政府权力(其目的仍是保护个体权利)。

洛克的《政府论》写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之际,而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进一步确立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其实早在13世纪初(中国宋朝时),英国就有了《大宪章》,其中最重要条款是:不经过法官和司法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不可被剥夺。包括美国目前正在激烈争论的枪支问题,也早在八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中有明文体现:个人拥有持枪权。

由此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近代史,应该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因为人的值得推崇并高歌颂扬的历史,应是个体权利和尊严开始确立并被保护的历史。

个体权利得到了保护,真正的民主制度才开始。人类的民主历程二千年来主要走了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古希腊民主和罗马元老院只是民主的雏型;真正革命性变化是在伦敦,即大宪章、政府论、光荣革命——开始确立个体主义、保护个体权利这个根本价值,最后走到建立了美国政府的费城,并在美国的实践中达到了迄今为止人类保护个人权利的最高点。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独特性(美国例外论),最主要体现在重视保护个体权利上。而这些思想都主要来自伦敦。所以,美国的伟大,是因为其站在了英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是美国的思想老师。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一重大事件,英国再次给美国做了样板,因为英国最初是独力抵抗纳粹德国。当时(民调显示)美国多数人不同意参加二战,即不赞成出兵抵抗纳粹。直到美国本土珍珠港被袭击,二千多美国官兵丧生后,美国才宣布参战。

虽然美国参战起到重要作用,这也被列入罗斯福总统的政绩,但史学家认为,二战中最重要、最杰出、最勇敢的西方领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对纳粹的坚定抵抗,他对共产苏联的警惕(大声提醒世人),他的演讲天才(发表很多震撼人心的演说),他的写作能力(写出近一千万字,并由此获诺贝尔文学奖),都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给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西方政治领袖树立了样板。

二十世纪另一重大事件是“冷战”,在人类打赢冷战、战胜共产苏联的过程中,英国又是作出重要贡献。当时是撒切尔首相,根据她和戈尔巴乔夫的接触,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共产党人的苏联领袖,可以对话谈判;然后她说服了美国总统里根,促成他跟戈尔巴乔夫交往、会谈,最后促使苏联帝国的崩溃。这次又是英国牵着美国的手,取得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内部自世纪初就开始的另一场“战争”走向更加激烈的厮杀——这就是西方的左派、右派之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严峻程度,其对保护个体权利的意义,绝不亚于二战、冷战和今天的反恐战争;而且,这将是一场人类长久(如果不是永久)持续的战争,而在这个战场,英国又是先走一步,给美国做了样板。

撒切尔夫人七十年代末出任首相时,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左翼工党二战后掌权,推行大政府、高税收的政策,结果导致英国的社会主义程度远高过美国,所以英国的改革比美国更加困难。当时英国债台高筑,失业率达13%,通货膨胀接近20%,被认为其社会主义程度快赶上共产东德了;英国甚至被称为“无法管理”(ungovernable)的国家。

撒切尔的改革不仅面临工党的杯葛,更有左翼工会(煤矿、印刷、交通等行业)的反对,还有本阵营(保守党)的妥协派制约。但撒切尔夫人不仅敢想、更敢做。她不畏阻力,强势改革,大幅减税,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税率的83%(以及非直接所得税率98%)合并降低到40%,一下子砍去一半多!同时推行私营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用撒切尔自己喜欢的用词,叫做“市场化、自由化”。她这场战胜工党左翼势力(包括工会)的大战,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不亚于她后来领导的从阿根廷夺回马岛的跨洋大战(八千英里外)。

经过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的失业率从13%降到5.7%,也是砍掉了一半多。英国的大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后,很快有了活力。在整个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时,英国能够独树一帜,成为最好之一,主要就是因为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推行充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撒切尔执政一年后,里根当上美国总统,开始了英美二十世纪后半叶最融洽、最卓有成效的亲密合作。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致力在经济领域往私有化、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向推,但撒切尔夫人面临的局面更艰难,而且她比里根早走一步,也从来不曾是左派工党成员(里根曾是民主党人)。所以说,这等于是英国又给美国做了样板。

不仅如此,在最能体现男性特色的战争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智慧和勇敢不仅超过她本国的男性,也超越美国的里根总统。在马岛之战上,里根并不赞成英国用兵,而是主张谈判解决(事实上谈判根本不可能解决)。在英国内部,不仅有左翼工党的反对,在保守党内部,也五十对五十,有一半的人不支持用军事手段解决马岛争端。但撒切尔夫人鹤立鸡群,坚持用兵,独自作出决定,更誓言自己承担后果。结果当然是打败阿根廷,赢得马岛之战,更赢得英国人的敬佩;在随后的选举中,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

除了经济和军事之外,撒切尔夫人还有另一超越里根之处,那就是她不把宗教带入政治领域。里根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宗教信仰应限于个人范畴,尤其对政治家来说。但里根时常宗教不离口,甚至把宗教引入白宫政治,被批评有损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而撒切尔夫人则鲜见在政治领域谈宗教,她最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利,是每个人的本次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虚幻的来世)。所以说,撒切尔夫人所做的,实质是一场思想革命,是清晰的恢复和强化英国《大宪章》和洛克等的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和原则的革命。或者说,她是把美国《独立宣言》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再次实践,把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的《美国宪法》精神在英国发扬光大。

撒切尔最后是因失去保守党主席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英国是内阁制,哪个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其党主席自动出任首相)。而丢掉党主席,主要因为她提出“人头税”(head tax, poll tax, capitation tax) 即按人头平均收税,这不仅极度简化了税率,更重要的是,它更为公平合理。

说“人头税”更公平合理,是因为它不再按个人收入多少而定,连单一税率(flat rate)都不是(比如10%的单一税率,年收入一百万的缴10万,年收一万的只缴一千,已经是很大差别,并不公平合理,因为富人并不比穷人使用更多的公共设施,或得到政府的警察和军队的更多保护)。但这种明显最公平合理的人头税,迄今在西方民主国家,除撒切尔夫人之外,还没有任何国家元首在任时敢提出。连实现单一税率都比登火星更难。

例如在美国,在税率改革方面走得最远的,其主张被视为“最激进”的,是《富比士》创办人、曾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富比士,他提出把等级税率简化为“单一税率”,以及上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黑人政治家凯恩提出的“九九九”税率,即把个人所得税等都削减到9%。即使连他们(还是在野)都不敢提出人头税,因为提出这种主张,别说在全国大选,即使在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都不可能胜出。而撒切尔夫人敢在首相期间提出“人头税”,并致力推动,即使遭到左派暴动杯葛,本党内部强烈反弹,也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理念,勇往直前,这在近代人类历史上,不要说女性,即使男性政治家中,也是从没有过的!

撒切尔所以这样坚持,因为她在大学时就熟读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信奉自由经济。她曾把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放在桌子上对政治同行们说,这就是我们信奉的。

撒切尔信奉自由经济,实质上是信奉“自由人”的原则。因为只有自由市场,自由经济,自由制度,才为“自由人”提供平台和可能。所以撒切尔夫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左派总是用“社会”和“公众利益”等抽象的概念(实质是群体主义)来剥夺个体的权利(包括用税收剥夺私有财产)。撒切尔夫人对“社会”这个概念的否定,是从根本上来强调个人价值、个体权利不可被所谓“集体利益”而取代的地位。

撒切尔夫人致力推行的自由经济和个人产权等原则理念,被称为“撒切尔主义”。这种主张,据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研究数字,已被全球50多个国家采用。约翰逊说,撒切尔主义不仅响彻20世纪,也走入并影响21世纪。近年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即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的运动,其实就是在信奉和实践“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夫人证明了“穿裙子的照样能当国家元首”。在东方“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和西方“女人是男人一根肋骨”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历史中,撒切尔夫人不仅脱颖而出,鹤立“女群”,在全球范围大幅度地提升了女性的形象地位,甚至超越“男群”,成为令无数男人对女性刮目的指标、旗帜性人物。

但远比作为女性典范更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给男性政治家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原则、无畏对手、迎战群体、勇敢地实践自己理念的榜样!她甚至在面临自己的内阁要求她妥协、顺应局势的阵势下,都毫不畏惧地连喊三句:“No,No,No!”人们常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却是:“我不是要共识的政客,我是坚持信念的政治家(I am not a consensus politician, I am a conviction politician)” 。在全世界一批又一批指望用妥协而赢得选举的政客们对面,是靠毫不妥协理念而成为英国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撒切尔夫人!

难怪,英国人几年前用投票,把撒切尔评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相(丘吉尔排第二,布莱尔第三)。而且连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贝克特(Francis Beckett)也作出相同结论,把撒切尔评为英国“最佳首相”,说她“政绩显著,能力高强”(也是把丘吉尔排在后面)。

丘吉尔像美国的罗斯福一样,都因领导打赢二战而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伟人。但抵抗外敌侵略,在哪个国家都很容易得到万众支持。而对内经济改革,打赢“内战”,击败社会主义思潮和势力,事实上远比战胜“外敌”更艰难。对此深有体会的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比马岛的敌人)更难对付,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

“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一语道破最明显、却最被无视的天机!

英国首相卡麦隆悼念说,撒切尔夫人“拯救了英国”。非常准确。撒切尔夫人不仅重塑了保守党,而且她改变了对手工党,迫使他们从左翼走向“中间道路”,等于体面地向撒切尔主义靠拢。后来布莱尔靠走中间道路(美国的克林顿也如此)当选首相,这位工党领袖已信奉自由经济,成为撒切尔的崇拜者了。布莱尔当政时曾制定方案,一旦撒切尔夫人去世,将为她举行“国葬”。在英国历史上,国葬是皇室专享,20世纪只有丘吉尔例外,得过这一殊荣。布莱尔不是随便说说,他甚至制定了国葬蓝图和出殡路线等;此举虽遭党内强烈反对(认为不该给对手党魁这种荣誉),但布莱尔坚持己见,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对英国政治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长河将会更加证明,如果二十世纪只评选一位最伟大的领袖,那会是撒切尔夫人莫属!如果两位,那会加上丘吉尔。两位最杰出的政治领袖都出自英国,这是英国的骄傲和伟大,也是继承英国个人权利至上理念传统的美国的幸运!拥有过一个撒切尔夫人,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2013年4月15日于美国

FRANKSTON 发表于 2013-4-28 12:23:30

易大旗:撒切尔夫人与天朝痰盂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跌的那一跤,跌得永垂史册,今日“中国梦”的信众多不知道“铁娘子”其人,却记得其事。那千古一跤长了天朝的志气,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至于撒切尔夫人对中国人之恩德,便更无人知晓。

说来这与中华国粹痰盂有关。考我族之吐痰史,本来和别的民族无甚不同,有痰便吐,奈何不常有之。查先朝典籍,并无痰盂此物,大抵彼时中华先民身心尚属健康。约莫从清朝起,国人的身子骨有点孱弱了,痰液也就多起来。深究之,亦与殖民主义有关。葡萄牙人从美洲引进了红薯,于明朝万历年间经菲律宾传入中国;西班牙人从美洲引进了辣椒与烟草,亦于明朝传入中国。前两者是恩物,烟草则不然。起初烟草在东北种植最为成功,有“关东烟”之称。它又随满人入关而传播开来,抽法从旱烟杆子到水烟袋再都巧夺天工的鼻烟壶……延绵迄今,烟患仍以天朝最烈。

国人上呼吸道的分泌物激增,未知是否与烟草有关,总之痰盂应运而生,而且上升成为地位象征。贩夫走卒的痰事可随意,官宦人家则要自重身份,没痰盂是不行的,痰盂不够端庄典雅也是不行的。城中好高髻,痰事即变成雅事。下延至民间,痰盂是个好东西,坊间嫁娶喜事,亲友送一对崭新锃亮的痰盂志贺,其间绝无侮辱之意(参阅北京 燕山出版社《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内含百年好合,有痰同吐,举盂齐眉的美好祝愿。此时痰盂已晋身为中华国粹——虽说资历有点浅。

及至红朝,痰盂更普及为家居日常用品。毛泽东是一杆老烟枪,又嗜辣,痰产量颇丰。重睹文献图片影片,老毛接受番使朝觐,脚下总摆着一尊容量甚大的痰盂。其时“中国的朋友遍天下”,朝觐者均对那尊器皿深感突兀,却偏偏无人胆敢犯颜探问。又到邓小平时代,老邓也是老枪,亦嗜辣,痰分泌堪比老毛,于是痰盂不离身侧,“好的就是这一口”。

早在文革时邓小平复出“治理整顿”,他参加了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五次中美会谈,根据美方会议记录,邓小平烟不离手,痰兴大发,“大珠小珠落玉盘”,共计吐痰十六次;尤以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与基辛格时为最,简直弹如雨下,共吐痰六次。

加拿大总理莫朗尼和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曾先后访华,两人都对邓小平烟瘾之大,痰锋之健留下深刻印象,尤是瞄准痰盂弹无虚发的奇技,委实令人骇然。

根据美国解密的记录,邓小平常在对方发言中途吐痰,对方只好停顿下来让他先吐为快。西方人讲求严谨精细几近于病态,反映到文牍上则难脱“妖魔化”嫌疑,居然不止记下吐痰次数,还记下老邓如何俯身,如何咳而吐之……总之绘声绘色。

在回忆中谈及邓小平的痰兴与那具至尊痰盂的,还有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洛德( Winston Lord)、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美国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管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尼克斯(Robert Nichols)、前美国外交官(后出任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美国教授Lucian Pye、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 Burney)等等。

然而上述诸公尽管为东道主的痰弹和射术深感讶然,却“更无一人是男儿”,当面连只言片语都不敢说。惟独撒切尔夫人犯颜直言,斗胆询问那具造型奇特的器皿是干什么用的。此言一出,连翻译都为之语塞。虽则邓公依然不吐不快,痰弹在英国女首相面前激射不已。但毕竟自此以后痰盂快速消隐,中方编辑的历史图片也尽量淡化痰盂形象,好像它不曾在国家殿堂存在过。

撒切尔夫人知无不言,不知亦无不言,这勇拂逆鳞的一问,不期然为龙的传人移风易俗。迄今痰盂除了在医院和家居长者榻前尚有立足之地,环顾街坊里弄,俱无此物。这是“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例,却算一桩功德。

然而撒切尔夫人毕竟未竟全功,痰盂虽走进博物馆,但国人痰事未艾,此乃国情所决定。盛世了强国了雾霾了,龙子龙孙的痰液分泌愈加旺盛,且听宋祖英在央视春晚高歌一曲《天蓝蓝》,绕梁三日!奈何一年剩下的三百几十日,都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于是中国无分贫富不论官民均痰风甚健。若论平等,国人的呼吸吐纳大概是“先平等起来”了,于是人人不吐不快,掷地有声。反观同为龙族基因的海外华人却南橘北枳,外间水土委实不易滋生痰液,故而只要迈出国门便痰风不再,足见“国情决定论”是有道理的。

撒切尔夫人那跌的那一跤,象征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彻底终结。据说本朝的丰功伟绩在于毛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邓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其后要解决中国“挨骂”问题。惜乎江泽民、胡锦涛两朝都未能毕其功,今有新君临朝,他早有宣谕:不许吃饱没事干的外国人来指手画脚。挨骂问题想必从此了结。

鞋子合脚与否只有自己知道,呼吸道是否畅顺也只有自己知道。以国人痰兴之高,为振兴内需及提拉GDP计,恢复和扩大痰盂制造业,此物魂兮归来,此其时矣。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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