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实录》辨伪
前 言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史料价值极高，它将一次重要的党内斗争立体呈现，读者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
据《实录》前言、后记，该书发端于“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初版于 1988 年底。可以说这本书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晚半年可能就出不来了。那个时段，党内政治力量重组，一些人痛定思痛，批评旧极权的言论相对宽松。书中浓墨重彩刻画的几个反面人物如柯庆施、罗瑞卿等已仙去，可巧邓小平、陈云没有参加这次庐山会议，比较超然。
至1998 年，该书共补充修订 3 次，“力求使这次会议的全部情况得到更完整的反映”。但在庐山会议衍变的关节处仍有许多模糊之处，如毛泽东收到彭信后，是否决意掀起一场党内斗争？批判又是怎样步步升级的？《实录》没有给出清晰的说明。这给有意无意的弯曲留下余地。近年来聚讼纷纭，连李锐自己都不免，被说成是庐山会议告密者，可叹！
李锐自谦的“繁琐、枯燥”，对研究者来说，并不存在，他们收获了沙里淘金的乐趣，对普通读者来说，确实啰嗦了点。李锐作为庐山会议一个重要参与者，其亲身经历已经够得上丰富，但无论哪个参会者都难以把握庐山全貌。以第一人称著史，有比较强烈的现场感，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主管色彩，以己度人。“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犹在，合理怀疑，作者取舍史料的客观性。为尊者讳，为友人讳，为自己讳，为党讳，皆有可能。书中多处发言人名字为何用“ＸＸ”代替，未见说明。
几十年之后，抛开李锐禁忌的一切，在进一步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希望可以简洁明晰的让读者看到庐山会议全貌。
李锐作为体制中人，比较开明者，但旧意识形态依然深入骨髓，所以书中解释评论部分基本不能认同。历史的功能在于“藏否人物，指摘得失，断以大义”。“藏否”、“指摘”基础于“大义”，即价值观。什么才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最高价值？这是重写庐山会议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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