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主义治国，为何会治成人间地狱
本帖最后由 kula 于 2015-1-25 13:07 编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于仇恨与欺骗的血腥革命理论，批判的文章和专著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暴力夺权成功之后，用马克思主义治国，为何不能实现其“美好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承诺，反而会建成人间地狱，其中原因，可分列阐述如下：
1. 唯物论的共产主义社会，无法满足人们心灵的需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极大丰富，可以按需分配，人人都获得满足，于是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就建成了。但问题在于，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基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其中的最大错谬，是只重物质而无视心灵，以为只要满足了物质需求，人们的心灵也能获得满足。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亿万富豪患抑郁症，要通过吸毒、玩各种荒唐刺激游戏等方式，来暂时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了。
2. 物质如何丰富，都填不满自私和贪欲的深渊
建成人间天堂的最大障碍，是人们的自私和贪欲；等级与特权制度，是此二者的催化剂，为它们推波助澜。
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极大地低估，或者说无视了人们的自私、贪欲的作用。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就可以令人人都满足吗？事实是，富可敌国的大贪官，仍会继续海吃鲸吞国库民财；领土辽阔的大国帝皇，仍会继续四处征伐扩大疆土；自助餐里，如果没有不准外带的规定，一个顾客就可以把整个餐厅的食物都带回自家去。这些事例都证明，欲壑难填，人的自私和贪欲是可以无限膨胀的，以为只要物质极大丰富，就可以满足所有人？那如果有一个人，要独占全部社会财富，全占了还觉得不够，怎么办？
3. 取消货币，就能建成理想社会？
据说钱是万恶之源，那我们不妨设想一种社会，取消了货币、按需分配，那人们是否就会失去无限赚钱的动力？
答案是，没有了货币，人们会去收集、储藏越来越多的物资，以物易物，然后某些东西会成为流通货币。
4. 用强权统管一切，结果造成全面奴役
对以上问题，共产党的解决方案是，把一切社会财富和资源都集中由政权掌握，把人民的衣食住行以至思想等一切都管起来，“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用强权禁止交易、禁止私人储藏物资，例如毛泽东时代，严打“投机倒把”、禁止农民私自储粮，要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
结果，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彻底成了奴隶，普通平民确实不能贪得无厌了，甚至连日常衣食都短缺，以致大饥荒饿死人了，但高官权贵们呢？他们把“公有”、“国有”、“集体所有”的物资财富，全部当成自己所有，任意支配和挥霍，甚至在大饥荒之时，仍然坚决不开仓放粮，仍然要用粮食来酿酒，仍然要加大粮食出口！
这里共产党又呈现出其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用政治强权压抑了民众的自私和贪欲，另一方面却让高官权贵们的自私和贪欲极度扩张、肆无忌惮，甚至发展到极其残忍的地步。
全民受奴役的社会，自私和贪欲并没有消除；等级与特权制度，又使高官权贵的自私和贪欲极度膨胀扩张，于是，共产党高官们所享受的人间天堂，对于被剥夺一切、被彻底奴役的民众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
也正因如此，共产党权贵对权柄的痴迷、死硬、顽固，达到了匪夷所思、不顾一切的地步，因为正是专制极权，使他们能享受“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能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奴役、驱使、侵害民众；一旦失去极权，不再能任意奴役大批民众，纵使仍享有优厚的待遇，他们也会感到极大的落差，所以他们要拼命反对“自由化”、反对民主和普世价值，要坚持永远奴役人民。
5. 对人的自私和贪欲的两种约束
从上述事例可见，无论平民抑或官员，其自私和贪欲都可以无限膨胀，不管物质怎么丰富，都满足不了无限膨胀的胃口。
在民主法治社会，对人的自私和贪欲有两种约束：硬约束和软约束。
硬约束，就是制度约束，即三权分立、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法治社会；
软约束，就是宗教信仰、道德感化。
软硬两种约束互为补充：软约束使人们自制、知足、谦让，使社会有温情，不是冷冰冰的只有严刑峻法；硬约束令不信宗教、没有道德的人也要受到制约，不能无法无天。
两者之中，软约束，即宗教信仰和道德，才是真正的根本，因为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如果执行制度的人普遍腐败、互相串通包庇，他们就可以让制度形同虚设，甚至颠覆制度。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制度建设。要保证分权的各方互相制衡，而不是相互串通，就要使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出发点。
例如官与民，就是存在利益冲突的一对，通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让民对官进行监督，民不会倾向于包庇官，因为包庇官就会损害民众自己的利益。
6. 只有软约束的理想社会
只有软约束的理想社会，就是宗教里的天堂、净土，由于里面所有成员的道德水准都极高，所以不需要外加强制力的硬约束。
在人世间，这种社会，理论上也有实现的可能，方法是选拔一群真正道德高尚、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损人利己的人，组成一个无政府社区。真正道德高尚，以及无政府、无等级、无特权，使他们不会争权夺利、搞阴谋诡计，从而使强制力的硬约束不再需要。
注意，这种理想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是社会全员道德水准极高。 如果全员道德水准极高，哪怕物质财富贫乏，也不会出现争权夺利；反之，即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只要人们有自私和贪欲，天堂就不可能在人间实现。
所以，在人世间，这种只有软约束的理想社会，只能通过一群道德极高尚的人组成社区来实现，而对于一个国家，由于里面各种人都有，情况复杂，若没有法律等强制力的硬约束，就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恶人横行、天下大乱。
7. 共产党对两种约束都反对
不幸的是，共产党对上述软硬两种约束都反对。
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伦理的，马克思本人的言论，及《共产党宣言》里的文句、对公妻制的提倡等，都是确凿证据。所以共产党残酷打压宗教信仰、迫害宗教信众、破坏人文道德、鼓励人们父子互斗、骨肉相残等。而且，共产党刻意建立逆淘汰的选拔机制，用以选拔出最大的恶棍：谁最能媚上、告密、斗人、陷害人，谁就最受赏识、升官最快。
至于分权制衡、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新闻自由等，共产党更是竭力反对、严防死守，绝不允许出现一丝缝隙。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原教旨有一点不同，他们不敢公然提倡公妻制，他们树立了“雷锋”这一“助人为乐”的偶像，还一再宣称“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等等。
但是，“雷锋”这一偶像是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当某人被党定性为“阶级敌人”时，雷锋对他就不再“助人为乐”了，而是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宗教、反道德、反伦理，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坚决反对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新闻自由，所以“党员干部要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必然成为空话，共产党被评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更被认为是在蓄意欺骗人民群众。
对于法律，《共产党宣言》是明确反对的，毛泽东本人也公开宣称要“无法无天”，但到后期，共产党自己也宣传要“依法治国”了。
然而，共产党本身的专制极权理念、阶级专政理论、“无法无天”理念等，是与依法治国完全冲突的，所以“依法治国”也成了空话和谎言。
8. 人间乐土的要件 --- 自由
笼中的鸟儿，饮食再充足，也不如自由翱翔天空的鸟儿快乐；专制社会中，平民纵能衣食无忧，也只是巨型监狱里的囚徒而已。
人间乐土，自然要人人快乐；若人们没有自由，又怎能有真正的快乐？
宗教信仰和道德感化，让人们知足、知止、自制、为他人着想，这些都是基于自愿、自觉，而不是强制的。如果是被强权统管一切，而不得不表现出“有道德”，便不是真正的有道德。法律、军警等强制力量，应该只针对作为社会少数的违法犯罪者，而不是用来统管一切、窒息一切。
所以，人权和自由，是人间乐土，或曰理想社会，的关键要件。
很不幸的是，共产党也反对人权和自由，还将人权和自由蔑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叫嚣“没有绝对的自由”云云，似乎只要没有绝对的自由，共产党对人民的专制和奴役就变成合理了。
9. 马克思主义乃外道、魔道 --- 错误的建构、错误的树敌、错误的手法，导致灾难的后果
综上所述，构成人间乐土的关键要件，共产党全部反对，全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们不能建成人间天堂，只能建成人间地狱。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天堂理论，始于错误的建构，树立了错误的敌人，主张了错误的实施方法，因而必然造成灾难的后果。
以佛法观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实乃外道邪见。何谓外道？心外求法即为外道。真正的天堂净土，需要心灵的彻底纯净，才能达到；而马克思的理论，从目标、方法，到结果，都是舍本逐末、向外驰求，与真理完全背道而驰，故为外道。
再者，一般谓修行能升天的，才称为外道；若不能升天，反堕入地狱的，则不仅是外道，更是魔道了。
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各个方面，都与真理完全违背、完全颠倒的，所以其不仅是外道，更是魔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绝不会是人间天堂，只能是人间地狱。
证据资料：马克思明确反道德、反宗教、反法律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
《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写道：
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共产党宣言》第二节写道：
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共产党宣言》第二节又写道：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著名的共产国际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 Bakunin 说过：
“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
列宁：“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恩格斯于1847年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时，恩格斯自己说：“推荐一个工人只是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荐他的人则投了票给我。”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职演讲中说：
“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和习惯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这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里面。”
Of all the dispositions and habits， which lead to political prosperity， Religion and Morality are indispensable supports. In vain would that man claim the tribute of Patriotism， who should labor to subvert these great pillars of human happiness， these firmest props of the duties of Men and Citizens......And let us with caution indulge the supposition， that morality can be maintained without religion.
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说过：
“最好的宪法，最好的法律，也不能保证给普遍败坏的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Neither the wisest constitution nor the wisest laws will secure th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a people whose manners are universally corrupt." -- Essay in the Public Advertiser, 1749, Samuel Adams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过：
什么人是共产党人？那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什么人是反共人士？那是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Ronald Reagan
杀人指标再次证明共产党是魔教。共产党用人血来祭恶魔
http://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5/01/201501290859.shtml
近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历史学家宋永毅主编的《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在美国出版。这部数据库收录了9089篇当时的原始文献，原生态呈现了1949年中国大陆权力鼎革之后的变化——政治上的清洗，财产上的瓜分，道德上的虚伪，人伦上的扭曲。透过数据库里的文献，透过那些极权主义领导人冷血无情的讲话，指示，报告，批复，透过报纸杀气腾腾的社论，空洞无物，虚假造作的宣传报道，透过内部参考，内部请示材料，透过数据，我们看到了一个沦陷的时代，无数人在绝望中挣扎的同时，一大批得势的新贵如何蘸血狂欢，仿佛如同丛林中的土著得胜之后执掌死人的头骨癫狂舞蹈，也如同《魔戒》之末日山下，黑暗魔君索伦整合的强兽人，半兽人的部队，戈铤如血，步声勾魂，地狱的烈火把魔鬼们的兵器映照得通红。
杀人如草不闻声。在1950年代初，杀人竟然有了指标。当代网友们经常调侃中国有计生委，还应该有“计死委”。其实，“计死委”在1950年代就实际地运作着，只不过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把谎言的实质撕开，“计死委”一定会包装在诸如镇反委，公安局之类堂皇动听的名目下。宋永毅教授在该数据库的总导言中指出：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七十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
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见：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了。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到五亿计算，应当大略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
杀人竟然有指标，杀人指标竟然有批示，暴君和暴政千古皆有，但以冠冕堂皇的主义的名义，按比例杀人，应该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在俄国文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提到苏俄也有杀人指标，杀人指标以电报的形式在邮局间传递，但以暗语：肥皂指代。送多少箱“肥皂”来，即处决若干名人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和科学社会主义还真是20世纪一根极权藤上的两个瓜，纳粹的集中营里焚尸炉烟火正旺，人体做成了肥皂/人皮灯罩，共产主义的古拉格/夹边沟/劳改营处决人犯也是小菜一碟。
数据库不仅按年代，而且按主题，可以搜索到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原始文献。在主题“乱打乱杀和杀人比例”下，看到毛氏对各省镇压反革命的批示比比皆是，可见毛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抓得细，抓得深。看这一“杀人谕旨”，比研究康雍乾时代的谕旨朱批，更能窥见中国暴君们如何既要立牌坊，又要行暴政之实。从文字表面看，虽然毛氏也强调不要杀错了，可早杀可晚杀的宁可晚杀，也去信给所谓民主人士黄炎培通报杀人状况，但总体而言，杀字当头，杀星高照，毛氏政权的杀人比例，比张献忠屠川，气派大得多，手笔大得多，人数多得多，总数目比之蒙元屠常州，长沙，比之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远远超过。
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西南局4月10日电发给你们，请对其中杀人比例的问题和将杀人捕人批准权提高一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电告中央以便中央讨论和决定。
杀人比例问题二月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也已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及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超过得太多似乎不妥。-----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则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千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人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上“准”和“狠”了。（引自数据库：《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
研究毛泽东的杀人指示，还应该考虑两点：其一，似乎毛的指标比起贵州省提出的杀人千分之五的指标，显得仁慈，但是古来暴君尤其是清朝皇帝在大案要案时，都会暗示怂恿朝廷亲贵拟定对囚犯最严重刑罚，然后由皇帝恩准减轻一级，以示皇恩浩荡，老毛熟知古代厚黑术，这种示恩手法，焉能不知？其二，毛比起他的下属们，眼光不仅停留在杀人立威，巩固新政权上，也看到了帝国需要奴隶劳动力上，人都杀光了，奴隶不就少了吗？如按千分之五杀，“西南，中南，华东三大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损失这样一批劳动力，毛认为不值。暴君的算盘和账本当然不会这样算的，人头和人血都是自己账本上的收入和支出，得估算好平衡点/盈亏点。
人世间的谎言或许还会镀出金边来，但在历史和时间的洞察下，许多谎言都会显示其原形。杀人指示不仅让我们洞察暴君的心态，而且还可以看见“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一波，高岗同志”等暴君的战友与随从，是如何在这一暴政的大戏中演出自己“忠诚的刽子手”的角色，别忘了，在毛太祖安然躺在水晶棺的时候，他的战友与随从们正在分享血酬。这一杀人指示的涉及者后裔，也打造着当今中国的政治版图，虽然高岗和饶漱石已经自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权斗中身败名裂，但政治报偿，对于其他人都是极为丰厚的。
1950年代是一个恐怖时代的开端，百万亡灵沦为政治权力和极权实验的牺牲品。他们大部分已经尸骨无存。他们倒毙在极权隆隆碾过的战车后，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也大多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许多人亲人反目、父子成仇、夫妻举报、、、、、、无数人伦惨剧伴随政治惨剧而生。
杀人如草果然不闻声吗？在历史与时间之河的黑暗深处，一定有人去追寻真相，还原史实。任何烛照极权穴窟阴森白骨的火光，任何“抓住那杀人犯/谋杀犯！”的呐喊，都会让那些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权/以主义的名义推行暴政的刽子手们心惊肉跳，夜不能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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