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刘源王岐山逼疯国企老总们 嚎发不出工资了
来源：BWCHINESE中文网作者：中国财经观察员 金子厚
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近十年未遇的寒潮。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行业，从传统企业到创业型公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近十年未遇的寒潮。
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把钢铁、煤炭等行业逼到了全行业亏损的悬崖边上，僵尸企业的比例超过15%；
新一轮的破产倒闭风潮，正在向大型企业袭来，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钢铁、连续7年跻身民营企业500强的天地龙集团、可能导致银行坏账达300亿的庄吉集团等都陷入破产噩运；
金融风险开始逐步向银行端侵入，各种理财产品兑付风险接连出现，P2P平台“跑路”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增速猛然降至1%以下，一年之间悉数告别“全球最赚钱公司”的榜单；
土地财政的萎缩，让一些地方财政滑向债务危机的泥潭，个别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
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
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
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
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上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未充分激活，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
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
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石油国，还有金砖国的巴西、俄罗斯等，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
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断袭来。
那么，接下来的2016年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
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2016年面临着重重困难，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在一个下滑的通道里面，我们所谓叫做新常态通道，广大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苦日子，远远没有到头，甚至仍然暗无天日，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新兴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新的消费能力正在诞生，无论是内贸也好，无论是外贸也好，存在着种种变革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掉，中国的改革信心没有丧失掉，未来是理性创业，野蛮成长时代将在2016年结束。那些讲概念、玩花样，做题材的创业者将离开中国产业的下半场。”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商品，有一个好的产品，有一个好的服务，你一定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资本和好的消费者帮助你走的很远。
吴晓波认为，我们在2016年会看到硬件革命，今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企业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移动应用会大规模地丰富，可穿戴设备在2016、2017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以某种方式最终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商业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撰文称，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有利于中国出口。IMF于2015年十月份发表的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6%，比今年高0.5个百分点。
从世界经济情况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前景相对乐观，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经济也逐步趋稳。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但由于今年基数很低（比如IMF预计俄国和巴西今年实际GDP分别下降约4%和3%），2016年的经济增长有望复苏。
马骏表示，房地产销售回暖一般预示着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速度加快，后续投资将回升。销售端的热度向前传导到开发端一般需三个季度左右。但考虑到上述下行压力，即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企稳回升更可能发生在2016年下半年。
“探底”，是众多预测者对2016年经济所处阶段的概括。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称2016年中国经济处于探底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也称中国经济“在一轮周期的低谷当中，2016年经济不可能恢复正常”。
“探底”一词，耐人寻味，既蕴含着经济下滑时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又有希望尽快触底反弹的意味。在悲观者看来，下滑深不见底，而少数乐观者则预言底部就在下半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报告指出，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企稳并略有回升，但幅度十分有限。“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有望趋稳，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基本确立。
报告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放缓，之后几年低位企稳。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WillemBuiter甚至警告，2016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中国首当其冲。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称，经济缓慢下行，政策托底对冲，市场波动加剧。
供给侧改革是高层新提出的经济治理新药方。“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2015年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
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但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
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看好者如有经济学者马光远，他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精义就是减税，2016年将会有实质的减税措施。
不过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3—5年来贯彻，对2016年的经济运行影响有限。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也表示，供给侧改革主要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从真正落实到发挥作用需要较长时间，对于短期稳增长的作用不应过于高估。
“短期的宏观政策目标是防止增速进一步下滑，稳定在6.5%的水平，供给侧改革可能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首先，供给侧改革是长期的体制性改革，从真正落实到发挥作用需要较长时间。其次，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供给能力不足，而在于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另外，从劳动人口看，即使劳动年龄总人口在下降，但是农业内部的就业数量并不少，10%左右的劳动力配置在农业，说明仍然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可以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
“我们的供给能力并不是不足，现在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需求不足，供过于求，所以经济增长不好。供给侧改革当然是着眼于长期，着眼于改革，但是不要高估它对于短期增长的稳定作用。”赵扬表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甚至预测，供给侧的改革并不会马上带动经济增速，相反，还会暂时性地使中国经济增速降得更低。
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棋子，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巨大压力下，供给侧改革能否快速奏效，力挽颓势，对执政者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也是2016年经济的一大看点。
“决策层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支撑GDP增长，达到至少增长6.5%的目标。”渣打银行预计，考虑到中国债务杠杆比率较高且不断上升，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较08金融危机期间更大。
广发证券认为，2016年上半年，在“保增长”政策和地产投资恢复的带动下，经济有望维持弱稳定。2016年下半年，随着财政支出后继乏力、地产周期结束、传统行业供给收缩，经济再次“下台阶”。随着经济下台阶，利率水平也将进一步下台阶。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持谨慎态度。他认为，“2016年中国GDP增速下行的各项因素犹在。对未来国家宏观经济要持谨慎态度，不要太悲观，也不要抱有太高的预期，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大幅反弹。”
当然，中国经济已然融入了世界经济，他国经济的好坏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6年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在增大而不是在衰减，譬如，石油产量、美元走势、欧洲债务、TPP和美国大选等等，这些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中国贸易及资本项下的经济波动，进而影响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供给。
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经济生态环境中，唯一可能使我们避开经济和投资收益风险的是心态、知识或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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