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始末
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始末作者: 冯学荣
陈炯明与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
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
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亲密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
这件事在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
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
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
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
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
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
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
先看北方。
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
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理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
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注：《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
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
好了。我们再看南方。
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
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
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
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基础的，1912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
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
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
孙中山是想給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
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竟然果真辞职下野了。由黎元洪复职。
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
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
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
可是，也是相当的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
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
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圆滑了一点——本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才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
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
“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
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
“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
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
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之上，达不成一致，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说：
“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
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
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
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
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要不、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惟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
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锺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锺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
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
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
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
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
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以下的一份“安民告示”：
“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无恐”。
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
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
1．孙中山以维护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
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
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
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
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
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
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
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
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
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
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
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
“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
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
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
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
“……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
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
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工作；
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
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
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
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
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
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
“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蓄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
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
“……（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
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
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
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
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
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
“……（6月15 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之信……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
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
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
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
“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
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
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
“……《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
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
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
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
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
“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做何云生的，急急忙忙第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奉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
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
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
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
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
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么？
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听我的分析如下：
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放他一马，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为今后留有余地；
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攻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活可以捉他。
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通的、是成立的。
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
来源: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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