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北京在新疆开启 最血腥恶行程序 图
本帖最后由 诚毅 于 2014-7-1 00:59 编辑美媒：北京在新疆开启 最血腥恶行程序 图
——“新疆程序，北京摘取政治犯器官的起点”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5-24 讯】
作者：Ethan Gutmann（ 编译：博谈网 周洁）
当时医院都被禁止处理维族抗议者。一名给伤者手臂打绷带的医生被判了15年徒刑，另一名被判了20年。医院的员工被告知：“如果你给治疗，会有同样的下场。”汉族和维族医护人员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http://m1.aboluowang.com/uploadfile/2014/0524/20140524102019456.jpg要弄明白今天在封闭的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什么，有时必须回朔到十年前，甚至更久的时期。
1991年秋天一个多云的日子里，在南方城市广州附近的一个山顶上或许能发现一条线索。一个小型医疗队和一名年轻的医生开着一辆改装成临时手术车的面包车，开出了中山医学院。车子在推土机推平的一块地上停了下来，他们发现那里已有一小队类似的白色面包车，茶色的车窗，车身印有醒目的红十字。警察下令医疗队为了安全起见待在车里。确实，从侧面的车窗望去，看到一排排的坑，有的已经填上了，有的是新挖的，说明这个山顶已被用作刑场好多年了。
这天计划处决36人，将有72个肾脏和眼角膜被分配给当地各医院。每辆面包车里都载有能在15到30分钟内快速摘取的手术师。开回医院后，在六小时内施行移植。没什么特别的或试验性因素。犯人的心脏可能在行刑时被损毁。
随着过去十年中国医学的加速发展，曾被视为废料的器官不会再被“浪费”掉。这并非众所周知的事，但中国的医学院教导学生说，许多穷凶极恶的罪犯自愿捐出器官作为最后的忏悔。
第一批枪声过后，面包车的门被迅速打开，两名在警服外套着白大褂的男子抬进一具尸体，头和脚还在微微抽搐。这名年轻的医生注意到，枪打在胸部右侧，正如他此前预料的那样。当第三号尸体被放下后，他开始工作。
这是一名四十岁上下的汉族男子。在面包车里，其他零售的器官被预订卖给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那名医生曾看到过文书显示这个肾脏已做了组织配型，将会移植给一名50岁的中国男子。如果不做移植，那名男子将会死亡。有了它，这人会奇迹般地从病床上起来，大约能继续正常生活25年。
第三号尸体没有特别的特征，只是脖子上有一圈紫色的勒伤。有的时候，警察会把一条金属线勒在犯人的喉咙处，以防止他在法庭上说话。这名医生琢磨过各种解释。也许警方不想让这名犯人说话，是因为他是疯狂的杀人犯、暴徒，或是精神失常。毕竟，中国的刑罚制度就如同一台绞肉机，大批处决顽固的罪犯。是的，那名年轻的医生知道这样摘取器官是错的。无论犯了什么罪，最好是让那名囚犯的遗体永远安息。然而，他的手术任务与产科医生的有什么不同呢?这也能让人获得新生。他想，也许他们不想让这个人说话，是因为他是政治犯。
十九年后，在欧洲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名医生讲出了他的疑惑。他要求我对他的身份保秘。中国的医疗当局承认绝大部份移植的器官来自被处决的犯人，但是，即便在流亡期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通常也不会说出自己执行过这样的手术。因为一旦提起，将会提醒国际医疗机构他们宁愿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死刑处决率或是摘取刑事犯的器官，而是中国系统性地消除宗教犯与政治犯。然而，虽然这名医生担心给家人和他的事业带来的后果，但他不害怕这会令中国难堪，因为他出生于少数民族维族的家庭。
在这两年中我所接触的每一名维族证人——散落在两大洲的警察、医生和安全人员，通常通过吞吞吐吐的翻译告诉我这些零散的信息。他们知道这会危及到他们的事业、家庭，而且有些人还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证词不仅仅揭露了利润丰厚的活体器官医疗需求的发展过程，也揭露了发生的一个更广泛的暴行的源头。
新疆长期以来被党用作非法实验室：从1960年代中期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导致了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的癌症率显著上升)，到近年来在塔里木沙漠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改营，估计里面能关押五万名维族人、顽固的罪犯和法轮功修炼者。当谈到摘取政治犯的器官时，新疆就是起点。
1989年，刚满20岁的尼加特·阿布德热伊姆(Nijat Abdureyimu)从新疆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特警队，乌鲁木齐公安局一支队。该单位专门从事“保障社会安全”，本质上是压制对党的威胁。尼加特是首批进入该单位的维族人之一。他的任务是在对维族人的审讯中，尤其是那些高调的案件中，充当好警察。我第一次见到尼加特时是在罗马郊外一个拥挤的难民营，他看上去身材瘦削，心情沮丧，并心存警惕。
尼加特向我解释说，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中国同事们在时时监视他的行动。但尼加特展示了一个让他们喜欢的形象：一名带着朴实笑容的小兄弟。到1994年，他已打入了政府的各个秘密堡垒：看守所、审讯室和刑场。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酷刑折磨、处决，甚至包括一起强奸。出于职业本能的好奇心，他向一名从刑场回来摇着头的中国同事打听。据那位同事说，这次是常规程序，把那些没有用的尸体踢进沟里，把有用的尸体搬到摘取器官的面包车上，但后来他听到从一辆面包车里传出似乎是一个男人的惨叫。
“那人还活着吗?”尼加特记得自己问道。“是什么样的惨叫?”
“就像来自地狱。”
尼加特耸耸肩。在这个部门他见过的草率行事比比皆是。
几个月后，要把三名死刑犯从拘留所运到刑场。此前，尼加特对其中一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很友好。当尼加特在一旁走过时，那小伙子眼睛瞪得大大的问尼加特：“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打针?”
尼加特没有给他打过针，是医务主任干的。但那名医务主任和一些司法官员都在看着他们交谈，所以尼加特顺口编道：“这样当你挨枪子的时候就不会感到那么痛。”
那小伙子微微一笑。尼加特意识到自己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个表情。等到行刑结束后，尼加特问那名医务主任：“你为什么给他打针?”
“尼加特，如果你能调到其它部门，就赶快离开吧。”
“你是什么意思?医生，到底你给他注射了什么样的药?”
“尼加特，你有信仰吗?”
“有。你呢?”
“尼加特，那是一种抗凝剂。也许我们都要下地狱。”
我是通过伦敦一个非正式的维族人关系网第一次见到恩维尔·陶提(Enver Tohti)的。他面容慈善，说话轻言轻语，嗓音略带沙哑。我承认，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只是又一位居住在公共房屋的流亡者。但恩维尔有个秘密。
他的故事开始于1995年6月的一个星期二，当时他是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普通外科医生。恩维尔回忆了与顶头上司主任外科医生一段不寻常的谈话。
“恩维尔，我们要去做件兴奋的事。你在野外做过手术吗?”
“没有。你想要我做什么?”
“准备一个流动医疗小组，要辆救护车。让每个人明天早上九点在前门外面集合。”
周三上午，天空晴朗无云，恩维尔带着两名助手和一名麻醉师进了救护车，跟在主任的车后，出了乌鲁木齐朝西开去。救护车里洋溢着野餐的气氛，直到他们意识到他们在进入西山警戒区，这是专门处决政治异议人士的地方。
在一座陡峭山坡旁的泥土路上，主任把车停了下来，他走回来对恩维尔说：“当你听到一声枪响，就把车开到山那边去。”
“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恩维尔，如果你不想知道就不要问。”
“我想知道。”
“不。你不会想知道的。”
主任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就转身回到车里。恩维尔看到，在山那边似乎有些荷枪实弹的武警。周围还围了些平民。恩维尔半开玩笑地对同伴说，也许那些是等着交子弹费和收尸的家属，同伴们回应的笑话更荒唐，试图打破这紧张的气氛。后来他们听到一声枪响，可能是齐射，于是就把车开到了刑场。
恩维尔紧跟着主任的车，由于专注于路况，他没有好好看过周围。他只记得有十具、或者二十具尸体躺在山脚下。武警看到救护车，就挥手招呼他们过去。
“这个。就是这个。”
只见一名一身海军蓝衣服、大约三十岁的男子趴在血泊中。所有的犯人都剃了头，只有这个人留着长头发。
“就是他，我们要在他身上动刀。”
“我们为什么要动刀?”恩维尔触摸着那人的颈动脉抗议道。
“快点。这个人已经死了。”
恩维尔身体发僵，纠正道，“没死，他还没死。”
“快动手，摘肝脏和两个肾脏。马上!快!动作要快!”
按照主任的指令，大家把那具尸体搬进了救护车。恩维尔感到自己麻木了：只是去剪开衣服，只是把四肢固定在桌子上，只是打开腹腔。他努力按照常规去做——消毒，尽量减少暴露，画上切口。恩维尔疑惑地看了看主任。“不用麻药”，主任说，“不需生命供给”。
麻醉师只是叉着手站在那里，有点像无知的农民，恩维尔心想。恩维尔冲他嚷道：“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到底该做什么呢，恩维尔?他已经没有知觉了。如果你刀子切下去，他也不会有反应的。”
但是他有反应。当恩维尔的手术刀切进去时，那名男子的胸部痉挛性蜷了起来，然后又反蜷回去。这时恩维尔有点狂乱起来，他转向主任问，“我应该切多深?”
“尽量切宽切深。我们在赶时间。”
恩维尔动作利落，也不用夹子了，右手切，左手把肌肉和软组织拨到一边，只有在确保把肾脏和肝脏切割干净的时候才慢下来。即便在缝合的时候，恩维尔也感到那人还活着。他没有做内部缝合，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只要让尸体看上去“像样”。“我杀了人”，恩维尔内心痛苦地嘶叫着。他再也不敢看那张面孔，就像杀人犯不愿意再看到受害者一样。
医疗队默默地开回了乌鲁木齐。
周四，主任外科医生找到恩维尔问道：“所以，昨天，发生什么事了吗?昨天一切正常，对吧?”
恩维尔答道：是的。他花了几年才明白活体器官在新的受体身上具有更低的排斥率，打在胸膛上的那颗子弹除了最初那个痛苦，或许起到了某种麻醉的作用。恩维尔做了他所能做的，他为那家人把尸体整齐地缝好了，并在15年后，恩维尔披露了在那个星期三发生的事情。
对于尼加特而言，直到1996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大约是子夜，牢房早就熄灯了。尼加特和医务主任在拘留所的值班室里。两人的谈话停顿了一下之后，医务主任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尼加特觉没觉得那里闹鬼。
“到晚上的时候是觉得有点怪”，尼加特答道。“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这里杀了太多的人。那些人都是冤死的。”
尼加特终于明白了。那个抗凝剂。每次从刑场回来后给支队昂贵的慰劳餐。牢房里的便衣警察游说犯人们在捐献器官的声明上签字。现在医务主任全都承认了：那些文件是真的。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些囚犯在被解剖时事实上还是活的。
“尼加特，我们真的会下地狱。”
尼加特点点头，拉开啤酒瓶，脸上没有笑容。
1997年2月2日，巴提亚·赦姆什丁(Bahtiyar Shemshidin)开始怀疑自己只徒有警察之名。两年前，新疆西部城市伊宁市公安局把巴提亚招进缉毒支队。巴提亚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他高大、英俊、透露出有权威的维族人气质。巴提亚最终到了加拿大，但他对自己当初的理想记忆犹新。那时，巴提亚并不把自己视为汉族的合作者，而是一名紧急救援者。
几年来，海洛因在伊宁泛滥，如同中世纪的瘟疫，击倒了年轻的维族人。可是在缉毒队里，巴提亚迅速意识到汉族海洛因毒犯受到了当局的悄然保护。招募他其实也是在玩诱饵与调包。他的汉族上司不派他去稽查毒贩，却让他去调查麦西热甫。麦西热甫是一种传统的维族聚会，提倡洁身自好、运动及维族的音乐和舞蹈。如果麦西热甫像是抵御鸦片入侵者的传统中药那样繁荣，中共当局会把它读作是对国家的变相攻击。
1997年1月初，开斋节之夜，整个伊宁警力——包括所有维族及汉族警员，突然被下令上缴枪支以供检查。大概一个月后又发还回来。但是巴提亚的枪被扣下了。巴提亚找到控管枪支的汉族官员询问，他被告知“你的枪有问题”。
“什么时候能修好?”
那名官员看了看手里的名单，耸耸肩，然后抬头盯着巴提亚说：你可以走了。那天下班前，巴提亚发现：所有汉族警员都拿到了枪，而所有维族警员的枪都有问题。
三天后，巴提亚明白了这是为什么。2月5日，大约有一千名维族人聚集在伊宁市中心。此前一天，当局逮捕了六名妇女，都是穆斯林老师，都是麦西热甫的参与者。据说她们被折磨得很惨。那些来的年轻男子没有穿冬季厚重的衣服，以示自己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然而，不知是否是计划好的，汉族警察朝抗议者开枪。
伊宁事件的死伤人数至今不明。巴提亚记得警察内部估计约有400人丧生，但他没看到。所有维族警察此前都被派到当地监狱“去审问犯人”去了，并在整个事件期间被关在那里。不过，巴提亚确实看到很多维族人被赶进监狱，光着身子被扔到雪地上，有些人在流血，有些人受了内伤。伊宁的主要维族诊所被勒令停业，汉族特警逮捕了十名大夫，并毁坏了诊所的救护车。
随着四月末被抓的人数激增，监狱人满为患，每天都有维族政治犯被挑出来处决。4月24日，巴提亚的同事亲眼看到八名政治犯被杀。让他们惊讶的是当时有“摘取器官的特别医疗车”和医生在场。
在欧洲，我与一名在伊宁事件后曾在伊宁一家大医院工作的护士谈过。她很紧张地要求我不要提供她的任何个人细节。她告诉我说，当时医院都被禁止处理维族抗议者。一名给伤者手臂打绷带的医生被判了15年徒刑，另一名被判了20年。医院的员工被告知：“如果你给治疗，会有同样的下场。”汉族和维族医护人员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汉族医生宁愿让处方堆积在那里，也不给维族医务人员药房的钥匙，而维族病人只能拿到正常药量的一半。
伊宁事件后不久，一名年轻的维族抗议者的尸体被从一家军队医院运回家。也许他被缝合的腹部只是因为尸检造成的，但这激起了又一轮的骚动。之后，所有的尸体都被裹起来，在枪决的地方就地掩埋，有汉族士兵在墓地巡逻，其中一个墓地距离现在的乌鲁木齐机场不远。
到了六月份，这名护士遇到了一个新的案例。一名年轻的维族抗议者被捕后被打得很惨，他的家人交钱把他赎了出来，发现他的肾脏已严重受损。他的家人被告知到乌鲁木齐一家军医院就诊。在那里，医生告诉他们：一个肾脏需要三万人民币(折合4700美元)，并保证移植的肾脏是健康的，因为供体是一名21岁的维族男青年，与他们的孩子一样。那名护士得知器官“供体”实际上也是一名抗议者。
1997年早秋，一名年轻的维族医生刚在新疆的农村做血液测试回来，并将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医院开始其医生生涯。我们姑且叫他穆拉特(Murat)。两年后他开始计划逃到欧洲。几年后，我在欧洲见到了他。
一天，穆拉特的导师悄悄地通知他，有五名汉族的党政官员，大人物，因器官出了问题已住进了医院。现在他给穆拉特分配任务：“到乌鲁木齐的监狱，政治犯的部门，不是刑事犯部门，做血液测试。取小量血样，只需测血型就可以了。”
“那组织配型呢?”
“穆拉特，先不考虑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先测血型。”
抓着授权书，在医院一名助手的陪同下，满是书卷气的穆拉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近十五名魁梧的维族硬汉，年纪在二十多快三十岁。第一名囚犯坐下来，看到针管时恳切地说道：“你和我一样是维族人，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有要害你。我只是来采血。”
听到“血”字一切都混乱起来。那些男子吼叫着，惊恐地要离开，警卫咆哮着把他们拉回去排队。那名囚犯叫喊着自己是无辜的。警卫抓着他的脖子使劲掐。
穆拉特突然注意到那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许正在监视他，看他是否心生恻隐。“只是为了你的健康”，他平静地说道。“只是个健康检查”，抽血时穆拉特一遍一遍地说。
回到医院后，他问导师，“那些犯人都被判了死刑吗?”
“是的，穆拉特，是的。别再问了。他们是坏人，是国家的敌人。”
不过穆拉特还是不停地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了解到了整个安排。一旦找到匹配的血型，他们再进行组织配型。之后那名政治犯会在右胸上吃颗子弹。那些官员将会得到器官，从病床上起来，出院。
六个月后，接近伊宁事件第一周年的时候，有五名新的官员住进了医院。导师告诉穆拉特返回到监狱政治犯的部门去再采取血样。这一次，他告诉穆拉特说摘取政治犯的器官是正常的。出口交易日益增长。流量很大。军队的医院在领头。
到了1999年初，穆拉特就再也没有听说摘取政治犯器官的事了。也许这样的事结束了，他想。
可是新疆的摘取程序传播开来。到了1999年底，毛泽东以后中共公安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消灭法轮功，超过了对维族人的镇压。据我的估算，高达三百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送劳教劳改。到2008年奥运会前，约有六万五千人心脏还在跳动时被摘取器官。还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藏人可能遭遇了同样命运，具体数字不清楚，但会小得多。
有些人会指出，中国医疗系统最近的声明承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中国的医疗环境并不是完全道德的，这说明问题有了起色。外国投资人推测，中国最终会在某一天，或者已经，废除摘取器官，转向利润更丰厚的药物及临床试验业。虽然这样的说法令人欣慰，问题是许多报告，甚至一些来自一年前的报告，揭示了中国并没有废弃新疆的程序。
2009年7月，乌鲁木齐爆发了维族和汉族间的血腥冲突。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到乌鲁木齐，赶走了西方记者，切断了互联网，并在后来的六个月里悄悄地，大多是在夜间，抓走了数千名维族男子。根据被抓的维族人透露出来的消息，一些犯人被拉去做仅仅旨在评估其器官是否健康的体检。这些信号也许不明显，但它们是一致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一个向超级大国快速迈进的国家，不仅践踏人权——这个不是新闻，而且在十几年里，滥用人们最信任的医疗领域知识，执行用人权法律术语所称的有针对性的群体灭绝。
当尼加特坐在瑞士纳沙泰尔难民署，等待哪个国家给予他难民身份的时候，他向我、也向其他人供认了真相。但是在一个急于不要冒犯中国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要听他的陈述。恩维尔参加了英国下议院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人权研讨会。当国会议员征询听众提问时，恩维尔站了起来发言，他第一次讲述自己杀了人。我做了笔记，但是没有一名英国议员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记下了恩维尔的联系电话。
这些暗示非常明显，维族人只能靠自己的决断来解决问题。1300万维族人，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绝望。他们也许会武力抗争。战争或许会到来。到了那一天，当全球的外交家呼吁与北京对话时，希望每个国家能看看事情的起缘与良心。对我而言，如果我的犹太姓氏告诉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也许不能完全为死者复仇，但没有人会接受被无休止地致命压迫。
(译文略有删节)
原文链接：The Xinjiang Procedure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旗帜周刊》201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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