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和什么“大民主”根本就不搭界
文革是“大民主”吗？不是！这个所谓“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完全是在毛泽东的一手操纵之下，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个模式，从延安整风到土改反右，到四清到文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派出由最铁杆的共产党棍们组成的工作组领导运动，再由党团积极分子们带头，以“大民主”的面目贴出大字报小字报，实则他们揭露攻击的对象都是运动中要整肃的“阶级敌人”，都是事先预谋的，然后带头发言，而且言辞激烈，煽动性极强，用这种方式钓鱼上钩引蛇出洞，制造文字狱和冤案，引诱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倒霉蛋们掉入罗网陷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祭品。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盲从乱搞吗？当然也不是！文革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按毛泽东的阴谋在“正搞”。这个“正搞”，被毛左们称为“伟大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是想把刘少奇建立的干部系统全部打乱，利用红卫兵的青少年狂热，先从文化上打乱，然后从平民百姓最痛恨的基层干部开始清算，再把火往上层烧，最后烧到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老毛发动文革所做的一切，都是按自己事先筹划的蓝图，按部就班的进行，甚至不惜挑起全国内战（武斗）。用他自己的话说：“乱了好！乱了敌人，团结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天下大乱，才能实现天下大治”。为了不乱到自己头上，毛也在不断的拔正航向，一直在发出“最高、最新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都是按老毛旨意拟就，经他严格审阅后才发表，所以才有“伟大舵手”这个称谓。
这并不是在夸耀老毛有什么雄才大略，赞美他是老谋深算。因为任何人，想做成一件大事，必先有一番筹划，老毛发动文革的用心，就是把国家搞乱，因为只有大乱，才能乱中夺权，这个路子和他搞乱国民党的天下是一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其舆论”。文革初期全国规模的文化大批判，就是为天下大乱造舆论。从历史看，中共搞的任何政治运动，也都是舆论先行，这已经是老套路了，最常用的是先散布谣言，造舆论煽动，进而政治栽赃。推翻国民党政权就是利用“左联”造文化舆论，后来的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直至文革，也都是这个套路。
有人会疑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在党内说一不二了，有必要发动文革来打倒一个政敌吗？这是不清楚中共历史，在中共党史上，这样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多次，在江西，延安，都有前车之鉴。文革前，毛因三面红旗失利造成大饥荒人相食，丧尽人心，七千人大会后黯然下野，失掉了权力。毛认为这是接班人刘少奇在搞他，如何从刘少奇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力，是他在1962－1965这三年中一直在酝酿的阴谋，在此期间也没闲着，一直在以党主席的权力呼风唤雨搞“四清”，提高愚民百姓的“阶级斗争观念”。四清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必然要整倒一大批干部群众，这就是制造民怨，为下一步的天下大乱做铺陈。
毛是不怕乱的，他自己就是个混世魔王，早在文革前的庐山会议上就为搬倒彭德怀而扬言上山打游击，用天下大乱来挟持全党：你们不听我的，那我就打碎你们的坛坛罐罐，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想乱起来，必须有人民群众参与，这就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拉一派打一派，制造群众对立，然后再把一切罪错栽赃给对手，是他的拿手好戏，整个文革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都是毛泽东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的产物。
红卫兵这个组织，是不是象义和团那样是民间自发的？我认为不是，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其实是此前中学校班级中的文化批判小组的转型，这种文化批判小组是“停课闹革命”后，由共青团和班干部带头发起，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皆由党团积极分子组成（后来的红卫兵组织中各种“战斗队”“兵团”，也承继了这种形式），“老红卫兵”成员，基本都是干部子弟或党团积极分子，并非普通学生，既不是自发的，也没有半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纯属奉旨“造反”，而且有深厚的官办背景。
“红卫兵”，只是这类文化批判小组的一个名称，因为名称响亮而一炮走红。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革军革干子女，也就认为群众按《516通知》精神贴了自己爹妈的大字报是“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提出了“红卫兵宣言”，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目标，还是四清运动的斗争对象“四类分子”，这也正中毛泽东下怀，正好可以利用红卫兵对“阶级敌人”实行族群灭绝。所以文革的自始至终，红卫兵的“盲从乱搞”都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下，是在两报一刊社论和首长讲话的支持下，总之都是在老毛的领导和支持下，至于他们保爹保妈，可以先姑妄听之，下一步再说。当年还有这样一个荒唐逻辑：北京有了“三家村”，那么全国各地就一定也有“三家村”“四家店”，这叫“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中学红卫兵之后，才有了老毛直接操纵的大学红卫兵（北京红三司），开始把火烧到省市至中央一级的“党内走资派”，这时，爹妈还没被“打倒”的老红卫兵如宋要武等，还在各地煽风点火，打倒别人爹妈（走资派）的同时，也在保自己的爹妈（革命干部）。北京西纠、联动红卫兵成立后，沈阳也相继成立了凶恶的老红卫兵，为了突出军干子弟的特色，干脆就叫《红后代》，这是借了宋彬彬的光（宋任穷是东北局一把手）。《红后代》成立那天，沈阳市举行了纳粹冲锋队式的盛大庆典游行，沈阳军区给红后代配备了军车，摩托车，还发行了精装印刷与《红旗》媲美的《红后代》杂志创刊号，《红后代》们在中山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集会过后，各校就都开始了破四旧打砸枪，暴力批斗“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组织从成立那天起到解散，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等。这些社论无一不在煽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毛的《炮打司令部》是作战令，两报一刊社论则煽动了全国批斗风和打砸抢浪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就有讲话鼓动“怀疑一切”，各种“首长讲话“都在煽动“革命打砸抢”和“红色恐怖”，主张“天下大乱”，当时每个“革命师生”都在“紧跟毛主席”，甚至准备跟随毛重上井冈山。于是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就都乱了起来。
如果说低年级的中学生天真幼稚、缺乏政治头脑，那么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生或校领导等成年人呢？还有宋彬彬刘进等高年级中学生都已经入党了，能算是天真幼稚、缺乏政治头脑，不懂事吗？显然不是！领导中学生们破四旧的，正是谭厚兰这样的成年人大学生，而指使谭厚兰砸孔庙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康生，康生秉承谁的旨意？当然还是毛泽东！红卫兵的另一重要使命是革命大串联煽风点火，进驻各企事业单位“揭开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发动厂矿企事业的群众“造反”，这套模式与中共历史上操纵的学运是一样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煽动他们“闹革命”，另一方面，被毛泽东控制的“两报一刊”和“首长讲话”则给予来自中央的支持，最后干脆就动用军队“支左”，以致因军队的介入而导致全面武斗。整个文革都是在毛泽东的一手操纵之下，和什么“大民主”根本就不搭界。
有很多“牛鬼蛇神”忍过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却没忍过文革后期的军宣队工宣队，这一时期，“牛鬼蛇神”不仅是被毒打虐待大量死亡，自杀率和非正常死亡率远远超过了运动初期。这是因为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一样，运动初期是群众斗群众，后期是国家机器专政。运动初期的批斗“牛鬼蛇神”不是天天批，虽然被监督劳动，但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运动后期的群众专政，是每天一早一晚下跪“向毛主席请罪”，要被轮番巡回式的批斗，即这个单位的牛鬼蛇神到另一个单位，换位批斗，每次批斗都少不了被毒打，每天还要挨专政队的一两顿毒打，没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了解这个时期恐怖的。在这一时期，所有的旧中国过来人，所有对中共和毛泽东心怀不满的都人人自危，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运动后期的“清队”，表面上是群众专政，实则由军管会军代表生杀予夺，军队是什么？和公安一样，国家机器嘛，“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对个人的专政，说你是反革命那就是铁板定钉了，随时有可能扭送公安机关判刑，说枪毙就枪毙，这个心理压力能小吗？要说群众在文革中对共产党的恐惧，还就属这个阶段。武斗可以躲避，群众专政是谁也躲不过的，到处是各地方单位革委会的通缉令，每天都在“扭送公安机关”，隔三差五的就枪毙一批，比镇反时还杀气腾腾。
据有关部门1984年的统计，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打死约一千人，而后期“清队”，全国有420余万人被关押和隔离审查；其中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有130余万人；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被正式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3.5万余人。这还仅仅是“有关部门”的统计。现在的文革研究，对文革暴行的论述，多侧重于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和群众斗群众，而对文革中的武斗，后期“清队”和清查516分子，一打三打等暴行却少有揭露，对各地军管会革委会军代表的大规模反人类罪，更是少有提及，连明确的指向都不敢，岂非咄咄怪事？
附：1967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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